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沙乌地阿拉伯和伊朗都属于非民主的专制威权政体，在外交方面不仅不须顾忌彼此国内人权状况，甚至还因为均属专制独裁者而“惺惺相惜”。（美联社）
沙乌地阿拉伯伊朗复交：沙伊争霸的长期历史行程下短暂妥协的权宜之计
3月10日，在中国的斡旋下，沙乌地阿拉伯王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宣布恢复外交关系，引发了世界政坛和舆论的震动。这意味着自2016年沙乌地阿拉伯与伊朗因教派矛盾引发的冲突而断交后，时隔七年，两大高度对立的中东强国实现了重大缓和。
本次沙伊复交之所以引起舆论震惊，一是因为沙乌地阿拉伯与伊朗长期敌对，几乎水火不容，数年来也未看出明显缓和迹象。如今骤然复交，自然让各方惊讶；二是因为沙伊复交的声明是在中国宣布，并且是在中国方面直接参与下达成。这让人们对于中国在沙伊复交中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以及中国在中东影响力的进一步深入，颇为关注与好奇。
那么，势同水火的沙乌地阿拉伯与伊朗为何会突然宣布结束断交状态、恢复邦交呢？沙伊复交后两国关系会走向何方？对中东局势和国际政治又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在沙伊复交中的角色和作用是什么？这反映了中国对中东和世界的渗透与影响力的何种变动？
沙乌地阿拉伯与伊朗都是中东列强，无论人口、国土面积，还是政治经济军事实力，都位列中东前五位。何况，二者都是重要的能源大国，沙乌地阿拉伯石油产量居世界首位、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第四；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则分别为世界第四和第二。这意味着两国不仅在中东影响力巨大，在全世界都举足轻重。
而沙乌地阿拉伯与伊朗却是宿敌。二者的恩怨纠葛，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沙乌地阿拉伯国民绝大多数为阿拉伯人，90%的国民为伊斯兰教逊尼派信徒。沙乌地阿拉伯王室还是麦加和麦地纳这两大伊斯兰教圣地的守护者。沙乌地阿拉伯作为当今世界上极少的绝对君主制（君主专制）国家，国家的内政外交皆由王室掌控并为王室利益服务。
而伊朗的主体民族是波斯人（此外也有一些亚塞拜然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极少），国民绝大多数属于伊斯兰教什叶派。而掌控伊朗政权的伊朗教权势力，也是什叶派忠诚的信徒。不同于沙乌地阿拉伯的君主制，伊朗实行伊斯兰共和制、二元制，教权势力和民选世俗政府共同构成了伊朗的政权结构。
因此，无论从民族、宗教信仰（所属教派）、政权体制，沙乌地阿拉伯与伊朗都有着巨大的差异乃至深刻的对立。而两国在现实中的利益冲突，则让这种对立加剧，更加激烈和难以调和。
在伊朗巴列维王朝时期，沙乌地阿拉伯与伊朗因均为君主制国家，又都是美国盟友，关系尚可因上层的勾兑勉强维持。而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最高精神领袖霍梅尼及其追随者鼓吹“输出革命”，试图颠覆包括沙乌地阿拉伯在内各伊斯兰国家王室政权，以及推动各国什叶派反抗逊尼派。而沙乌地阿拉伯同样兴起了瓦哈比主义（即逊尼派中的一种极端主义思潮），同样将什叶派视为死敌。
于是沙伊关系急剧恶化，并在中东展开了激烈博弈。相对弱势和孤立的伊朗，通过扶植在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等国的什叶派势力及政权，并鼓动巴林、叶门、沙乌地阿拉伯的什叶派势力对抗逊尼派主导的政权，打造“什叶派新月”，以图对抗沙乌地阿拉伯为首的逊尼派势力。而沙乌地阿拉伯则联合阿联酋、卡达、巴林、科威特、土耳其等逊尼派国家围堵伊朗，打压各国什叶派力量。
