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发生大暴动，引起国民普遍反感。他们不明白：以法国丰厚的社会福利，人人平等的教育和医疗机会，漫长的假期，全球独一无二四季分明的好天气、好土壤、红酒与美食，是连英美澳洲等英语国家也羡慕的人间乐土，这些北非和黑人为何还小题大做，藉一个少年被警察误杀、警察马上被捕的理由，展开规模疯狂的焚烧与抢掠？
左翼的社会学家，当然将所有罪恶的源头归咎于殖民主义。
如果没有19世纪对非洲的开拓，法国今日也不会背负前殖民地移民的包袱。
这种简单庸俗的因果论，将法国社会和白人这个受害阶级，颠倒成为历史的加害者。二十年前或许还有一点学术市场，经此暴动一役，法国右翼民族主义的国民联盟政党民望急升。
暴动问题的症结，不是所谓种族歧视。
奥地利小说家史蒂弗特（Adalbert Stifter）19世纪中期有一本小说，叫做“印度夏日”，针对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与马克思殊途同归，表达了某种人文的忧虑。
他很早就发现欧洲的乡村小镇，随着工业化，将会被牵扯入全球的交流网络。为了与世界展开互动，欧洲社会最低下阶层的人，将会拥有比以前几百年更多的知识和能力。但只要有国家机器先获得了知识和能力，就会在国家财富、权力、荣耀方面，比其他贫穷国家地区大幅超前。
史蒂弗特的意思是：工业革命令城市和乡镇之间的分歧更尖锐，经济霸权只会在城市确立，城市和首都是国家机器运作的地方。
1880年代，到达纽约埃利斯岛的移民。图片
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因为工业的发展而定义了全人类的未来，就是以伦敦和纽约大西洋两大重镇为中心，建立银行、铁路、商业的庞大网络，吸引来自贫穷地区充满冒险精神的移民，经济利润造就缺乏道德原则的大亨，成就了一场资本主义的灿烂恶梦。
表面看似是现代化的文明，本质却有巨大的不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美国，是精英和资本界唯一没有受过大损伤、甚至有庞大得益的国家。
美国的现代化模式，加上内在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创立了一种新的人类社会标准，为世界其他贫穷低度开发国家树立典范。
以颜色革命输出民主，还在其次，改善经济物质生活，吸引第三世界许多男性的工作人口，离开乡村，移民往城市。但在城市，他们发现自己只是低层的劳工，在资本主义的食物链中，他们即使成为公民，子女缺乏普遍的向上流动力，只能期望民主产生倾向社会福利的左倾政府，增加免费房屋的救济。
但左倾政府也无法解决战后美国定义的资本主义霸权社会结构。法国巴黎和马赛的非洲移民后代，即使福利充裕，却精神空虚，在社会夹缝中漂流。
正如马克思预测：城市的工人阶级一定发动革命，将怒火宣泄向垄断生产技术和资料的资本阶级。
同理，西方城市的新移民劳工人口，最后一定将满怀失落的怒火，发泄向推动现代化的西方，不论是纽约、洛杉矶；还是法国的巴黎和马赛。不过他们没有政党，法国的暴徒也没有组织，没有前苏联插手策动（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俄罗斯或中国是幕后黑手），也没有一个非洲的“列宁”，这是法国不幸中之大幸。
20世纪末，有一个由埃及开罗移民去德国的年轻人，在大学读书，他以叙利亚旧城阿勒颇（Aleppo）在工业化的变迁为主题，记录这个构成如何被高速公路和现代高楼霸占侵蚀。
他认为这一切以所谓现代化为名，其实是摧毁伊斯兰文化的价值观。他的观点很新颖，提交给德国汉堡的一家大学，以高分通过。
几个月之后，他与美国的拉登取得联络，并接受聘用，负责驾驶飞机，摧毁美国纽约最著名的双子塔的其中一座摩天大厦。他名叫艾塔（Mohammed Atta），他不是无业游民，而是一位知识分子。
纽约的恐怖袭击，发生在二十年前。当前的法国暴乱，虽然没有恐怖分子用飞机撞毁巴黎铁塔，但法国的社会专家这次终于明白过来：并不是暴动，而是大规模的恐怖袭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