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安徒生童话《国王的新装》里那个小男孩，只喊了一句“他没穿衣服！”为什么就把谎言戳破了？
显然在男孩这样喊之前，“国王没穿衣服”是一个大家都能看到，但彼此互不交流的“共有知识”——每个人都看到了国王赤身裸体，但每个人都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这样看，所以每个人都害怕把这个信息说出来，被别人当成异类和傻子。
可是当男孩这样喊了之后，“国王没穿衣服”一下子成了“公共知识”，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了，共识链开始建立，猜疑链就被打破了。
又比如——我们谈点浪漫的——两情相悦的男女生之间，为什么要通过彼此告白来确立关系？
你不感到奇怪么？告白这个步骤有什么必要呢？如果两情相悦，不就捅破一层窗户纸么？
但从认知学上看，告白其实是最重要的事情——告白之前，我喜欢你，但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喜欢你，你也不知道我知不知道你知道我喜欢你……两人之间的猜疑链可以无限延续下去，彼此都要小心翼翼，这个恋爱是没办法谈的。
但是一旦告白完成，共有知识变成了两人之间的公共知识，双方的猜疑链破碎，共识链建立，爱情就可以萌发了。
再比如（说这个恐怕就有蛆要喷了），如今被严重污名化的“公共知识分子”。
抛去扣帽子的低端手法，时下也有很多人很瞧不起“公共知识分子”基于一种相对高端的理由——觉得你们说的那些东西都无非是常识，大家都知道，你一遍一遍的讲，有什么意思呢？
比如之前曾经在B站上很火的罗翔老师，很多人就给他扣了这种“公知”的帽子。当然，罗翔老师带这顶帽子确实也挺合适的。因为他讲的那些法律常识，真的就无非是常识——你去买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上面都写着呢，罗翔老师讲了那么多“法外狂徒张三”的行迹，其实也没超出这本书的范畴。
但我们真的能说，罗翔老师这样的“公知”、以及普及法律等公共知识没有意义么？
错！法律的权威是来自于执行，但法律的意义恰在于普及与言说。
我请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否定公共知识的意义，否定罗翔老师这样广播公共知识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意义，那么仅仅作为“共有知识”的法律能足以维持我们的正常生活么？
答案是否定的。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之所以敢每天正常的上班上学，而不担心被人在半路捅了、拐了，或受到其他侵害。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知道法律，而是因为我们知道别人也知道法律，我们因之相信他人都懂得杀人、拐卖是犯罪行为，将受到严惩，所以他们不敢谋害我们、拐卖我们。
同时，我们还知道别人也知道我们知道法律，万一受到侵害，我们是会拿起相应的法律进行自卫的。所以这会加强他们不敢侵犯我们的保险性。同理，我们又知道别人知道我们知道他们知道法律……
法律这东西，如果只是制定出来、并仅仅停留在“共有知识”的层面，是屁用都没有的。只有在被罗翔老师这样的“公知”不断广播、普及并得到切实捍卫、成为一种公共知识时，它才能真正有效，保障这个社会正常的运行，帮助人们达成互信。
且罗翔老师这样的“公知”每多一个，法律的普及教育每多做一次、“共识链”就会深化一层，法律对人们合法权益的保障就会加强一分。
一个现代社会之所以能够完成人与人之间的深度信任、紧密合作，恰恰是因为无数“公知”在不断传播、深化各种“公共知识”：法律、道德、常识、共识……只有当共识链不断构建，成为人们的“深度共识”，“所有人对所有人战争”的不信任野蛮博弈才会被打破。
所以不断被广播的公共知识，恰是一个现代社会至关重要的基石。让我们向罗翔老师这样的“公知”致敬。
4
甚至我们继续思考，还会发现公共知识的作用不仅是静态的，也是能动的。
还是回到蓝眼睛岛的那个假设——假如那个异乡人在说出“岛上有红眼睛”之后，立刻醒悟，想阻止岛民们自杀，有没有可能呢？
其实是可以的，比如他可以立刻指着一个红眼睛岛民，明确的说，“我说的是他”，这样，这个倒霉岛民会被迫自杀，但其他红眼睛岛民的递归推理会因此被打断，从而保住性命。
如果觉得这样依然太残忍了，有没有别的办法拯救岛民呢？
也有。
比如这个异乡人可以尝试说：“好了，我现在知道你们谁是红眼睛了，而且明确告诉你们，不止一个！但我不会说出那人是谁！请假设您自己就是那个红眼睛吧！为他的处境想想！我想先劝大家一句，你们谨守着这样残酷的教条有什么意义呢？投票放弃它吧！尝试订立新的契约，拥抱新的生活！”
这样所有岛民都会处在一种“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红眼睛”的“盲选”状态中，从而认识到既有规则的不合理，进而倾向于打破那古怪的戒律。
这样，异乡人就从一个公共知识的言说者，变成了良性变革的推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