在海湾战争之前，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也是沙乌地阿拉伯的铁杆盟友。发生在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即是萨达姆在沙乌地阿拉伯等国支持下，与霍梅尼的伊朗争夺地区霸权、压制什叶派崛起的意识形态冲突和争霸战争。
后来，国际风云变幻，萨达姆政权与沙乌地阿拉伯反目成仇，后又被美国两次打击而使伊拉克政权易主。但沙乌地阿拉伯与伊朗的争霸仍在继续。从伊拉克到叙利亚，从黎巴嫩到叶门，沙乌地阿拉伯与伊朗进行着长期的“代理人战争”。
沙乌地阿拉伯和伊朗也在域外寻求支持。沙乌地阿拉伯在冷战期间，尤其第四次中东战争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就逐渐成为美国的铁杆盟友，并延续至今。沙乌地阿拉伯王室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政治集团，他们没有坚定的信仰，更没有政治道德，一切内政外交都是为了王室江山永固和荣华富贵。沙乌地阿拉伯王室恐惧共产主义革命、伊斯兰革命、共和革命等一切危及其统治的革命，以及相关的左翼思潮与自由主义思潮。
因此，在充满反美思潮的伊斯兰世界，沙乌地阿拉伯王室却坚定站在美国一面，以换取美国的坚定支持。而美国为了沙乌地阿拉伯的油气资源、地缘价值，也放弃了政治道德，不顾沙乌地阿拉伯专制独裁、压制自由、侵害人权的行径，鼎力支持沙乌地阿拉伯王室政权。
但沙乌地阿拉伯王室也并未将身家全部压在美国的支援上。由于美国政府总是面临支持侵害人权的沙乌地阿拉伯王室的批评与压力，时常提醒沙乌地阿拉伯进行民主改革，让沙乌地阿拉伯王室颇为不安。因此它努力向中国靠拢，不惜血本购买包括中国的“东风”洲际导弹在内的各种武器，并在涉及中国及中共政权的问题上积极支援中方，以换取中国对其的外交支援和军事保障。
而中国政府当然毫不在乎沙乌地阿拉伯人权问题，甚至因“气味相投”而对其更加青睐。无论出于资源需求还是地缘政治利益需要，中国都极为乐见沙乌地阿拉伯的亲近，将之作为极为重要的盟友善待。
伊朗方面，则自伊斯兰革命后，走上了长期反美的道路。霍梅尼提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但在伊斯兰世界，伊朗作为波斯人为主体、什叶派信徒为主的伊斯兰国家，与其他大多为逊尼派占主导的伊斯兰国家格格不入。所以，霍梅尼时代的伊朗，不仅与美国对立、与苏联和中国关系冷淡，在伊斯兰世界同样被孤立，只有叙利亚等少数什叶派掌权的国家与其有密切关系。
直到霍梅尼去世后，伊朗逐渐放弃了“输出革命”和同时对抗东西方的政策。但伊朗与美国关系仍然十分紧张，欧洲各国也大都对伊朗冷淡。因此，伊朗逐渐向中国和俄罗斯靠拢。中俄两国出于地缘政治和获取资源等利益需求，也向伊朗伸出橄榄枝。于是双方建立了相对友好合作关系。但这种合作并不牢固，仅仅是出于利益需要，而无基于民族和宗教相同性而形成的紧密关系。不过，由于中俄伊均是非民主政权执政，共同的威权主义属性让三国的统治者有了一些共同语言和利益诉求。
除了域外国家，如何对待以色列，也是沙伊两国利用外部力量博弈的表现之一。自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就将以色列视为最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公开发誓要将其从地球上抹除。在现实中，伊朗也处处与以色列敌对，并鼓动其他伊斯兰国家围攻制裁以色列。这既是伊朗教权势力鼓吹的意识形态所引导，也有以此吸引各国穆斯林对其支援的现实目的。
不过，从现实利益层面看，伊朗强烈对抗以色列，是弊大于利的。以色列国土面积和人口虽都远不及伊朗，但国力军力都十分强大，反而在与伊朗的冲突中占据优势，给伊朗造成很大杀伤。伊朗许多科学家和军情人员被以色列暗杀，核电站被袭击瘫痪，都是例证。何况以色列有美国支持，伊朗则相对孤立无援。因此，伊以冲突中，伊朗大多数时候都是吃亏一方。
而沙乌地阿拉伯则不然。虽然沙乌地阿拉伯不仅是伊斯兰国家，还是穆罕默德发迹、建国的源头，沙乌地阿拉伯王室也以“圣地守护者”和伊斯兰正统继承人自居。但现实里，沙乌地阿拉伯王室毫不在乎宗教信仰，也对“消灭以色列”并无兴趣。虽然碍于公开的信仰、穆斯林世界的看法，沙乌地阿拉伯也未与以色列正式建交，时常也会公开谴责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等行为。但实际上沙乌地阿拉伯与以色列关系相对友好，双方高层往来密切，经济交流热络，政治军事互动也在暗中频繁进行。
