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4日，抗议人士在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前焚烧中共党旗。（Jie Lijian提供）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正在推进禁用纳粹标志的计划。如果禁令仅限于（黑色）万字符（纳粹的十字记号）和双闪电（SS）臂章这两种图案的话，我想这是合理的做法。
这样的禁令对少数极端主义摩托车帮会来说可能是个坏消息，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有理由憎恶这些仇恨标志。
不过，如果法令拟定得不够细致和周全的话，对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也可能是个坏消息。
万字符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世界上很多不同的文化（包括印度教和佛教）中都是吉祥和好运的象征。
有人说，“好的”万字符“手臂”向左拐，希特勒的是向右拐的。但情况不是这么简单。实际上，与纳粹毫无瓜葛的群体两种符号都用。
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印有万字符的陶器
而党卫军的双闪电标志就明确多了，也更容易处理，有关其起源和邪恶历史都没有任何含糊的地方。
也有人说要禁止纳粹手势（即向斜上方伸直右臂）。但这个动作对立法者而言太大了点，他们似乎已经后撤了，至少目前是这样。
这种特别的伸直手臂问候方式在德国之外的许多文化中都由来已久。我们无法确定罗马军队是否行这种礼，但好莱坞是这么演的。如果禁止这种手势，像《暴君焚城录》（拉丁语：Quo Vadis）和《圣袍》（The Robe）这样的影片就都要步《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的后尘。
[注：美国知名影视流媒体平台HBO Max在2020年6月以《乱世佳人》刻画“种族歧视”为由，将该经典影片下架。]
这是个开端
总的来说，尽管我们可能强烈反对“觉醒”（woke）一族封禁其不认可事物的狂热运动，但多数人都能体谅那些禁止冒犯人而且揭人伤疤的符号和标志的行动。
这是因为，没人能给纳粹的行为辩护。
安东尼‧甘布罗内（Anthony Giambrone）在为西奥多‧海克（Theodor Haecker）所著的《西方之父维吉尔》（Vergil, Father of the West）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写道，“一群群小丑般的暴徒粗暴地劫掠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外表）精致、自视甚高、老于世故……总体上是成绩低于平均水平、人文和古典科目不及格的学生。”
还有什么能比这段话更好地描绘那帮自命不凡的野蛮人呢？他们总是把别人说成“劣等人”，而他们自己在人性方面的表现几乎是最糟糕的。
希特勒和他的亲信在世界舞台上恣意展示他们的残暴，仅仅横行了15年就被彻底击溃，多数纳粹领导人都被绳之以法。
乍看上去，（澳大利亚联邦司法部长兼）总检察长（又称律政部长）马克‧德雷福斯（Mark Dreyfus）（禁止纳粹标志）的决心是值得称赞的。他说，“我们需要着手采取行动。我们不仅要把仇恨言论等行为定为犯罪，我们还要十分清楚地表明，澳大利亚坚决不要颂扬恐怖大屠杀的标志。”
2016年10月19日，德国柏林举办纪念犹太人被关入集中营的周年活动前，游客在火车轨道上留下的白玫瑰
问题是，虽然纳粹因其恐怖行为获得应有的惩罚，但从1917年俄国革命开始，像打开潘朵拉盒子一样层出不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恐怖行为，却从来没有受到充分或适当的惩罚。
澳大利亚政界的许多老一辈左派人士以列宁政策起家，面对众多斯大林暴行证据却依然崇拜他，而对西藏人等受压迫者的痛苦置之不理。
如今，他们的继任者似乎很乐于向中共示好，并且嘲笑和诋毁那些认为中共可能威胁澳大利亚主权的人。
马克思主义的祸害
共产党罪恶无边，它为祸人间何止15年，而是数十载（一百多年），想想秘密警察、边境封锁、大屠杀、古拉格。因此，（我）问一句为什么没人封禁另一个十恶不赦的独裁集团的标志，这难道不合理吗？
我指的当然是镰刀斧头了，它和其它任何野蛮政权的标志一样可憎。
整整几代人都在马克思主义政权的统治下生活并（悲惨地）死去，他们从没有享有过我们西方人想当然的集会自由和新闻自由。
他们时时刻刻受到监视，甚至被家人出卖；他们（长期）营养不良，有时候（像乌克兰上世纪那样）被当局“有计划地”饿死。
邪恶的（共产）运动虽然是在俄罗斯生根发芽，但（像病毒一样）传染了东欧那么多国家，还有中国、朝鲜、南美洲和非洲国家，甚至扩散到像我们（澳大利亚）这样的西方国家。
在少数活跃的忠诚的共产主义分子以及相当多接受那套愚蠢和虚幻至极的“工人乌托邦”学说的“有用白痴”运作下，西方国家多年来已经受到（严重）侵蚀。
（我这里）说封禁共产主义标志，不是玩针锋相对的小把戏，也不会因此抹去人们对纳粹的悲惨记忆。
这是替全世界遭受极左政权侵害的亿万人发出的要求正义的呼声。人们听不到或者故意忽略他们的呼声，许多西方特权阶层人士及娇生惯养者甚至为共产政权辩护、淡化其造成的痛苦。
尤其讽刺的是，顾问机构The Voice背后的“支持运动”（Yes Campaign）主脑托马斯‧梅奥（Thomas Mayo）称赞说，“共产党前辈在我们的活动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没错，YouTube上就有他说这话的视频。
封禁一个野蛮组织的标志，却忽视、甚至赞美另一个同样野蛮的组织，这是一种社会性的心理障碍。
作者简介：
大卫‧丹特里（David Daintree）是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克里斯托弗道森文化研究中心（Christopher Dawson Centre for Cultural Studies）主任。他拥有古典文学背景，教授晚期和中世纪拉丁语。丹特里是意大利锡耶纳大学（Università di Siena）和威尼斯大学（University of Venice）的客座教授，也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University of Manitoba）的访问学者。他于2008年至2012年担任澳大利亚坎皮恩学院（Campion College）院长。2017年，他在女王生日荣誉名单中被授予澳大利亚勋章。
原文：If We Are Banning the Nazi Symbol, Why Not the Hammer and Sickle？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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