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读了《炎黄春秋》2011年第四期上发表的吴传斗同志的《一个右派的“饥饿改造”》这篇文章后，当晚曾辗转难眠，思绪万千，许许多多学生时代被饿得死去活来的情景一幕幕地涌现到我的面前。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是作为那个年代的“阶级敌人”属于“黑五类”来进行改造的，而我与他不同的是，我是“根红苗正的红五类”，也曾经是“祖国的花朵”，尽管如此，我也在劫难逃，与他经历的饥饿劫难并无二致，而且持续的时间更长。
今年清明节前夕，我问著名新闻学教授王振亚先生：“清明节，你回老家扫墓吗？”他说：“我每年都回去给我那1960年饿死的老爹扫墓，那一年，仅俺村的王氏家族三户人家就饿死了18口！土改时俺村共有276口人，到1960年夏天就剩下68口人了，其惨状现在回忆起来还胆战心惊”，说完他悲凄地摇了摇头。5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可见“三年困难时期”的饥荒在人们心里留下的重创与伤痛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失。我每每想起学生时代所亲历的饥饿生活也是心痛不已，不堪回首。
解放前在冀鲁豫行署解放区工作的父母后来进城了，父亲成了平原省濮阳专署（1949年划平原省，省会新乡市，1952年底撤省后划归河南省）的一名中层领导干部。父母把我从山东农村姥姥家接回到城里来，我从贫穷落后的农村第一次来到城里，平生第一次看到了电灯，看到了马路和楼房觉得真是新奇极了，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光辉灿烂的崭新的天地。1950年，我挎着新书包开始上学了，成了一名一年级小学生，那时的生活真是太幸福了，经历了旧社会忍饥挨饿的苦难岁月后，一步迈进了新社会，再也不用过吃糠咽菜，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了。
闲暇时，父亲经常带着我去地委、军分区他的老战友、老朋友家里去玩，他们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后打出来一个新天地，那份自豪，那份幸福时时出现在他们的言谈中，有时他们也指着我说，咱们受苦受难搞革命不就是为了他们这一代人的幸福嘛，我也傻乎乎地冲着他们笑笑，心里觉得反正以后我会有吃不完的白面馍馍，缺吃少喝的日子与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不沾边了。
1958年开始“大跃进”了，秋天开学我刚上高中一年级，还没有上课，一开学就大炼钢铁，为了实现“三年超英（国）五年赶美（国）”的伟大奋斗目标，我们在校院里支起土炉灶，没明没黑地炼起了钢铁，学校操场上浓烟滚滚，人声鼎沸，那种热火朝天的劲真比炉子里的熊熊烈火还热几分。我们挨家挨户地去搜集铁源，什么铁锹犁钯、锅勺铲盆凡是带铁的都拿来往炉子里烧，按规定每个学生都有献铁任务，有的同学看到家里实在没有铁可献了，为了完成任务，竟然把母亲出嫁时陪嫁的衣橱上的铁环都拔出来献了。城里的铁资源没有了，我们就移师到乡村去炼。农村的铁源就是挨家挨户地去砸人家的铁锅，甚至连农民家大门上的铁钉都不放过。那时候饥饿就已经开始露头，且渐行渐近了，然而我在农村却亲眼看到大量的红薯、玉米都烂到了地里无人收割，甚至连犁镂锄钯都扔到地里无人要了。现在回忆起来，从当时烂在地里的那些硕大的红薯、玉米、谷子、高粱穗来看1958年应当是风调雨顺的丰收年，而丰产却没有丰收，因为人们都去挖水渠、炼钢铁去了，“一天等于20年”，已经“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土地不是自己的土地，粮食不是自己的粮食了，谁还去管地里那些陈谷子烂芝麻！
