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7日，在北京一家购物中心外的大屏幕上播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新闻报导。
中国经济持续低迷，青年失业率高涨。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的“共同富裕”运动在宣传上相对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这背后是何原因，未来走向又会如何呢？
“共同富裕”宣传趋淡化
2020年5月过早地宣布战胜疫情后，习近平重提中共的“共同富裕”口号，政府发起了行业反垄断和反垄断调查。在2021年秋季的中共会议上，第三份历史性决议将习近平与毛泽东并列，八次援引“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并且成了中国2021年度的十大热词之一。
但到了2022年中期，官方对共同富裕的宣传几乎消失了。
2022年3月，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发表的长达17,000字的经济报告中只提到了一次共同富裕。
2022年3月，中共政府推迟了扩大房地产税试点城市的计划，征收房地产税一直是“共同富裕”的财富再分配工作重点。
今年3月的两会上，李克强的报告里则完全不见“共同富裕”的踪影。
3月上任的新总理李强在首次记者会上也没有提及共同富裕。尽管李强在去年12月的中国工商联全国代表大会上曾说，各级工商联要积极引导民营企业促进共同富裕。
大纪元记者在人民网等官媒上，仍能搜到今年早些时候地方上有关共同富裕的报导，但在李强所控制的国务院官方网站搜索“共同富裕”，显示最新的相关文章是2022年6月1日发表的。
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东海大学经济系兼任教授邱达生7月6日对大纪元表示，当局少提“共同富裕”，主要是中国经济出现问题，现在整个措施是要拉抬经济成长为主，就要做一些调整。
“共同富裕这个政策会对那些规模资金大的企业产生影响，因为他们现在需要外国的厂商再回来投资、来振兴，所以它才会不谈这一块。”
不过邱达生认为，当局今年也解决不了外资回来这个问题。“最主要原因是这些外资受够了，譬如台商很多就因为这些政策而把资金设备移出去了。要再让这些外资进驻到中国大陆，不是一下就能够重建信心，他们要观察。”
中国问题专家王赫7月6日对大纪元表示，“共同富裕”是习近平的一个招牌，说要减小贫富差距，这在经济上有一定合理性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它就走向了反面。如果要搞“共同富裕”，本来要对国有经济进行整改，打碎国有垄断政策，让市场公平竞争。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它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国进民退，是不公平的。习近平反而整顿互联网大厂，打击教培行业。”
王赫说，中共过去搞政绩是把经济增长速度拿出来标榜。经济增长速度一降，所有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现在它千方百计地要把经济速度拉起来，就暂时不提“共同富裕”。“相信一段时间也不会再把共同富裕拿出来。”
翟东升谈论“共同富裕”引质疑
官方不提共同富裕，但中共体制内学者翟东升6月在一个论坛发表了题为“货币、债务与共同富裕”的演讲。翟东升承认中国经济实际情况不好，并认为要推进第三次分配，主要是鼓励富人搞慈善的思路是回避了真正的矛盾，真正重要的还是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他呼吁不要有对大政府的恐惧，对债务的担忧、对高福利和高税率的厌恶，等等。
王赫表示，翟东升的话只对了一半。要解决的问题的确就在第一次分配，里面要解决劳动者和资本、国家之间的分配比例。但事实上中共政府拿的太多了，税收各方面拿的太多了，企业家也拿的太多，老百姓、劳动力、家庭部门拿的少了。而且国家拿去了那么多钱之后，也没有多少钱再分配到老百姓身上。
“这跟中国的人权状况有很大的关系，跟国家的基本制度体系有很大的关系，这方面就是要推行民主，进行民主转型。”
翟东升文章里有个基本的数据，指按公共部门社会支出（民生支出）占GDP比例，OECD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平均是21.6%，中国的数据只有6.5%，就连墨西哥的社会支出占比的表现都优于中国。
王赫表示，中共财政分配不公，政府财政分配由中共说了算，老百姓没有知情权。而美国的财政支出分配要在国会，要人民代表来审议决定。中共的人大、政协都是花瓶。
“所以要解决一次分配、二次分配的问题，就一定要中国这个体制改了。翟东升回避了这个问题，他去讲不要回避大政府，不要回避高税收的问题。他是蓄意地要顺着中共的思路，要维护中共的统治，维护既得利益者阶层，而不是说本着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本着经济学的常识来做一个政策解决。”
专家：“共同富裕”也会烂尾
《外交事务》6月29日发文说，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一个要点是，大张旗鼓地出台重大政策，结果却突然被抛弃，而且往往甚至不承认这些政策的存在。之前的例子是动态清零。而“共同富裕”也会是昙花一现。
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嘉隆7月6日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将“共同富裕”概念，操作起来变成是打压民营企业的一种手段。事实上不符合财富和利润的创造原理。因为民营企业家和国家公务员的任务不一样，民营企业家要推出企业策略、商业模式和承担风险，他拿的利润是用来补偿所承担的风险的。
“共同富裕的概念其实跟共产概念是一样的，就是别人的财富拿出来号称再分配或第三次分配，这会对民营企业家推动创新承担风险构成一种打击，所以很多人在（疫情）解封之后就开始把资金汇出去，资金外流最近相当严重，这就是共同富裕造成的结果。”
“中国应该做的事情是要去鼓励社会底层、中下阶层有机会透过阶级流动来向上攀升，而不是把上头的人拉下来。”他说。
吴嘉隆还认为，中共搞所谓“共同富裕”，真正的动机是因为财政缺口很大，中央到地方都有财政压力，“共同富裕”等同于变相加税，用各种名义要跟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家来抢钱，它要填补财政缺口。“这个不是劫富济贫，而是劫富济党。主要是打击民营企业，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对经济的增长泼了冷水。”
吴嘉隆说，“共同富裕”从概念到政策来讲，是会烂尾的，因为它不是基于一个可持续的正确的概念。
出于恐惧中国富人大规模流出
6月13日，位于伦敦的国际投资移民咨询公司Henley&Partners在报告中说，中国今年仍是高净值人士（HNWI）净流出最多的国家。中国今年将有1.35万名可投资财富超过100万美元以上高净值人士移民，其次是印度（6500人）和英国（3200人）。
该机构香港董事Denise Ng表示，有些人希望通过更多免签证进入关键地区，改善其财富流动性，或获得更好的医疗保健机会，或享受更大的政治稳定。
吴嘉隆表示，“共同富裕”就是抢钱，抢有钱人的钱，他们当然就跑。
中共当局去年底开始喊话支持民企，李强3月就职后也频频喊话。但近日陆媒“财经十一人”披露，民营房企仍在等待救援，认为地产纾困政策效果不彰，民企几乎贷不到款、债发不出去及受反腐影响，吁当局放松监管，恢复市场信心。
吴嘉隆表示，现在民营企业家已经对中共失去信心了，都知道它是有麻烦的时候，才来对民营企业家说一些好听的，等到麻烦过去了，又来打压民营企业家。
王赫说，现在中国经济很糟糕，赚不到钱，而且在政治上的风险很大，中共政策又不可预测，在这些综合因素的情况下，富人会赶快走，用脚投票。最根本问题是，北京当局被马克思主义这套政治经济学禁锢了思想，不能去实行社会的和平转型，它走了一条保党的死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