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参加部队
说起我怎么考入北大，还是有些故事。我是家中第一个儿子，受宠。在我上小学时适逢母亲患病，无力管我学习。因此我成了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回家从不做作业。上了高中懂了一些事，母亲身体也好了。她常给我们念叨要学好本领，以便立足社会。
“解放”了，家中经济受到了一些影响（我父亲在银行工作，大约不易捞外快了吧）。1951年号召学生“抗美援朝”去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在爱国热情鼓舞下，我想，不是可以去技术兵种吗，到那里也可学到本领啊，于是报了名。对于美国，说实话并没有什么仇恨，别忘了我是好莱坞电影的粉丝，一直看美国电影。朝鲜战争开始后才不让放美国电影的。
1951年7月批准我加入空军干校，来到了杭州笕桥预科总队，任务是政治学习，给我们讲社会发展史。通过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讲解，让我相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会来到。共产主义社会是那种人人平等，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美好社会。共产党正在领导着人民为实现这伟大理想而奋斗。党员们为了建立新中国，解放全国人民已作出了无数的牺牲。配合“白毛女”、“上饶集中营”等电影的播放，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形象马上在我头脑中树立了起来。要听党的话，改造自己小资阶级的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为了加速思想改造，必须要与旧的、反动的关系、思想决裂。组织上要求你们向党交心，与过去决裂，做个新的革命军人。
一场轰轰烈烈的坦白运动开始了。指导员找了几个家庭背景较复杂的人，在全队会上作典型的坦白报告。我们都对那典型人十分羡慕，认为他是领导所信任的人，一定很快会被选去本科学习。当时最为苦恼的人大约是一些出身好的同学，他们没有什么可令人惊讶的交待。因此，怕领导不相信自己，说自己不老实。后来分配工作的结果当然正相反，年轻的学生们当时不可能有正确的判断。
坦白运动结束，实际上我们政治学习的目的已完成了。现在想起来，这个政治学习玩得很高明。先来一套乌托邦理论请君入瓮，然后让你自爆家丑、自我矮化，不仅了解到你是不是可信任、可培养，又可让你服服帖帖地听指挥。
在迫切希望改造自己思想的氛围中迎来了参军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十月二日我们的预总队长王彪（师级，长征干部）在节日期间为了我们的改造思想，特地给我们全队学员作了报告，要求我们加紧改造思想，将来担负更大革命任务。总队长是第一次和我们作报告。一个普通的党员在我们心目中已是高不可攀，何况是一个师级干部老共产党员又参加过长征的人。在我们中的巨大反响是可想而知的。在小组讨论会上，大家的发言热烈程度是空前的，纷纷表态一定要努力改造自己，不辜负总队长对我们的期望。
因每个人已作了个人和家庭历史的交待，政治学习的目的基本达到。航校开始从我们这里抽人，我希望能把我抽去学地勤，但一切要无条件服从组织上安排的。
社会上正在开展“五反”运动。我们转入“三反”运动，当然我们中没有老虎可打，但要求我们大义灭亲揭发家中的“五反”问题。
一天，我看到总队发来的“三反快报”上登了一篇报道。说总队长王彪因枪杀了交通员被押往南京受审。原来王彪在十月三日夜（给我们作报告的次日）让一个已跟随他有六七年的交通员（以前是马夫，后为司机）一起去屋外厕所，在他解手时保护他。结果他开枪打死了交通员。回来后王向组织交待说，交通员被他发现与家中保姆有染，怕他追究，故趁他解手时想杀他，结果被他打死了。
事实正好相反，王彪把家中保姆肚子搞大了。为了掩盖，他曾向卫生所的大夫要过打胎药，由于胎儿太大打不下来了，恰逢“三反运动”，就搞了这一幕嫁祸于人的杀人惨案。我读完报道后，所受到的震撼是生平从没有过的。这是什么党员呀！这样的没有人性，把一个跟随你六七年为你服务的同志就这样打死了。你真是畜牲不如。你在报告中不是说人民解放军是新型的军队吗，大家都是阶级兄弟，是为了解放受压迫受剥削的广大老百姓走到一起来的吗。你就这样对阶级兄弟下手呀？你曾经是我们800余名学员的偶象，知道吗！你曾以一个老革命的身份号召我们要努力改造思想，把自己改造成一个道德品质高尚的人，而你自己却是一个冷血的杀人犯。我实在不能明白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人格分裂的两面人，竟然还在“革命”部队里当了师级首长。讲坛上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黑夜里的杀人犯。几个月来的“伟光正”教育，因这条报道使我大为迷惑。
一个高官就可以如此随便的枪杀一个小兵。恐怖呀！但有什么办法呢，只求老天保佑，希望我不要遇到这种领导。因王彪送军法处了，使我略感宽心，真的希望是个别的。
二、参加工作
