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内卷“地狱模式”，高福利、社会稳定、贫富差距相对较小的北欧，正在成为许多年轻人梦中的“精神故乡”。而在联合国最近发布的2023年世界幸福报告中，北欧五国在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排名中前七占了五个。
在“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的流行追求中，北欧到底提供了什么？那里真的是一片人生的旷野吗？
——作者：赫一诺
“在北欧工作，重启人生”
贝茜本硕都在挪威留学，最近回到挪威，对她来说，有点像回到了自己的前世，生活熟悉，身心平静。
说前世，是因为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贝茜回中国待了两年半。当时她本科毕业，算是从交换的巴黎学校“逃”回中国的。
回国后，她立即就体验到了不同。在巴黎和挪威时，她和同学很少考虑实习问题，更多是去不同的国家交换，体验不同的文化。但在上海的家里，远程上网课之余，她生活的重心是实习。短短两年半，她一共做了七段实习。
《二十不惑》剧照
贝茜说，主观上，实习可以解释为，她想探索不同的职业，但客观上，是因为她感受到了职场上无处不在的鄙视链，发现自己需要不断积累经验，才能进入最感兴趣的买方投资部门。
她历数自己遭遇的种种歧视：投行工作强度大，干脆“不要女生”；自己的学校不参与QS排名，有的HR不了解，表示“不要海本”——实际上，贝茜说，她本科就读的BI挪威商学院是欧洲顶尖的商学院；还有公司觉得，“你这种上海本地人肯定吃不起苦。”
那段时间，贝茜往往晚上11点才能下班到家，回来后继续上挪威学校的网课，同时还自学了CFA（特许金融分析师）课程，增加竞争力。接受采访时，贝茜的声音听起来神采奕奕，但她描述，实习时，她变得自闭，不敢跟人交流，因为明明很累，做了很多事，却感觉做什么都被束缚，做什么都举步维艰。
因此去年参加国内秋招，投了200封简历，只收到一个相对合适的offer后，贝茜决定回挪威找工作。根据她的了解，在挪威，金融业的工作时间也较长、女性占比同样少，但相比国内还是友好一些：以咨询公司为例，工作时间一般是8点到18点，如果周一到周四完成了每周工时（约35到40小时），周五就可以放假。
贝茜所在的BI挪威商学院（贝茜供图）
另外，贝茜硕士就读的挪威经济学院现在也会举办“女性金融日（Women’s Finance Day）”，帮助更多女性了解并加入金融行业。权衡之下，贝茜觉得，自己在这里能够体验到更好的工作环境。虽然父母希望独生女留在身边，但看到贝茜的状态，还是同意了她去挪威找工作。
和贝茜不一样，陈七妈来到瑞典，更主要是因为北欧的自然环境。陈七妈的女儿出生于2013年，出生40多天后，就开始反复拉肚子，便血。当时北京的雾霾还比较严重，在灰色的天空下，带着女儿通过拥堵的车流，一趟趟辗转医院后，陈七妈变得极度焦虑疲惫。
后来女儿被证明是易过敏体质，拉肚子是因为对母乳里的蛋白成分过敏，但换了配方奶粉、见遍了北京的儿科消化专家，女儿的健康状况依然没有好转。陈七妈开始认真考虑，要不要为了女儿，换一个能缓解过敏症状的环境生活。她最终圈定了瑞典这个非移民国家。
陈七妈说自己是一个比较“莽”的人，也就是行动力超强的意思。女儿出生前，她没考虑过出国，而一旦决定出国，她在一年多时间，就完成了所有手续，并出租了自己在北京的房子和车子，36岁时与丈夫和女儿开始在瑞典“重启”人生。
陈七妈供图
在北京时，陈七妈是从事媒体工作的，到了瑞典后，利用以前在国内积攒下的资源，她和丈夫一起创业，开了外贸公司。虽然是从0开始创业，要事必躬亲，但她却感觉自己的时间充裕了许多，原因是瑞典客户严格遵守八小时工作制，“动不动就要休假”。一旦客户闲下来，陈七妈想忙也忙不起来，只能把时间花在“忙生活”上，比如带孩子、做饭、遛狗、种菜、养花、做手工、读书……
