荥经县，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雅安地区中部，是古代南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这里矿产资源丰富。荥经茶叶生产历史悠久，尤以边茶著名西南。以独特的原料，独特的制作方式，独特的外形和独特的效果而独步天下的“荥经砂器”，有着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然而，这样一个好地方，在1959年却蒙受巨大灾难，死人近半。人称“五九事件”。当时我就在荥经，亲历了这场灾难。
三高五风
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这“三高五风”是造成这场大饥荒的直接原因。
1959年，荥经县委领导在全国“左”倾狂潮的冲击下，丧失理智，变本加厉。县委一把手李成栋在雅安地区开会，同芦山县“打擂台”，比谁的指标定得高，口号喊得响，风刮得猛。回县后立即在六合、花滩、太平、泗坪、荥河、烈士、青龙、新民等公社建立了数十座炼铁土高炉。为了土高炉多出铁，下令每家每户砸锅、撬门窗、撬箱柜上的金属物件，把老百姓家中一切含铁的东西都塞进土高炉中去复火。炼出灰口铁，一车一车运到雅安，得到地委书记何允夫的表扬，号召全地区向荥经县委学习。荥经县委受宠若惊，再接再厉，马上又抽调全县农村一万多青壮年民工赶赴三合公社祁家河大矿山采矿炼铁。县委副书记庹开云奉命挂帅，但对项目根本不作论证，对资源不作调查了解，就盲目上马，土高炉遍山林立，烧木炭，森林被砍伐，青山秃了顶。结果查明不是铁矿是锰矿山。一万多人干了将近一年，耗费了大量资金，最后过秤，只炼出了六斤三两不合格的海绵铁。
在农业上，提出“亩产万斤”、“向空中要粮”的浮夸口号。县委派副书记高万寿搞县委高产试验田，把原已插下的两亩水稻秧苗移栽一起。县委又派县委副书记乔长贤在官田坝搞小麦高产试验田，提出的口号是：“深挖土地四尺半，底肥突破万斤关，每亩种籽三十三，小麦长得像旗竿。”烈士公社书记黄成勋将25亩正在“散籽”的水稻移植到一亩田，用竹片一行行一排排插进去扶持，并在现场召开亩产万斤的高产试验田观摩大会。会议由胡崇芬代表县政府主持，地委第二书记苏向明、县委第一书记李成栋亲临指导。
1958年8月1日，全县一窝蜂成立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并下令“灭火封锅”。不管外地人本地人，只要到公共食堂，不要粮票不要钱，都可以放开肚皮吃，“过共产主义生活”。放开吃几个月后粮食就空了，加上全县青壮年几乎全部都被调上大矿山采矿炼铁，农业生产由留下的老、弱、病、残和妇女担任，有些土地被丢荒，秋收时缺劳力，不少稻谷、包谷、大豆、红苕都霉烂在地里，秋后无法完成公购粮上交任务。省委书记李井泉传达毛泽东当时的著名讲话是：“我们同农民的矛盾就是国家要多拿一点，农民想多吃一点的矛盾。”于是，同农民的争执点就是争夺粮食。提出“宁可死人也要完成粮食上调任务”、“宁叫人死了，不叫红旗倒”，“死了九十九，红旗不丢手”。
反瞒产私分
征购任务是依据上报的粮食产量来确定的。粮食没有生产这么多，征购任务自然完不成。上级不相信没有粮食，说是农民瞒产了，私分了。为了完成省、地领导征粮指标，荥经县委召开了全县五级干部会，搞“反瞒产私分”。
大会在县委大礼堂（旧电影院）召开，四周安装了高音喇叭。先分区按原定计划逐社逐队算账，按照县委计算出来的数字，逼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把粮食交出来。然后把所谓的“右倾分子”集中在大礼堂开大会批斗。批斗会号称用“小钢炮加机关枪”向右倾分子猛烈开火。早就豢养好的打手们，只要听到点了谁的名，一拥而上，拉上台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罚跪。
烟竹公社双红九队会计毛成珠，因实际产量与计划产量不符，就说他隐瞒产量，拉上台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耳朵被撕开，鲜血直流。他怕再打，只好乱说，承认瞒产的粮食藏在某处某处。于是立即派人去寻找，结果当然没有，回来又毒打。逼得无奈，他只好半夜等人睡着后偷偷逃跑到深山老林躲起来。
