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能拿我怎么样！”习近平就是为了向美示威

                       习近平与普京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谈。（2023年3月21日）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不顾国际社会强大压力，包括国际刑事法院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逮捕令，如期访问莫斯科，将其在中国权力场上大获全胜后的首访献给他“亲爱的朋友”，并与普京达成抗美共识。长期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学者指出，“习近平更害怕普京政权倒塌”，他访问俄罗斯“很大程度上就是向美国示威”，因此他认为，“中美对抗已经到了难以停止的程度”。

“他（习近平）做很多事情都是为了平衡美国的力量。”美国丹佛大学国际研究院教授赵穗生告诉美国之音。“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向美国示威，就是我仍然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国家，你美国能拿我怎么样”，“他是向美国展示，中国和美国是可以对抗的，是可以平起平坐的。”

赵穗生认为，中美之间的对抗现在已经到了某种很难停止的程度，“他（习近平）必须要巩固他在国际上的这样一种地位，来增强他与美国对抗的筹码。”

习近平在获得前所未有的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后，进行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包括在中东促成沙特和伊朗复交、夺走台湾所剩不多的邦交国之一洪都拉斯，以及这次高调出访俄罗斯，为深陷战争泥沼的普京打气。

“我觉得他（习近平）更害怕的是普京政权倒塌。这个对他来讲是非常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现在处于一种很难的境地，就是两害相权，两个都对他不利，完全倒向俄国他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但同时，如果不对俄国表示一些支持，一旦垮台，中国就处在跟美国对抗的最前沿了。”

不喜欢美国、跟美国对抗是习近平由来已久的成见。“你看从他还没有上台，他当时访问墨西哥，就说这些西方大国吃饱了没事干，整天对中国指手画脚，他有这样一种心态。”

赵穗生教授在课堂上教中国外交政策20多年，最近出书《巨龙怒吼：变革型领导人与中国外交政策的驱动力The Dragon RoarsBack: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 and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ForeignPolicy》，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来8位领袖的分析，得出结论：驱动中国外交政策变化的最大动力，不是经济实力，不是政治制度，而是最高领导人的世界观（Vision）。他称这一理论框架为“领导人是最重要的决定外交政策因素的变量”（LeaderCentered Approach）。

“领导人在所有的政治制度里都重要，”赵穗生说。“但在中国这样列宁主义、一党制体制下，政治领袖在外交事务中的作用，是其他国家不可以比拟的，因为他既不受公众舆论的牵制，也没有反对党，甚至于最强势的领导都没有任期限制。”

“他（习近平）现在过度膨胀他的欲望、他的政策目标，而且他认为这在他有生之年，他已经可以看到这个目标的实现。”赵穗生说。“这其实对中国的长期目标是一种伤害。……他现在这么做在很大程度上让美国觉醒了。”

赵穗生认为，习近平“东升西降”的国际战略判断是错误的。“中国现在完全没有取代美国的这样一种能力，”赵穗生说。“中国人自己也好，西方很多国家也好，都夸大了中国崛起的速度、中国发展的实力。”他说，中国国内也有一些学者指习近平的做法是一种“战略透支”。

习近平与美国对抗的外交政策使一些原本可以温文尔雅的外交官变成了“战狼”。“作为一个大使，他（秦刚）做的非常成功。但是他回去做了外交部长以后，他就不再是一个外交官了，他就完全是个政客了。”赵穗生说。

“他们要保住饭碗，要得到他们应得的政治待遇，他们必须服从于新的领袖的要求，所以就变了。”赵穗生说。“所以不是他们个人到底是什么风格，或者他们个人有什么想法，而是这样一种体制所决定的，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政治领袖塑造他们的吧。”

以下是对美国丹佛大学国际研究院教授赵穗生的专访：

实力和制度不是中国外交政策关键动力

记者：你写此书的动机以及在这本新书中有哪些新的重要发现？

赵穗生：写作这本书有两个动机。一是我长期在美国大学里教授中国外交决策这门课，我发觉很少能找到全面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七十年来的发展变化、背后的驱动力、历史纵深和现实动态状况的书。二是从理论上讲，大家都想认识中国崛起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很多人用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就是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国际野心和行为就日益扩张，所以中国现在的所有行为，尤其是这些年的大国外交行为，完全是由于其国力驱动的，也就是中国人讲的国强必霸这样一种观点。但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国力并不强，而且打了八年抗战、四年内战，毛的革命外交却非常强悍，整个外交安全政策是非常对抗的。所以用国力解释中国外交行为，我觉得有问题。

再看邓小平时期，中国国力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但他的外交政策非常实用温和，没那么多对抗性，而是集中于国内经济建设，尽量避免各种冲突，包括跟美国、苏联的冲突，还利用一些国际的杠杆来为国内服务。

到胡锦涛和江泽民时期，他们都继续了邓小平的所谓低姿态（Lowprofile），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即使中国国力在胡锦涛时期已经开始崛起，但他的行为并没有如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所说，中国的国力发展起来以后对外行为就开始扩张。

习近平这十年很清楚，中国国力并没有很大增强，中国的外交行为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有很多学者都认为，习近平这些年开始了一种中国学者称之为“战略透支”，就是做了他的外交政策和他的国力不相符合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结构现实主义不能解释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尤其是长期的变化。

还有一种理论来解释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英文叫RegimeType，政治制度类型理论。也就是说，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是和平的，Democratic PeaceTheory，民主和平论，而专制国家是扩张型的，是要打仗的。所以中国的这种进攻型外交政策，是由其专制制度决定的。换言之，如果想改变中国的外交政策，只有改变这个政权的性质。但把这个放到中国长期外交过程中，你也解释不了。中国的这种所谓的集权专制体制一直没变，但是中国外交政策这七十年来却有很大变化，尤其是邓小平时期，政治上仍然很专制，但是外交政策却相当没有对抗性，中国政权的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外交政策变了，所以用这种政权类型解释中国外交也是没有很强的说服力的。

我就想把这些结合起来，发展一种新的理论框架，我用英文叫它Leader CenteredApproach，就是领导人决定论，领导人是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外交政策因素的变量。也就是说，领导人在所有政治制度里都重要，但在民主国家，领导人也许没那么重要，因为它受到公共舆论、任期制、反对党等各种各样的限制，他能做的事情相当有限。

但在中国这样的列宁主义体制、一党制条件下，政治领袖在外交事务中的作用，是其他国家不可以比拟的，因为他既不受公众舆论的牵制，也没有反对党，甚至于最强势的领导都没有任期限制。这里面有个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八个领袖人物：毛泽东、邓小平、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并不是每个领导人都能够运用专制权力来对外交政策进行重大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