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受到了全世界舆论的严厉谴责，这场战争对台湾的影响，就像1951年朝鲜战争对台湾的影响一样，使台湾面临被共产党“武力统一”的危机下，脱身而出。朝鲜战争后的台湾，避开了被毛泽东政权吞灭的危机。这种改变实际历史进程的影响，是人类社会“元历史”的力量。
乌克兰战争对中国大陆的影响是“元历史”的影响，自以为可以凭借独裁权力随意创造中国历史的独裁者，不得不改变直接用“武力统一台湾”的方式。然而，台湾前景存在一种可能性，北京还会不断用武力威胁台湾，不断用军机军舰越过台海中线飞航，扩大台湾内部的“亲习派”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将不再使用邓小平“一国两制”，而用其他“政策口号”，扩大台湾内部分歧，等待时机，扶植“亲习派”取得台湾政权，从而，使北京的独裁权力全面渗透台湾。
台湾问题的两个视界
台湾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台湾独立”问题。经过国共内战，到1949年，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国土，被共产党用暴力革命占领，中华民国的国土只剩下台湾，但中华民国仍然存在。1949年后的台湾，并不存在什么“台湾独立”问题。现在的“海南”脱离北京政权控制，可以说是“海南独立”，而台湾从来不在北京政权控制下。所有借口“一个中国原则”指责所谓“台湾独立”的说法，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从国际法看，也是不成立的。
台湾问题有两个不同的视界，一是台海两岸的视界，二是国际法视界。
从台海两岸的视界来看，主要有三种不同主张，一种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解放台湾”、或“一国两制”统一台湾。第二种主张是以中华民国名义，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第三种是，拒绝统一，在中华民国的名义下或台湾的名义下长期维持台海两岸现状。
这三种主张，具体来说，还有许多具体内容的不同。
从国际法视界来看，对“国家”的承认与对“政府”的承认是不同的。承担国际权利与义务的实体，并不是当时掌握国家权力的政府，而是国家本身。政府发生变动后，这些权利与义务仍然存在着。一个国家的政府按合乎宪法的程序变动，无须其他国家政府采取承认与否的行动。当一个政府为革命、军事政变所推翻，这时，就发生一个是否承认新政府的问题。如果一国中出现两个敌对政权，如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其他国家就产生在两个敌对政权中选择一个加以承认的问题。
新国家的产生，存在“国家承认”问题。因革命、叛乱、军事政变而产生“新政府”，存在“政府承认”问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按中国大陆的习惯说法，1949年建立了一个“新中国”。然而，1949年以来，中华民国在台湾仍延续它的存在。北京在与其他国家建交谈判时，要求其他国家与中华民国断交，这样才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北京这种做法，在实质上是要求外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不是要求承认1949年后亚洲东部建立了一个“新国家”。这一点，在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就逐渐明确。在中美建交公报中，美国对中国的承认，用的是“政府承认”概念。建交公报是这样写的：“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有许多分裂时期，魏蜀吴三国鼎立、五代十国、南宋与金的对峙都是历史事实，因为当时没有“国际承认”问题，没有要求外国政府在敌对的几个中国政权中选择一个政权认为它代表中国的问题。中国如此，欧洲历史上也如此。十七世纪三十年宗教战争后，德意志帝国（又称“神圣罗马帝国”）虽然仍有皇帝和议会，但已分裂为三百六十多个各有主权的大大小小邦国，最大的两个邦国——普鲁士、奥地利互相争霸，但不存在“争谁代表德国”的问题。
七十多年来，台海两岸同时并存着中华民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如同中外历史上“原来一国范围内多国或多个政权并存”一样，是一个政治事实。
同历史上“多国、多政权在原来一国范围内并存”不同，台海两岸“中华民国”政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同时并存，存在一个“国际承认”问题。台海两岸在“国际承认”上有两大特点：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承认。
没有一个国家同时承认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北京后签署的《上海公报》中说：“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由于北京的坚持和美国的态度，使“国际承认”中的只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为世界各国所接受。
“一个中国原则”是一个原则，而不是指台海两岸的政治现实。“一个中国原则”的含义是指外国对台海两岸的两个敌对中国政权只能选择其中一个承认的问题。把“一个中国原则”同“现在式”、“进行式”、“未来式”相联，无助于理解“一个中国原则”的含义。
区分“两岸问题”与“国际承认问题”
七十多年来，台海两岸存在两个敌对政权，存在两个敌对政府，这是一个被国际社会公认的政治事实。美国在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下，承认在台湾海峡的一岸存在着一个与中华民国敌对的政权。早在1954年召开日内瓦会议时，美国不得不容忍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由美、苏、英、法等国共同召开的会议。
两岸关系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要解决好两岸关系，必须把“中国人自己的两岸问题”与“外国选择两岸中那一个政权承认的问题”区别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北京在要求国际社会在对两岸两个敌对政权上承认的原则，由于台海两岸在七十多年中始终处于敌对状态，在对台海两岸的“国际承认”中就产生了“没有一个国家同时承认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象。
现在的中华民国是一个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在台湾选举投票时，两岸关系缓和，主张“三通”和政治对话的力量就要占上风；如果北京接连不断用武力威胁台湾，两岸关系紧张，“台湾安全至上”政策就会赢得台湾民心。为了解决问题，一定要承认政治现实。1954年，为了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美国，都能正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存在的事实，容忍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与美国共同参加会议。处理两岸关系，对北京来说，首先要正视现实，正视台海两岸是“任何一方的法律以及政府的行政权力无法施行到对方的区域。”对台北来说，一些人反复强调坚持三十年前的所谓“九二共识”，在这一大框架之下探讨两岸议题，只能强化习近平“武力统一台湾”的决心，无助于台海和平。
两岸的敌对状态不发生在两岸人民之间，也不发生在两岸不同政党之间，而发生在两岸两个政府之间。结束敌对状态就需要两岸的政府的相互承认，承认两岸是“任何一方的法律以及政府的行政权力无法施行到对方的区域。”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同一个中国，以不同制度治理着两个区域的政府。”
现在看来，两岸政府相互承认对方的存在，无关“国际承认”中的“一个中国原则”。两岸两个政府相互承认，结束敌对状态，签订和平协定，走联邦制的道路，才是两岸和平统一的途径。
“不对称联邦制”构想
中国实行联邦制，前提是中国大陆产生了明显的政治民主化趋势，实行联邦制，将有助于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从习近平的全部作为来看，习近平正在走上袁世凯那样复辟帝制的道路。在21世纪的今天，习近平的复辟努力，完全逆历史潮流而动，无法持久。就像袁世凯、张勋一样，习近平复辟的努力，将适得其反，只是为中国彻底扫除陈旧腐朽的“帝制”开辟道路。
中国的帝制不仅是最高权力不容分割的专制主义，而且是高度的中央集权主义。全国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权力完全被一人掌握，选举只是一个形式。实现联邦制，有助于强化地方分权，发挥地方各自优势和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