凤凰大队党支部书记范文秀，在“反右倾”大会上叫她交代如何策划私分隐瞒粮食，她无话可说，一问三不知，于是说她顽固不化。当时她身怀有孕，叫她跪下她不跪，一个姓孙的女打手，把她从地上高高抱起来反复往地下“杵”。50多年了，提起这件事她仍然伤心流泪。
烟竹公社社长何开福讲了粮食实际产量没有达到计划指标的实话，被说成“最顽固的右倾分子”，大会斗，小会斗，白天斗了晚上斗，罚跪在地上不准睡觉。批斗后县委领导与他个别谈话，“要他将功补过”把留给社员的口粮全部交到县上来。他回去只好昧着良心把留下的社员口粮全部交到县上。凡是发现私拿乱摸、偷青吃青、偷杀耕牛的农民，他都亲自出手打骂。这些被打的人本来就已奄奄一息，半死不活了，有的不久就死了。在以后的反违法乱纪运动时说他打死多少人命，是反革命分子，将其逮捕。他在监狱已奄奄一息，作为保外就医人员放回，送到双红大队浮肿病医院。医院病人中被他打骂过的人不准他吃饭，把他手中的碗抢过来连饭一起摔在地上。没几天时间就被折磨而死。
饿殍遍野
1959年荥经大约有9万人口，按正式统计数字活活饿死的有3.5万多人（所谓非正常死亡），加上1960年春后饿死的人加在一起，将近全县人口的一半。
我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就下放到基层厂矿、生产队劳动改造，亲眼看到了很多饿死人的情况。
那时在路边看见死人是常有的事。有一次，住在孟家坝马路边茶叶站楼上，闻到楼下臭气很凶。我和站长下虚脚楼烂货堆查看，发现一个人不知倒毙在那里已几天了，尸体已生了蛆，于是我们各人出两元钱请人埋掉。又一天接到通知回厂开会，从孟家坝到城里，在路过天宝洞、老王岗、三大湾、高粱湾时，先后亲眼目睹四个人如油干灯草尽，走不动了，靠在坎边慢慢往下倒，倒下去就断了气。
烟竹公社一队陈汝江全家四口人，陈先饿死，两个儿子也相继饿死，妻子水大娘自知死期已到，睡在床上自己把火点燃，连屋带人一起烧光。
最严重时死尸堆积，无力埋葬，只好挖个大坑，把死尸丢进大坑集中埋葬。荥经县领导对外封锁信息，不让外边知道发生了饥荒。县里派专人在邮电部门把守，对电讯和来往书信都查阅。派民兵把守交通路口堵截企图外出逃荒要饭的人——饿死可以，外逃不行！
我回到汉村区家中，听说附城公社王郑氏在郭家山山上煮人肉吃。又听到烟竹和平队的杨学蓉把死去的亲生儿子的大腿肉割下煮着吃。我当时对饿死人、吃死人肉的现象逐渐见惯不惊，思想近乎麻木。
饿死了大人，留下了不少孤儿，不得不办孤儿院收留。孤儿们当时唱的一首歌谣至今家喻户晓：“一九五九年，爹妈都死完，喊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进了孤儿院（wàn），才逃鬼门关。”
偷青吃青
为什么有的人死了，有的人却能活下来呢？那些未死者都是吸取了已死之人的教训，抛弃了传统道德中不偷盗、不杀生的约束，为求生存，不惜任何手段。这些饿得快死的人，凡是能填肚子的东西都去拿，去偷，去抢。已经种下地的种子（洇了粪的），不管是玉米、麦子、大豆，还是马铃薯、红薯，都刨出来吃。当时的一个罪名叫“偷青吃青”，抓住往往朝死里打，但在如此严刑峻法之下，“偷青吃青”现象仍然普遍得很。有一次，我为了赶到机械厂上班，天不亮就起来赶路。从汉村区走到附城史家岩，碰到下七队的孤儿王宗福（现已退休于太平煤厂），偷了一篮嫩玉米，一见我就吓得跪下。我对他说：“你捡了这么多玉米还不赶快拿回去？天亮了别人看见说你是偷来的，非把你打死不可。”后来，他每次遇到我总是握住我的手不放，感激的话又不敢说出口。
还有一次，我协助附城公社调查麦穗怎么被盗割的。到十队老队长陈文兴家去询问，他正在做中午饭，说话东支西吾的，总想把我支走。正在这时，我闻到锅里有股糊焦味，他无奈把锅揭开：满满一锅麦子馍馍！我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我对他说“我什么也没看见”就走了。
又有一次，我在斑鸠井公路边守煤炭，与烈士公社王家队四个挖煤炭的农民住在一起。他们经常天黑出去，半夜才回来，原来他们居然背着手磨，把割下来的稻穗用手磨拉出米粒背回来。我装作不知道，他们还是怕我告发，要送我一小袋米。我告诉他们：“我不能要，如果要了不报告，我要受处分；若报告了，要把你们害惨。明天我搬到冯家坝去住（我早在心里想过这里不能住了），若别人问起，我就说什么都不知道。”临走时，他们把挖煤、拖煤用来照明的加了煤油的花生油用大火把煤油烧掉，剩下的花生油用来炒野菜吃，一定要我吃了野菜，说算是为我送行。