女儿则将这边常见的体育运动尝试了个遍，最近喜欢花样游泳和网球。对了，小女孩已经健康地长大了。刚来瑞典时，幼儿园和学校会专门为过敏的孩子单独准备不含过敏原的免费午饭，再加上学校压力小、户外活动多，女儿此后已经很少出现过敏反应。
去年，陈七妈终于拿到永居身份以后，最后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围城内外
在和陈七妈差不多的年龄节点，Yoyo做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决定：当丈夫偶然得到新的工作机会后，她做主离开生活了十年的瑞典，一家四口再次回到中国。
Yoyo的丈夫从事芯片研发，前年被以前的博导介绍了一份位于珠海的工作，职级和薪资都是行业内顶级，机会难得。唯一的问题是，一旦回国，Yoyo将面临失业：她在瑞典的工作经验与国内的职场需要并不完全匹配，而且身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年龄在国内职场上也很尴尬。
在瑞典，Yoyo见过五六十岁的女性同事，还在没有顾虑地频繁跳槽和转行，哪怕失业，只要交满一年失业保险，也可以领取相当于工资80%的失业救济金，每天最高可获得1200瑞典克朗（约人民币795元），持续300个工作日。因为父母双方都强制休产假，生育问题带来的职业困境，也被相对分散了。
因此，在外人看来，回国对Yoyo来说，更像是一种“牺牲”。不过在Yoyo的想法里，小家庭始终是一个整体，回国后丈夫能有更好的工作，两个孩子也能得到“更扎实”的基础教育，“四个人里牺牲一个人，我觉得是值得的。”回不回国，丈夫尊重Yoyo的意见，Yoyo最终拍板，回。
Yoyo供图
花了一个多月时间，Yoyo打点好一切，在2021年飞回了国内。相比北欧生活，中国的职场虽然不完美，但回国的生活依然舒适自在。Yoyo形容，北欧生活和婚姻同理，都是围城，没有来过的人，幻想那里是一座乌托邦，但如果只是厌倦竞争压力，想要逃避，很大可能会遇到新的困难。
毕竟北欧的高福利、低贫富差距，建立在高昂的税收和物价上。Yoyo举例，在瑞典，一个二三十年房龄的80平米房子，即使地段一般，每月物业管理费也要每月4000多瑞典克朗（约人民币2649元）。没有积蓄、没有工作的人将很难生存。而对Yoyo和丈夫来说，回国后，他们两个人加起来的薪水比在瑞典更高，却享受了更低的物价，生活品质反而更好了。
人工服务也贵而稀缺，陈七妈之前想要找人维修冰箱，上门费要500克朗，且要提前一个月预约。最后，她选择跟着网上的视频自学维修。为了省钱省时，她还学了很多新的技能，家里要装修新房，从刮大白、安装家具，到重新走电、铺地板，都是她和丈夫两个人花了4个月做的。
完全的“躺平”是不存在的。这是贝茜的体会，她解释，北欧只是不“卷”，但并不代表不需要努力。对外国人来说，语言就是一道拦住很多人的门槛。通用的英语只能满足少数技术类岗位，与当地人交流的工作，都需要掌握本国语言。
挪威奥斯陆街景（贝茜供图）
贝茜还发现，挪威虽然不存在明显的种族歧视，但她同样会因为语言感受到隐性的排斥。比如她与本地人一起租房，房东有事，都是通知室友，让室友再转达给她。很多人以为北欧是社恐者的天堂，但贝茜说，因为社会体量小，工作岗位不多，反而更需要靠社交来获取机会，“还是要好好学挪威语，融入社会”。
陈七妈是自己创业，没有求职困扰，但同样倍受折磨。孩子的教育，买房这些，都要在陌生的环境里重新蹚一遍。另外，新冠疫情开始后，公司的中国出口业务大幅萎缩，但为了拿到永居身份，她又必须保证流水和纳税。
陈七妈不得不想了很多办法维持，包括在国内做自媒体、拓展丹麦业务，算是渡过了难关。但签证还是迟迟不下，漫长的悬而未决的等待中，她连件家具都不敢买，害怕今天买了，第二天就被要求离开瑞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