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来我都很难过，那段时间他真的身体状态非常不好，我甚至害怕他会突然出意外。”而同一时间段，编程随想的博客发文中，每次都道歉“最近太忙”发文慢了些。回想起丈夫的执着，她不禁有些哽咽。
阮晓寰在书房工作的书桌。在他被捕后，位置有所调整，物品原封不动。桌上的绿色小桌子是2017年底至2018年初，他重病卧床时在床上工作用的桌子。图片由贝女士提供
在贝女士心里，阮晓寰非常理想主义。据她介绍，他对认准的事情十分执着。长期从事网络安全工作培养了他在意细节、追求完美的严谨性格。另外，他博学多识，平时喜欢读书，两三天就能看完一本，阅读量极大。甚至有时他还会因为懂的多而有点“张狂”，会给人开书单，有时还会责备贝女士不看他推荐的书。“他碰到聊得来的人会滔滔不绝，对事情穷追到底。但如果发现对方不在一个层次，就慢慢不谈了。”
一个“科技狂人”为什么会关心政治？当丈夫出事后，回望过去时，贝女士才想到，根据阮晓寰的价值观和性格，这其实并不奇怪。
她说，在多年共同的生活中，她一直能感受到他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情怀，并且热切渴望不公正的社会现状会有改变。“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情怀、又爱国的人，他会这样也不难理解。”她说。
据她介绍，阮晓寰一直对社会时事保持着关注。她记得，他曾批评国内癌症治疗的高昂收费，而且不少医疗治疗方案只考虑经济效益，不人性化。他的母亲则回忆，他上小学时，就曾说自己担忧环境污染影响人类的问题。
事实上，关于阮晓寰的成长经历，从他的博客中也可以一窥端倪。据“编程随想”的开博介绍显示，他在2009年1月15日建博之初，只是想分享一些编程和技术研发的经验心得。但他的心态在几个月后发生了转变。2009年6月11日，阮晓寰在博客中发表了一篇博文，题为《是该写点技术以外的东西了》。在这篇文章里，他写到当年（也就是“六四”二十周年）五、六月份，当局一连封杀了多个外网，如五月封杀BlogSport、六月封杀推特、必应等。尽管当局早在1998年左右就开始启用防火长城，但短时间内接二连三的封杀，还是让他感受到技术企及的自由空间正被极速压缩。
他写道：“从这个（封杀）新闻来看，似乎‘伟光正’（指代当局）觉得设立在互联网国际出口的 GFW（防火长城，Great Fire Wall的缩写）还不够爽，还想更进一步：在每一个人的每一台电脑上也设立一个 GFW，把一切信息都牢牢掌控在党的手里。如果真的到了这一天，那大伙儿还有什么自由可言？还有什么人权可言？”
也许正因无法容忍技术被用来进一步打压自由与人权，加上性格里的正直和较真，他“不想再保持沉默”，决心反其道而行，“写点技术以外的东西”。此后，他开始利用专业知识在博客上教网友翻墙上网、隐匿身份，揭露被封杀的新闻和数据，分享各类书籍，撰写大量政治评论。从“刘晓波获诺奖”到“六四”纪念，从“茉莉花革命”、“709大抓捕”到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再到新疆棉和武汉疫情，近十年重大的社会事件及运动，几乎都留下了他评论的印迹。直到2021年5月9日，也就是他被捕的前一天，他仍在分享《论民主》等政治书籍。
“看到这些的时候我非常后悔，我觉得自己应该早点学会翻墙，就能早点知道他的身份，一审请律师时就会更有方向，就不会让他受这么长时间苦。看不到东西和看得到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能体会到我老公做这些的意义了……”贝女士说。
妻子法庭上看到他求助的眼神，父母担心“等不到他回来”
时隔一年零九个月，2023年2月10日宣判那天，贝女士才再次见到了丈夫阮晓寰。
由于法庭要求佩戴口罩，她只能看见他鼻梁以上的部分。与上次见他相比，眼前的他变得满头白发，瘦得惊人。“虽然被抓之前，他也有白发，但（那时）是白发夹杂在黑发里面，现在却是黑发夹杂在白发里面。”她如此形容，“我和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从来没见过他这么瘦的一个状态，从来没有。再怎么辛苦也从来没有。”这与此前一审律师向她描述的“他状况很好”截然相反。她为此心痛不已。