狂热的浪潮过后，迎来的却是深重的灾难。到了1958年底，饥饿的妖魔张着血盆大口一步步向我们走来了：学校的食堂里开始一日三餐给我们煮萝卜小米稀饭，开始时还是比较稠的，后来就越来越稀了，正在长身体的中学生岂能是几碗稀饭就能填饱肚子的！为了充饥，大家都是三碗五碗地喝，上一堂45分钟的课都支撑不下来，大家两次三次去厕所，有时候正在讲课的老师也停下课来往厕所跑。1959年初春，母亲要到外地进修学习几个月，临走前，她给我家附近一个包子铺的老板留下了一些钱说：“孩子上中学挺累的，每天晚上你给她送两个包子过去。”这个老板特讲信誉，母亲走后他果然每晚送两个包子过来，除了在学校的每天三顿稀饭外，起码我比其他同学还能多吃两个包子。没过多久，包子皮竟然换成红薯面加白面的黑皮了，又没过多久，这位大爷就不再给我送包子了，我怕是妈给的钱不够了，就跑去问他，大爷凄惨地苦笑了一下对我说：“妮啊，我的包子铺已经关门了，买不到面和肉了啊，咋做包子呢。”大爷把剩下的几块钱塞给我说：“我正要说把剩下的钱叫孩子给你送去呢。”回家的路上我边走边流泪，从今以后我唯一的精细粮断路了。
1960年，全面的大饥荒袭来，田野、乡村一片萧瑟，人们一个个面如菜色，许许多多的人都浮肿了，眼睛肿得眯成一条线，腿上一按一个坑，鞋子都穿不进去，那时候如果看到谁没浮肿就会惊奇地问“你是咋回事，怎么没有浮肿？”这时候我是高二年级了，每天饥肠辘辘，一低头眼睛里直冒金星，走路浑身无力，终日无精打采，一动弹就头晕眼花，只想躺在床上睡觉。我的父亲当时按级别享受一点点所谓的“特供”，即每个月大概有三两次吃到点肉的机会，因怕不能足额吃到领导嘴里，这点肉都是由机关食堂统一做好由享受特供的人打回家里吃，母亲怕我眼馋，每到此时她总是带着我到机关食堂吃饭，还有意多磨蹭一会儿，估计着等父亲吃完了才带我回家。等我回到家里第一眼关注的还是父亲吃剩下点汤水没有，父亲总是要给我留下三两片肉，没有肉了也要留下点肉菜汤，那时我吃着这带腥味的汤真是如食甘露仙丹，香极了。
为了保持身体的热能，维持着生命的底线，我们不仅不再去挖渠修堰炼钢铁了，而且学校的一切体育活动全部取消，就这样也没有抵挡住饥饿的折磨，红薯叶子、梗子、野菜、萝卜叶都成了食用的上品。有一次，实在饿得心里发慌，我和两个同学到郊外农田里想找点能吃的东西，也就是看看地里有没有农民刨地时剩下点没有拿走的小红薯和小萝卜之类的东西，好捡来充饥，谁知道田野里的那幅景象把我惊呆了：树叶被摘得所剩无几，有些树皮也被扒光了，看着那白花花的树干，我心里又惊又怕，人们怎么把树皮都扒吃了呢。
为了维持我们年轻的生命，学校千方百计想出各种绝招叫我们这些中学生填饱肚子；用水红花（黄河里漂浮生长着的一种杂草）碾碎掺上面蒸“馍”，草毕竟是草，无论怎么碾，蒸出来的干粮都保留着许多半厘米左右的草梗，学校食堂当时的粉碎技术还没法把这些杂草梗变成细粉。那时能用来充饥的东西太少了，只要是能吃了不死人的东西，一丁点儿也舍不得抛弃，没有哪一个同学说难以下咽的，大家照样吃得很欢实。俗话说：狼恶虎恶没有饿恶，不吃就不能活命啊！这一年我懂得了啥叫饥不择食，就连积水上边长出的一种绿藓苔我和我的同学也捞着吃过。还有一种叫地衣的东西，农民也叫地骨皮，即下过雨后积水处经太阳一晒会有一种黏糊糊的东西粘在地上，等干了以后把这层皮揭下来洗净吃。这一年，我把草根、树叶、藓苔全都吃过了，这些如今猪狗不食的东西养活了我。
