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一些宋永毅和单少杰等学者关于“三反”与“五反”的文章和讲话，有些体会。今天习近平打压民企，和当年毛泽东打压民族资本，有很多相似之处。显然，习近平以毛泽东为导师，但又似乎不仅仅如此。
毫无疑问，从毛到习，中共从来不放心民企。民企规模越大，对共产党来说，就越具风险挑战，共产党就越不放心。其中的逻辑，用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研究非洲国家民族资本和政权的关系来解释，实在很妙很贴切。阎学通在2017年3月接受访谈时谈到，他研究非洲民族工业发展有一个发现，即以资本为基础的非洲政权，需要民族资本做大；以枪杆子为基础的非洲政权，却不能让民族资本做大，因为民族资本一旦做大，必然会和政府争夺政权。（阎学通，《未来世界，谁主沉浮？》，2017）。
民企和政权的关系，在毛泽东时代和习近平时代有几点相同的地方：第一，习近平和毛泽东一样，都认为民企/资本家腐蚀了中共的“好干部”，于是整完干部就整资本家。中共在1951到1953年开展“三反”、“五反”两大运动，当时较为著名的口号包括“打老虎”、“打苍蝇”等。毛泽东认为腐败是资产阶级对党的猖狂进攻，所以这两项运动从共产党内部和国家机关入手，然后落实到对私营工商业的整肃上。在“五反”运动中，民族资本家被整得伤筋动骨，他们当中至少三分之一受到整治或者警告。
习近平和毛泽东一样，也是先整党，在党内“打大老虎”，然后整饬民企。他的人马首先打击的是一批和中共高层政治菁英关系密切而又存有“系统性风险”的大型民企。这些巨型民企被指控，借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掠夺国家和社会资源，操纵金融系统，和高层政治菁英勾结，威胁共产党的统治云云。
第二，从步步为营的蚕食到明目张胆的鲸吞，习今天打压民企的力度，不亚于当年的毛。1950年，中国发布《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私方股东的酬劳不少于60%的盈利馀额。到1953年，毛泽东表示，“要出于资本家自愿”，提出企业利润分配表，由国家、企业、职工与私营股东“四马分肥”，企业主的红利被降为盈利的20.5%。后来在“公私合营”中，政府更是对资本家予取予求。
而今天的习似乎比当年的毛更狠。马云的蚂蚁集团在一月初完成了一项诡异的调整，根据这项调整，马云原本控制集团53.46%的股份，被降为只持有6.2%的投票权。据官方发布的通知显示，现在该集团的第二和第三大股东都是国有资本。有分析人员表示，蚂蚁集团最后被“收归国有”的可能性很高，届时，民营企业根本没有能力抵抗。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国有资产如此放肆地剥夺民企资本，要远胜于毛泽东时代的“四马分肥”。
第三，为了加强党对私企的控制，毛泽东在资本家的企业里建立了基层政权–工会和党小组，习近平也要求民企建立党组织，要求企业家和党保持一致，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根据中央统战部等部门主持的中国私营企业调查，设立党组织的私营企业从2012年的35.6%大幅升至2018年的48.3%。在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更有92%的企业设立党组织。而中共组织部的另一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有187.7万家私营企业建立了党组织，短短五年间建立党组织的企业占私营企业总数超过7成（朱琉强，2022年）。
但是在社会监管方面，习近平面临著政府和民企之间的更复杂关系。习肯定比毛更具某种现代野心。习试图用高科技更有效监管社会，就不能不依赖私营企业最新的监控技术。中国现在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监视设备市场，近万亿的中国市场规模，政府采购占了60%。其中，私营企业几乎压倒性地主导了这个产业，海康威视、大华和宇视就占据了全球视频监控市场份额大概30%。至于互联网私企，政府要互联网巨头上交算法，采用“本地储存，外移审查”的数据政策，并严格审批和监察互联网私企在海外资本市场的运作。
总之，在打压民营资本方面，习近平和毛泽东有得一拼。在社会监管方面，习近平似乎更具现代极权主义政权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