农民爱牛如命，但那年月为了活命而偷杀耕牛的现象全县普遍存在。我看见青龙公社杀牛者被罚，颈项套上枷担，代替牛耕田，后面还有人用鞭子抽打。烟竹公社一个杀牛的，双手被反绑，吊在大梁上反复提起放下，叫做“鸭儿浮水”，结果昏死在地。凰仪公社党委书记为了刹住私拿乱摸风气，把一个偷青的少年捆绑假枪毙，枪响人倒，不是子弹打死，而是被吓死了。以上几位书记都是执行荥经县委“左”倾路线的得力干将，在以后的反违法乱纪运动中都锒铛入狱。
1960年5月8日，李井泉派出以省农委赵凯为团长的检查团，到荥经对基层干部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摸底调查，经过两个月，认为荥经不是一般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而是混进党组织内部并把持县委和基层领导的反革命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资本主义分子，以“左”的面貌出现，进行报复破坏。决定由公安厅与荥经公安局逮捕210人，其中打死多人的严重罪犯50人，由公安局民警押送集中审讯，交代反省所犯罪行，听候处理。当时农民受害致深，这些对农民作恶的基层干部不能说没有责任，但从根本上说，责任在上层。基层干部是上级推卸责任的牺牲品。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是全国执行“左”倾路线的“模范”。天府之国死了1000万，全国第一。荥经死人一半，李井泉不得不亲临荥经，一方面找了一个替罪羊——把荥经县委书记姚清逮捕判刑八年，一方面派人从西昌调运粮食救灾。
守卫良知
1959年我摘掉“右派”帽子后，有一段时间被派到石滓公社十三队去做包队干部。当时公社党委书记吴焕江号称“马列书记”，正红得烫手。地委宣传部长刘恩到石滓公社做调查后回地委汇报工作，他说：“石滓公社缺粮，连枇杷树皮都吃光了。”在“反右倾”批斗大会上以此为由，刘恩被打得鼻青脸肿。可见吴焕江之炙手可热。
我到十三队的第一天，就得知溜沟山杨福贵的母亲杨袁氏饿死了，而全生产队的人仅靠鹅香草、蕨基根、树皮活命，个个东倒西歪，奄奄一息，现存102人，命悬一发。目睹如此严重灾情，我心急如焚，思考再三，只有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决心把命赌在正在召开的公社三级干部会上，如实反映。我对吴焕江说：“吴书记，十三队103人昨天已死一人，如果再不发放救济粮，不到一月，定会死掉一半，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如果你不解决，我只好到县上反映。”结果每人每天得到三两救济粮苟延残喘。
102人的命活到1960年春耕下种季节，整个生产队没有一颗种子，无法生产自救。我反复对妻子申明大义：救人一命尚且胜造七级浮屠，何况102人！于是她同意拿出我俩自解放十年以来勒紧裤带、省吃俭用积攒下的300元钱为生产队买种子。当时，我们全家五口也饿得皮泡眼肿，而那时的300元可以修一幢大瓦房。我们到铜厂沟一个单干队（大山深处一家一户自耕自收的一个生产队）购买了500斤种子回来，发动全队男女老少齐心协力播种耕耘，结果那年生产的粮食几年都吃不完。102人一个也没有死。
如果说我这辈子还有些许亮点的话，这件事就是我的亮点，是我做得最问心无愧的事，最对得起人民的事。即使载入地方史志也是可以的。
当时不仅农民无粮，干部职工也缺粮。按照国家规定：大人每月18斤，刚出生的婴儿6斤，增加一岁加1斤。因吃不饱，患水肿病很普遍。以我家为例，全家五口人，每月共62斤粮，平均每人12.4斤，全家人都患水肿，我爱人几次昏倒住院。有一次，小儿子吃饭时大哭不止，问其原因，是不小心掉了一粒饭在胸前衣服上被老二抓去吃了。为了节约粮食养活儿女，我常常“瓜菜代”。记得有一回在黄猫寺塔子山茶场赵存生处，花四元钱买了一个十斤重的嫩南瓜，就地煮熟后连汤带水全部吃完。在青龙公社八队包队，同农民一起吃观音土（白鳝泥），大便解出来全是带血的石头。
《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