1961年，在饥饿中我考上了大学，虽然成了那个年代的天之骄子，但是饥饿的状况并没有得到太多改变，每顿一个纯高粱面干粮，剩下的就是随便喝的没油的菜汤。当时大学生的定量可能是每月29斤，并没有听说过谁克扣过我们的粮食，也就是说这些粮食都足额吃到我们嘴里了。如果按现在人们的饮食习惯，这个主食的量足够两个人吃了，因当时没有鸡、鱼、肉、蛋、奶、油、糖等副食，还是天天饿得心慌。
上大学期间令我至今仍记忆犹新的两件事是：刚考上大学去校农场劳动，我们班的鸣凤挖地时，偶尔挖到了一个花生，她惊喜的大叫了一声说：“啊！花生！”我们几个女同学都围了过去，她说：“咱们几个女同学分吃了吧。”一个花生两粒米，我们班共有六个女生，鸣凤硬是把它掰开使我们每人都吃到了一丁点儿，因为很久都没有尝过花生啥味道了，豆大的一点花生米也算是叫我们解了解馋。另一件事是：有一天，母亲高兴地告诉我：“给你爸发了一张广州酒家的餐票，你去吃吧。”我说：“咱们一家都去吃多好啊。”妈说：“傻孩子，你以为这票里有多少东西给吃啊，够你一个人吃饱就不错了。”广州酒家在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是郑州闹市区经营广式风味的最高档的饭店。我一听高兴极了，当我走进这家饭店后才发现这里十分萧条冷落，什么生猛海鲜鱼翅燕窝早就没有了，这里也只能经营些很一般的极为普通的饭菜。这张餐券所供应的是四个包子一碗汤，餐桌上我把一个包子才咬了两口，这时闯进来一个汉子，腾一下子把三个包子全抓走了，我连他长啥样都没看清，已经是大一学生的我当时趴在桌子上就哭起来了。
1962年的冬天，“包产到户”的成就和威力显现出来了；有一天，大约晚上9点钟以后，我正在教室里上晚自习，忽然听到校外有叫卖热红薯的声音，在那漆黑阴冷的冬夜里，这声音好像报春鸟一样使我惊喜不已。热红薯的叫卖声音，昭示着农村经济正在逐步复苏，农民已经能把食物拿出来换钱了。我真想出去买块热红薯吃，但是又没有这个胆量，因为这叫资本主义的尾巴，卖者为什么白天不敢出来卖，晚上才敢出来叫卖，也是怕被“割掉资本主义尾巴”。买卖自由自古就是花开花落两由之，当时，生活在夹缝里的买者和卖者想交易也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时光移到1964年，我上大四了，秋季开学一天课没上，我们就下乡搞“四清”，“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为了照顾大学生，上级为我们选择的是生活条件比较好的河南省偃师县山化公社。按规定必须到贫下中农家轮流吃派饭，中农以上成分的人家是不能去的（地富反坏右家更不能沾边）。因为贫下中农家经过我们一冬天的吃喝，每家也都反复轮过许多遍了，到了春天放宽到可以到中农家里去吃饭了，尽管是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公社，不管是中农还是贫下中农的生活依然还是十分贫困的，家徒四壁，进村以来，我们的主食全是红薯，喝的是小米稀饭或者玉米面糊糊，当时能吃饱，干一阵子活就饿得心慌。
毕业前夕，我们班六个女生在一起谈理想，当说到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最想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时，有的说是先买条漂亮的床单，有的说先买双好看的鞋子，轮到我时，我想了想很严肃认真地说：“我先买几根油条吃吃，这几年我都没有正儿八经地吃过油条了。”一句话叫她们几个笑得眼含泪花，评价是：说得最实在，最现实。
《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