1924年，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演讲，在场的还有蒋介石、宋庆龄、廖仲恺。（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在读中国近代史时，读到孙中山离世前一年的叙述，往往有这样一段：
1924年10月下旬，直系军阀冯玉祥发动政变软禁总统曹锟之后，致电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而孙中山在北上不久后却不幸病世，使得中国统一的事业功败垂成。
这段广为人知的历史中，还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反直三角同盟
许世英是清末民初的重要政治人物，是初代国民党创党的元老，曾于1916年起在知己好友段祺瑞的内阁任官，担任内务、交通总长。许世英相信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三民主义能救中国，因此任内不断地力劝时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与南方的国民政府合作，共商国家统一大计，并以三民主义治国。但当时中国处于南北分裂对立状态，双方缺乏合作的契机。
在民国初年，以至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直系、皖系、奉系等各路军阀割据的状态，共产国际也看准时机趁虚而入。孙中山先生为了打破各地军阀争强的僵局，加上直系军阀对孙中山在广东的政府始终处于敌对状态。孙只得将直系军阀作为讨伐对象，并与其他军阀同盟。
自1920年开始，孙中山便派出代表与奉系的张作霖，皖系的段祺瑞谈合作，最后组成了反直三角同盟，同时也秘密与直系军阀冯玉祥联系，策动其反叛与国民政府为敌的直系军阀曹锟及吴佩孚。
在历经数年的军阀混战后，1922年，由直系军阀的曹锟暂时取胜，之后他更以贿选手段当上了总统。虽一时取得优势，但遭受几乎全国各地一致的声讨，反直三角同盟此时也渐渐地开始发挥作用。
1924年9月，由于江浙地区的军阀冲突，进而引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在南方的孙中山准备响应，他规划第二次北伐，让南北一致合作。这时下野中的段祺瑞准备日后复出，然而军阀出身的段祺瑞对国民政府却有着许多疑虑，这时许世英便起到了协调作用，一小段插曲也就由此而生。
“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本质对立的对话
孙中山的盟友军阀们都一致反共，奉系领袖张作霖任内力阻苏共在东北的渗透。他的总司令部更悬挂着“推翻苏联共产主义”、“彻底摧毁共产主义”的标语。而皖系段祺瑞除了担心权位遭夺的问题外，也对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采取的容共政策有相当顾忌，因他坚决反对中国的赤化，这时许世英多方解释说：
孙中山是一心救国的革命家，不会想要争取权位，建国初让位给袁世凯就是例证；而容共政策是在消化共党分子，使其参加国民革命，而共产主义是没有国家民族观念，是剥夺人权的专制集团，尤其鼓励阶级斗争，与三民主义可以说是水火不容，所以统一后绝不会采取共产主义。
最后在多方协调后，北方的反直盟友们统一由许世英担任特使南下拜访孙中山，讨论如何对付直系军阀，南北一致进行战略计划。1924年10月4日，孙中山在广东韶关接见许世英，双方一见如故，彼此交流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畅谈数日，最后许世英提出了段祺瑞的两个提问，孙中山都分别给了答复。
在执政问题上，孙中山答复说：
我一生奔走革命的目的在为国家争取独立自主，从不是为自己的权力打算…若段祺瑞愿意实行三民主义，吾愿意以政党领袖身份支持他执政。
在共产党的问题上，孙中山答复道：
国民党奉行的是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两者本质截然不同，今日的联俄与容共只是一时的政策，我和苏俄的代表曾经发表联合宣言：我坚持中华民国只能实行三民主义，而苏俄代表也承认共产主义不能使用于中国，这个立场非常明显坚定，不容质疑。
得到孙中山明确的答复后，许世英满意地离去。临行前孙中山打趣的对许世英说道：三民主义为我首创，未料许君对三民主义研究之深，不下于我也。许世英北上回到天津后，将孙的回答如实回复了段祺瑞，段也不再抱着顾忌心理。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总统曹锟软禁，拥护段祺瑞复出执政，并与张作霖分别致电孙中山，请他北上共商国事，谋求中国统一。孙随即应允北上。
然而孙中山此时已身染重病，不幸于隔年三月在北京离世，其壮志未酬的遗憾，深为后世的人们所惋惜。也使得中国统一的时程向后延迟了三年，才由继任者蒋介石完成。
然而，更令人惋惜的是，当时许多的国民党人因对共产主义认识不清，不了解“容共政策”仅仅是一个权宜之计，反而受到中共混淆认知的宣传影响，结局是共党一步步的附体，侵蚀了整个国民政府，最终还夺取了中国政权，让中国超过八千万人因共党的统治而死于非命。这个后果，恐怕是孙中山先生当初所始料未及的。
参考书目:
《中国通史一百讲》作者：陈致平嘉年出版社1977年印行
《我们的国父》杜英穆着名望出版1987年出版
《国父年谱》罗家伦主编黄季陆增订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5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