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中国作家张爱玲曾说，“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1】
张爱玲已逝，那个年代也已过去，可“这惘惘的威胁”延续至今，箝制着国人。
不自由的枷锁一度匡住她，可喜的是她成功逃脱，成了当今国人追捧的“跑路天后”。
“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2】张爱玲借笔下“慕瑾”人物发出心底的吼声。
犹如追随张爱玲脚步一般，在21世纪的当今，不少中国人想方设法逃离中国大陆。
成功逃脱的中国企业家孟军上月说：“我想好了，我也不会再回国了。”“这个共产党不倒台，我是不会回去的。一定要看到共产党倒台，我才能回去。”
逃亡路上心惊胆颤
1952年7月，32岁的张爱玲果断决定，只身离开上海到香港，连小说手稿都没敢带。她只告诉了姑姑，并与姑姑相约：以后隔绝往来，不打电话、不通信。1955年，她以难民身份，从香港抵达美国。
至死，她未再踏上大陆故土。因为她知道：“一个连衣服都要统一的地方，是不可能有文学和艺术生存的。”
可这一路并非坦途。
申请出境时，“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幸而调查得不很彻底，没知道我写作为生，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3】
“⋯⋯对巡警哭了才领到出境证的。申请了不久，派出所派了两个警察来了解情况⋯⋯她不接口，只流下泪来。不是心里实在焦急，也没这副急泪。”【4】
“桥堍有一群挑夫守候着。过了桥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脚夫显然认为还不够安全，忽然撒腿飞奔起来，倒吓了她一大跳，以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着跑，紧追不舍。”【4】
挑夫在一片大野地里狂奔，一直跑到香港干红土地上、两棵大树下，才算安全。文中说，这位挑夫笑道：“好了！这不要紧了。”她还看到这些挑夫们分享顾客脱逃的经验，“也不知是亲眼见过有人过了桥还给逮回去”【4】。
到了香港，还要接受盘查。香港警察把入境者们的证件收去查验，拖了很长时间。【5】
张爱玲逃亡时的忐忑，云南昆明90后陈泓元也经历过。
“我过中国海关的时候，我非常的紧张，我几乎就是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他去年在《新闻大家谈》节目中说。
到美墨边境准备偷渡的当天，陈泓元把装有重要证件、现金、手机等东西的包仍向边境墙，可是被挂在边境墙的铁丝网上。
经过一番挣扎，陈泓元不得不放弃那个包，从墨西哥北边境蒂华纳海滩游泳游到了美国加州圣迭戈海滩。“要是在墨西哥被抓了的话就很惨，直接据说是遣返塔帕丘拉（墨西哥南部城市）。我想着不能再耽搁了，那我就只能放弃那个包。”他说。
这次逃亡路上，陈泓元见到来自中国大陆各个省份的人：福建、四川、河北、山东、山西⋯⋯“到处的都有”。
背离故土是无奈之选
曾经她随心所欲地写作，但中共来了之后，她必须按照中共的要求写主旋律文章。1950年，她尽最大努力写出长篇小说《十八春》。但她并不情愿，因为她知道“集体创作只写得出中共的剧本”【6】。
“她想是世界末日前夕的感觉。共产党刚来的时候，小市民不知厉害，两三年下来，有点数了。这是自己的命运交到了别人手里之后，给在脑后掐住了脖子，一种蠢动蠕动，乘还可以这样，就这样。恐惧的面容也没有定型的，可以是千面人。”
这是张爱玲离开大陆后所著的中篇小说《浮花浪蕊》里的言语。
身体离开了大陆，但心灵深处的恐惧丝毫不减。
她见证过这股浪潮的凶猛。
在《谈音乐》一文中，她这样说：“大规模的交响乐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嚎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虽然与张爱玲相距70多年，陈泓元颇能体会这种被扼住咽喉的苦痛。
他在一所国际学校担任老师期间，因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一张讽刺清零政策的图片。结果，陈泓元被该校团支书质问。“你只要发表了不同意见、反对的意见或者批评的声音，他们会群起而攻之。”陈泓元说，“⋯⋯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就是让我感到特别的害怕，然后压抑。”
孟军做企业，在中共清零政策下损失惨重，曾经年产值达3亿元人民币的橡胶公司破产。他从富豪变成负债累累的逃亡之徒。严重的是，他一位做生意的朋友承受不住压力自杀了。
“我听了以后我都觉得很震惊。”孟军说，“他身体挺好的，我们还在一起喝茶⋯⋯怎么会走了⋯⋯很惨啊。”“很可惜，非常可惜，连命都搭进去了。”
【附注】：
【1】张爱玲：《〈传奇〉再版的话》
【2】张爱玲：《十八春》
【3】【5】张爱玲：《对照记》
【4】张爱玲：《浮花浪蕊》
【6】张爱玲：《〈红楼梦魇〉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