因此，在沙乌地阿拉伯与伊朗的冲突中，以色列当然是站在沙乌地阿拉伯一方（虽然大多数是暗中支持，但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以色列的支持，对于沙乌地阿拉伯在与伊朗的博弈中取得优势，是颇为重要的。
总之，沙乌地阿拉伯与伊朗各自合纵连横，在中东内外进行着长期的博弈。最近数年的典型表现，即是双方在叶门内战中各自扶植代理人，在阿拉伯半岛的南缘上演着血腥厮杀。而以逊尼派极端分子为主的“伊斯兰国”，同样有沙乌地阿拉伯暗中和间接的支持，打击著亲伊朗的伊拉克政府。而沙乌地阿拉伯对国内的什叶派，更是严厉镇压，导致沙乌地阿拉伯伊朗断交的导火索，即是沙乌地阿拉伯政府处决了知名什叶派教士、社会活动家尼米尔及其他数十名什叶派人士。
自2017年川普政府上台后，实行“一边倒”的亲沙亲以反伊政策，对于沙乌地阿拉伯是重大鼓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沙乌地阿拉伯加大了对内镇压什叶派、对外打击伊朗及亲伊势力的力度。直接介入叶门内战即是突出表现。而遭遇撕毁伊核协议、被美国重启制裁的伊朗，则处在内外交困的状态，在与沙乌地阿拉伯的对抗中处于下风。2020年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苏莱曼尼被美军诱杀，更是让伊朗遭到极大挫伤。
但伊朗在逆境中不甘示弱，在内外交困下仍然全力支持伊拉克和叶门的什叶派势力，包括支援伊拉克政府军和什叶派民兵，击败“伊斯兰国”伊拉克分支，收复摩苏尔等地；扶植叶门胡赛武装、沉重打击沙乌地阿拉伯对叶门的入侵。而沙乌地阿拉伯重金打造的军队，在叶门战争中的表现极差，在拥有绝对装备优势下居然难以击败胡赛武装，甚至连吃败仗。至于支持“伊斯兰国”这种恶名昭彰的组织，沙乌地阿拉伯也不敢公开进行。因此，沙乌地阿拉伯并未成功利用川普为首的美国保守派当权下“一边倒”支持沙乌地阿拉伯的优势条件，沙伊争霸陷入僵局。
而2021年拜登政府执政以来，改变了前任川普政权“一边倒”支持沙乌地阿拉伯和以色列的中东政策，逐渐回归欧巴马时代的平衡政策，削减对沙乌地阿拉伯支持的同时，还表达出有条件恢复伊朗核协议、重建美伊关系的意愿。这显然对沙乌地阿拉伯不是好消息。而拜登政府也拒绝对沙乌地阿拉伯入侵叶门进行支持，甚至采取措施予以制裁。
在这样的情况下，沙乌地阿拉伯无法再咄咄逼人的向伊朗发动攻势。而沙乌地阿拉伯国内也出现一些不安定的迹象。无论是王室的权力斗争和腐败问题，还是民间追求人权和女权的呼声，以及单一石油产业下经济增长乏力问题，都让沙乌地阿拉伯王室政权颇为不安。在这样的境况下，沙乌地阿拉伯起码暂时不希望再与伊朗过度冲突，以营造和平的外部环境，集中力量处理国内问题。
而伊朗同样有类似的需求。自伊核协议被川普政权撕毁、制裁重启后，伊朗国内的贫困、腐败、暴力都大大加剧，社会矛盾越发尖锐。民众对于掌权的教权势力及世俗政府的内政外交极为不满，抗议此起彼伏。
去年因库尔德族女性阿米尼因未遵循“头巾令”而被酷刑致死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浪潮、暴力冲突，已造成数百人死亡、数万人被捕，迄今未有结束。这大大的摇撼了伊朗教权势力的统治。
去年因库尔德族女性阿米尼因未遵循“头巾令”而被酷刑致死，引发伊朗大规模抗议浪潮。（美联社）
而伊朗试图对外延伸势力范围、打造“什叶派新月”的宏图，也遭遇许多挫折，以及引发与沙乌地阿拉伯、以色列、土耳其等国的激烈冲突。而即便是由什叶派掌权的伊拉克、叙利亚，以及同属什叶派的黎巴嫩真主党，也都不愿意完全听命于德黑兰，而是试图更加自主的决定内政外交。而川普时期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也很大程度上挫伤了伊朗称霸中东的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