庭审结束后，阮晓寰被两名法警带走。期间他不断回头用眼神向贝女士求助，眼里流露着饱受不公的苦楚。看到此景，贝女士忍不住隔着口罩轻声说了一句：“上诉”。
“我当时觉得我就是唯一能救他的人。”她说。
丈夫在法庭上求助的眼神让贝女士无法释怀，另外，一审判决书对丈夫行为的认定，以及一些明显的错误，则让她强烈地感受到一审司法不公。判决书里连阮晓寰发表了哪些言论是“煽颠”都没有列出。她告知NGOCN，判决书证物里提及扣押的苹果手机并不是阮晓寰的，而是她的；判决书中提及的那部小米手机坏了，一直放在客厅，无人使用，且两部手机在被搜走几天后都已归还，并不存在扣押一说。此外，阮晓寰也没有华为笔记本，只有华为手机。被搜走扣押的两台戴尔笔记本电脑却都没在扣押证物里列明。
她表示，“（举证）如此草率，家属不得不质疑他们对证据的严肃性、真实性、取信程度有多少？”
阮晓寰的判决书。图片来自网络
另外，判决书上写的“辩护人对于起诉指控的事实及罪名不持异议”，也让她质疑一审代理律师是否尽责。丈夫被捕后，她花了大量时间自学刑法等法律知识，明白当事人认罪利于减刑，但却无法理解律师为何“不持异议”。“律师应该根据法律事实和证据做他应该做的独立辩护。如果对起诉的罪名和事实不持异议，那辩护体现在哪里呢？”此前，她就怀疑上海司法机关对本地律师施压，她决心要将二审律师换为更有经验的外地人权律师，为丈夫争取公正的司法判决。
2月20日，贝女士与两位北京人权律师尚宝军与莫少平签署辩护委托协议。然而，她的委托并不顺利。就在前往北京签署律师委托书的前一天，她就受到了公安人员的上门围堵和约谈，警告她不要和莫少平律所签辩护委托。事后证明，即便成功签署协议后，其辩护工作也遭遇重重阻挠。
3月9日，尚宝军律师在一直无法联系到承办法官安排阅卷的情况下，前往上海杨浦看守所申请会见阮晓寰。此次会见遭到了拒绝。尚律师被告知，上海高院指派了两名法律援助律师，后查实包括一审辩护的陆律师，及其同一律所的另一名律师。尚律师曾向媒体表示，这是当局常用的“占位”之举：由于每位当事人至多可有两名律师，指定两名法援律师可以阻止家属聘请的律师介入。
为此，贝女士多次致电承办此案的上海高院须梅华法官，要求其撤销法律援助，或是提供阮晓寰在知道家属已另外委托尚、莫2位律师的情况下，仍选择法援律师的书面证据。除此之外，她不断通过12368沟通法援占位要求纠正，还向12309中国检察网、上海高院督查室投诉。然而，这些诉求或是遭到推脱，或是被称转交相关机构，或被告知不在受理范围内，目前都未得到任何正面答复。3月23日下午，她到上海高院信访接待处，投诉须梅华法官侵犯当事人合法辩护权益，要求撤销法援，在她的坚持下，接待的法官做了记录并投诉到刑事厅厅长。3月28日的上午，贝女士再次给须梅华法官打去电话，但没有被接通。
“作为家属，我们一直非常配合司法机关，但现在得到这样的结果。我们家属不能接受这样的判决。这个判决是合法合理的吗？”贝女士质疑。当下，她最重要的努力方向是让法院能撤除“官派”的法援律师，允许家属委任的律师做二审辩护。她呼吁，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案件。她说，一审判决存在明显问题，家属强烈质疑。现在是上诉二审阶段，她会尽最大的努力，确保二审司法公正，让丈夫尽早恢复自由。
阮晓寰年迈的父母也为儿子呼吁：“我们不理解，曾经对国家做出这么多贡献的青年，只是发表了些对腐败与现实不满的看法，就被这样对待。他只是想国家更好，人民更幸福。这样的判决我们不能接受！”他们年事已高，担心等不到被重判的独子回家。
2023年3月24日，一些网友在“编程随想”博客上留言。图片来自网络
如今，距离阮晓寰被抓已过去近两年。在他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7年重刑的消息传来之后，他的“编程随想”博客下，涌入了许多网友，他们感谢他曾经做过的一切，并为他祈祷：“不求你再发文，只愿你平安。”“希望迎来最终的黎明。”
她的妻子则在为他的健康担心。法庭上他瘦削的身影和求助的眼神一直萦绕在她心里。“我希望他能早一天回到家中，让身体慢慢恢复起来。”她说。
欢迎大家与我们一起共同传播这个报道，让更多人关注这个中国互联网传奇博主的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