52年我被调到北京待分配工作，住招待所。原来我想去航校学技术，看来这愿望是落空了。但是在招待所住，没有人管非常自由。除了我们从预总来的人以外，还有从别的单位来的，待分配的人。他们都是干部，最高的是营级（团以上住更好的招待所！！）。之所以来再分配，大概是在“三反运动”中被打成“老虎”，后来审查没有问题。由于在运动中领导默许群众用“逼供信”等手段，后又没查出问题，领导很尴尬，只好调走了事。在和他们聊天中，大开了我眼界。课堂上讲的部队是不存在的。他们由于组织上先不仁，别怪他们不义。他们的分配工作是很麻烦的，挑三挑四不如意就不去，宁可在招待所呆着，反正也算军龄。竟然还可以和组织讨价还价，开了眼了！当然对我们的分配是很顺利的，我们全部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
开始分我去空直通讯大队当文化教员。这个队是搞无线通讯的，有许多年轻的女报务员（49年前后参军的初中学生）。
大队里有一个参谋，当兵前与一农村姑娘结婚。爱人是一个贤妻良母并有一男孩。当他达到在部队可和女的结婚条件时，他就想甩了她。有一天门卫来我办公室和我说，×参谋的爱人带了孩子来探亲，但参谋不让她们进门，咋办。我一听就火了，跑到营房门口把母子俩接了进来。心想你怎能这样没良心，现代版的陈士美。原来他怕女报务员们知道他已婚有孩子。
后来我调到独立三团（第一批女飞行员的团）。同一办公室的一位女教员，有一个老干部在追她，她不同意。结果党支书来做工作，许了好多愿，如：可保送上大学，可入党等等，还可不用上班……本来婚姻是俩相情愿的事，现在这种组织出面做工作，已有强迫的意思，我很是不满。根据我对那些老干部的了解：不要看他们平时马列套话满嘴，但满脑封建意识。我给她出了一个主意。我说：“你告诉他，你原来有一个男朋友并且关系很好，你已不是处女。”结果真有效，他追别人去了。
54年她转业离开了部队，临走时，感谢我替她出了这个好主意。
三、决心要求转业，去考大学
54年的时候，我在部队已生活了二年多了。朝鲜战争已结束，我想学技术的愿望也没有实现，两个促使我参军的动机都消失了。王彪的事、招待所中见闻、老干部的特权等等。使我觉得再这样在部队耽下去，将毫无前途，萌生了去意。
那时我担任初中几何课老师。全团有两个几何班。另一位老师是原浙大一年级学生担任，领导考虑他是大学生应该比我有水平，分班时他班的学员比我班多了六、七个。但经过两星期的教课后，我班的学员反而超过了他班六、七个。这是对我的肯定，当然高兴，但我怕因此不让我转业。
54年部队要实行军衔制。规定原大学生参干的，可评正排级。将来是少尉军官。我是副排级当然就不是军官了，我觉得很不公平。我知道没有办法改变这个规定，但我也可使自己变成大学生呀。因此，我下了要转业去考大学的决心。当我提出这要求后，领导很重视（要我教书而已）。马上派政工干部来找我谈话做工作。他说，你现在不是正排，好好工作将来很快可以提拔的呀。你的工作学员们肯定，领导也是知道的。我知道不过是些花言巧语吧了，将来他们可以用任何理由来搪塞，我不想再吞下这个诱饵。我否定了他以为我在闹待遇的猜测。后来他用“为人民服务”的大帽子来压我。我就说念完大学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呀。国务院也号召干部可以报考高等学校，学成后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反正这一套“辨证法”我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最后，我举了一个女教员因嫁给了老干部送去上大学的实例。他可能没有想到我没有被说服。他应该说是在团里被认为较有水平的政工干部，所以才调到知识分子中来工作。我是不是伤了他的自尊？不知道。
有一天星期六下午，他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问我是否还想转业？得到肯定答复后，他说那我们去开个会吧。我跟他去到一个教室，里面已经有团支部的团员坐在那里等开会了。他在开场白中介绍说：我不安心在部队工作，个人主义思想严重，希望大家帮助我。有几个早已写好稿子的人发了言，当然除了套话没有什么新东西。其中那位几何老师的发言引起我注意。他的稿子是下了功夫写的，慷慨激昂，声色俱厉好像很痛恨我似的。我想你们班上的同学到我班来与我有什么关系？批判（斗争）会结束前问我有什么要说的，我只说回去好好想想。
看来软的不行来硬的了。我真的要想一想了，妨害批准我转业的是我现在手中拿的教鞭。假如现在我表示接受批评不要求转业了，那我输光了。任何转机也不会发生了。假如我坚持呢？因为他们还要我上课大概不会对我怎么样。我知道部队当时就有一批人要转业的，我准备赌一把。一天我正好下课遇到了那干事，他主动的走来笑眯眯地和我打招呼，并问我想通没有？我说：“我还想转业。”他马上拉下脸恶恨恨地对我说：“你要考虑后果。”就离开了。当时我确实有些害怕，不知道怎么办！很快又开团支部大会，并在大会上宣布开除我团籍（他很笨，一下把牌都打完了）。我并没有想到，他会一下就用完他的权力。受这样的打击我有些头痛，回宿舍就睡。一觉醒来，自问，我不是想丢掉教鞭吗？现在机会来了。转业不是我的最终目的，上大学才是目的。有了团籍是否对录取有好处呢，我想是的。现在要团籍承认错误，那我根本无棋可走，主动权完全在别人手中拿着。现在该怎样做呢？我想出了办法。次日，我越过干事直接去找政治协理员（营级）。他见我后先批评我个人主义严重，要改，否则很危险。然后又鼓励我说，好好认识错误，你还年轻、有文化，改正错误了，还大有前途的。你工作还不错，好好干，将来入团入党都有可能的（老一套工作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