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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年:白纸运动被捕者:她们是谁,经历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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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喜爱阅读、写作、电影放映,地下音乐,热衷于探索城市里处于夹缝中的、有叛逆气质的公共空间。她们是一路升学上来的“好学生”,却因感受与目睹具体的不公,而成为行动主义者。她们如此年轻而又热情,假以时日,她们将承担起更多。如今,面临严厉的打压,“起点却彷佛成了终点。”但她们行动的意义才刚刚开启。

2022年11月27日,北京,一名妇女拿着一张写有乌鲁木齐火灾日期的白纸,以悼念死难者。摄:Thomas Peter/Reuters/达志影像

本文由端传媒与NGOCN声音计划联合发布,首发于端传媒。本文也是NGOCN关于白纸运动被捕者第二篇深度报道,第一篇为《被捕者:那些青年》。

2023年1月20日上午,农历春节来临的前一天。在失去自由29天后,27岁的曹芷馨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律师。

这是在北京朝阳区看守所的会见室。她穿着土黄色的棉布上衣,灰色的棉裤,这是看守所的“号服”。按照惯例,会见时间只有40分钟。

“她很坚强。”知情者说。

前一天夜里,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月19日晚上11点多,被关押在朝阳区看守所的多名“亮马河悼念活动”的参与者,被陆续以“取保候审”的名义释放,其中有记者杨柳、秦梓奕等人,但曹芷馨没有在其中。她和她的另外几位同龄密友,包括李元婧、翟登蕊、李思琪,同时被宣布批准逮捕。罪名也由此前的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更改为“寻衅滋事”。

据知情者称当晚被批准逮捕的至少有20多人,他们都与2022年11月27日夜发生在北京亮马桥、反对疫情封控的悼念与抗议活动有关。

知情者说,曹芷馨在得知自己被批捕的消息后,感到非常失望。她确实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参加一个正常的悼念活动,会遭遇如此严重的后果。在收到家人以及男友的问候与关心时,她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而在此次见到律师之前,她并不知道自己在被抓之前录制的求助视频,已传遍了全世界。在这个视频中,她预感到自己将要“被消失”,而尖锐地发问:“我们这些青年只是正常地悼念自己的同胞,为什么要付出被消失的代价?我们是谁不得不交差的任务?”

早在1月9日,律师就为她提交了取保候审的申请,但被驳回。1月17日,律师向检察院提交了“不批准逮捕意见书”,认为她只是“参与了自发的民众悼念活动,完全不构成犯罪。”但这份意见书并没有被检察院采纳。

和曹芷馨同一天被批捕的另一位年轻女性——27岁的翟登蕊,则没有在农历春节前见到自己的律师:繁琐的各种申请手续,以及不断出现的“意外”,让会见变得很困难。

在失去自由之前,翟登蕊正准备申请到挪威的奥斯陆大学攻读戏剧专业的研究生。热爱文学与戏剧的她已经为此准备了很久。原本她的亲人想在律师会见时问到她的申请密码,替她提交申请,但因为律师迟迟不能会见,如今已错过申请日期,只能留下遗憾。

还有李元婧,毕业于南开大学,又从澳洲留学回来,是一位职业会计师,也是她们中“最有钱的”。以及李思琪,一位热爱写作与读书、自称“不自由撰稿人”的青年。她曾经毕业的伦敦大学金斯密斯学院,于2023年1月28日刚刚为她发出了支持声明。

她们四个人,是同龄的密友,在失去自由之前,都居住在北京鼓楼老城区的胡同一带。她们都有鲜明的文艺青年气质:喜爱阅读、写作、电影放映,以及地下音乐。她们热衷于探索这座城市里那些处于夹缝中的、有叛逆气质的公共空间。

她们关心社会议题,但还没有来得及进行真正的公共发言。在一位密友的眼里,曹芷馨,以及她的朋友们,大多数只是“半积极分子”,是一群热爱生活的、“对什么都有兴趣”,愿意什么都去尝试的年轻人。“但她们与真正尖锐的问题之间,还有一定距离。”

她们基本上都是在2015年左右进入大学。从那时到现在,原本就十分薄弱的中国公民社会一直处于被高度打压的状态。近十年来,在北京,很多公共领域的讨论与行动已难觅踪迹,而她们,身处文艺资源曾十分丰富的北京,在残存的公共领域的夹缝中生长起来,并有一条脉络可循。她们身上,有着这一代人的独特烙印。

“她们是一群有反思能力的人。她们也是行动主义者。”曹芷馨和翟登蕊的另一位朋友阿田(为保护当事人,此处用化名)说。他于2022年9月离开北京,去攻读博士学位。他说自己如果在北京,那天晚上,也一定会和她们在一起。

“这一切迟早都会发生的,这三年极端压抑的疫情管控只是一方面。”他说,“在这片土地上,只要有不公不义在,反抗就一定会发生”。

“假以时日,她们可以承担起很多东西。但现在,随着她们仅仅因为一次街头抗议就面临严厉的刑罚,起点却仿佛成了终点。”阿田说。作为朋友,他为此感到痛楚。

2022年11月27日,曾聚集大量悼念市民的上海乌鲁木齐中路,路牌被拆掉放在地上。网上图片

1被捕

2022年12月18日,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当天,曹芷馨从北京到了上海。

二十多天前的11月27日夜,她和一些朋友在网上看到了悼念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的消息,就去了离家不远的亮马桥。“对她来说,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她的男友后来说。

她带了一束鲜花,摘抄了一些诗句。有人看到了她在微信上发的两条朋友圈,那是她在现场。照片上也只是鲜花,诗句,还有站在一起的年轻人们。

已是深夜,离开现场后,她和朋友们又去了鼓楼周边的酒吧玩,然后于凌晨时回家。好友翟登蕊也借宿到她那里。她一觉睡到大天亮,而此时,远在国外读书的男友,正在焦急地联系她。

11月29日中午11点多,曹芷馨正在和男友通电话。男友在电话那头听到了曹的房间有警察上门,一片杂乱的声音。

“她是个心很大的女生。常常连门都不锁。”她的另一位朋友后来说。五、六名警察直接进了她位于胡同杂院里的小屋。

她被带去了附近的交道口派出所。根据中国法律的规定,传唤或拘传不得超过24小时。和当日被带走的大多数人一样,次日凌晨,曹芷馨被放回了家,但手机和电脑以及iPad被扣在了派出所。

回到家的曹芷馨有一丝担心,但依然正常生活着。12月7日,在亮马桥悼念活动发生10天之后,中国政府公布防疫措施“新十条”,全面放开了疫情管控。身边几乎所有的人都感染了一轮,曹芷馨也不能幸免。

政府在一夜之间放开管控,在全中国,买不到基本药物的人们都在自救。但无路如何,荒谬而严酷的清零政策终于结束了。“人们终于获得了在家生病的权利。”作家狄马曾这样评论。

也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曹芷馨和她的朋友们多了一丝乐观。无论如何,政府放开管控,其实是间接承认了封控清零政策的失败,这似乎使得此前的悼念和抗议活动无可指责。

在第二次被警察带走之前,曹芷馨曾和密友一起讨论可能的后果。

“我们当时猜测: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这个事情会不了了之,毕竟大家只是正常地去表达了一下哀悼之情。但也有百分之四十的可能,去了现场的人会面临几天的行政拘留。只有百分之十的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她的朋友说。

但最终,出乎意料的,那个最坏的结果降临了。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NGOCN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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