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先生在《菁英论坛》表示，地方债，包括地方财政枯竭，其实对地方政府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财政部门出来说，地方债这个事情，谁的孩子谁抱，这个话其实在地方政府这边看来，是一个爆炸的事件。李军说，中共这种政权，70年来，地方只要有债的时候，到最后中央一定会来背的，大家知道以前像包括什么东北，或者内地的财政不行的时候，到最后中央政府都会来贴钱，那么应该说今年是第一次表这个态，说你有债我不管了，这里面为什么地方会火气很大呢？从根本原因上来讲，其实还是跟中央的政策有关，真正造成地方政府现在这种财政枯竭，可以说跟两次税改特别有关。
第一次税改是朱镕基时代，1995年的分税制改革，当时就是做了国地税分家，为什么做国地分家，因为那时候中央财政没钱，地方上还比较有结余，所以朱镕基觉得要改，改了之后，把一些税种，像消费税全部拿到中央，然后增值税中央拿75%，地方拿25%，营业税就是企业所得税，一开始是归地方的，后来中央拿百分之四十五十，后来到六十，所以这个税改之后，基本上大头给中央了，地方只拿小头，但是地方上他要去搞建设，要冲GDP，要企业发展，还有很多社会福利的问题，退休，失业，还有医疗等等这一系列都是地方政府要扛的事情，其实这时候地方政府他的盘子已经很小了，那么就逼得地方政府想挣钱，其实我那时候接触这些政府领导们，他们天天根本就不考虑什么社会主义这个那个，他天天想我怎么挣到钱，把我这个盘子给做大，把GDP做上去，那最后他想到一条路就是卖地，所以卖地这个中国房地产的畸形发展，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博弈的结果，就是地方没钱了，要靠卖地来挣钱，这个卖地一直卖到现在。
卖到2018年的时候，那么习近平又做了个改革，第二次税改，这次改革是最狠的一次，就是原来地方上还有一些税种全没了，所有的税种全是中央的了，我记得炒的最多的叫营改增，营业税改成增值税，就是原来营业税大部分还是地方的，一改到增值税，绝大部分全跑到中央去了，中央70%的拿走了，或者全部拿走之后，那地方的钱靠什么呢？靠中央返还，跟中央要钱不是那么容易的，地方跟中央要钱有多难。
然后原来我还可以卖地，但是2018年习近平又说，房地产是不能用来炒的，画了几条线，这一下子把房地产行业给搞懵了，明显的这两年大家看到这个地方财政它靠卖地挣钱已经没多少了，这种情况下地方上怎么办？地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发债，我拼命地发债，反正你会托底，然后发发发，发到现在中央也怕了，发这么多债，然后他来一个谁的孩子谁抱，我不托了。那你说地方怎么办，钱你收去了，房地产给你这么一戳，戳破了，然后再发债，发债之后，你说这个底你不托了，那地方他要不就是躺平，要不然他想，我下面怎么跟中央干了。
秦鹏先生对《菁英论坛》说，地方政府积累了巨额的债务，而且都还不起，而且也没有一个政府想还的，根本就不想还，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会演变成政治问题，演变成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这种博弈，老百姓又和地方政府去博弈，最后整个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全社会的矛盾集合体。秦鹏说，最终我们可能会看到，在接下来，官员们会去讨薪，因为官员们现在也没钱了，现在给他们降薪等等，它会演变成相当多的社会问题。
对此，石山先生在《菁英论坛》指出，中国经济这种大幅度下滑，尤其是政府的财政出现大幅度问题，对中共政府的这个整个体制，会有一个结构性的巨大的冲击。石山先生表示，在中国的一个小镇，有镇长，有党委，有妇联，共青团，然后公安局，派出所一系列的机构，少说也有几百号人，那个当然是老百姓的负担，但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当你经济不好的时候，其实这几百号人是拿不到钱了。
石山先生举例说，我有一个朋友是县一级的，是县委书记，他说去年下半年开始，他也要减薪了，减了6000块，那个公安局减薪可能比他还多，派出所的警察减了很多，很多公务员减薪，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它对社会的这个控制，依靠的就是这样一个基层的机制，把每个老百姓都盯死，那当基层工作人员没钱的时候，他凭什么盯你，所以我看到一个视频里有一个老百姓挂了一个习近平是什么什么的牌子，就从这个警察旁边骑单车过去，警察不理他，拍视频的人说，哎，这怎么都不抓？不理了？看不见了？石山先生说，我觉得这是躺平的一个表现，这个躺平会非常严重，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人口负增长又是一个“千年大变局”
1月17日，中共国家统计局罕见公布，去年中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这是自1961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在中共宣布这一消息之前一天，1月16日，大纪元发布报导说，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揭露天机，中国爆发疫情三年多以来，已经有四亿多人死亡。对于中共宣布的2022年人口数据，很多分析师认为，中共一直掩盖人口真相，中国的人口早就不是14亿了。人口是经济的主体，人口的下降，将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会带来结构性的变化。
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君女士对《菁英论坛》表示，我们谈经济，其实它和人口是紧密相关的，经济活动，全部都是人的活动，在中国历史上至少2000年里，世界人口第一大国都是中国。从秦汉时期到明朝，中国人口占全球人口比例都在30%以上，但是到了清朝之后，因为美洲新的农作物，像土豆，红薯，玉米，这些传到旧大陆以后，加上卫生医疗的进步，全球人口急剧地增长，中国人口在那个时候占到全球的二成多，中共建政以后，中国人口占世界不足20%，但是一直还保持着全球人口第一大国。但是在去年12月到今年1月，印度的人口首次超过了中国，变成了人口第一大国了，中国人口变成全球第二位了，这是一个千年的大变局，过去二千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情，所以今年2023年它是一个新的转折点。
郭君说，未来十年中国人口可能很难再重新增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口的结构。80年代后，中国实行严厉的一胎化政策，导致这个年龄以后的人口大幅减少，现在中国生育年龄的女性比十年前少了近两三千万，女性少了孩子自然就大幅降低了。郭君指出，现在中国人压力非常大，很多人不愿意生孩子，年轻人，育龄妇女的生育率现在已经降到了1.3左右，1.3左右其实已经无法维持人口的稳定了，就是中国社会的人口未来还会持续下降，所以有专家说了，在未来100年，中国在人口上都只能排第二，印度会稳稳地占据全球第一人口大国的位置。
秦鹏在《菁英论坛》中表示，过去历朝历代实际上都非常重视人口增长，因为有了人的话，就有了生产力，有了战斗力，就能够在全国像整个中原这样的一个大版图上去竞争，去获胜。而中共搞计划生育，把人口当做一个负担，带来的结果相当于把那个自然规律给打破了。另外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活体的发展，就是人在社会上活动，才有生产，有消费，如果人突然间没了，或者突然间大规模减少了，那么生产会减少，整个国家的财富会萎缩，消费也会巨额萎缩。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有了小孩儿，你得去给他买儿童车，买玩具，买衣服等等，然后长大一点的话，他去上幼儿园，上中学，上大学，到最后再结婚生子，然后再到买房，整个这么下来是一个流程，可是，人突然间没了，你就会发现，这些消费没人去买了，整个社会的这样一个平衡，实际上就被打破了。打破之后，我们就会看到中国的生产消费其实都在巨额萎缩，生产消费实际上就是构成一个经济社会的核心动力，所以社会结构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秦鹏说，这些年学校在前两年还是扩招扩招的，现在学校发现没人了，招不到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