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云笼罩的北京天安门。(Feng Li/Getty Images)
1966年8月24日清晨，老舍独自离家出走，来到北京城西北角外的太平湖畔。他穿着白衬衫，蓝裤子，手里拿着一本《毛泽东诗词》，在湖边长椅上呆坐了一整天。然后，又坐了大半夜。夜深人静时，老舍跳湖自尽，终年67岁。
当时，老舍被认为是“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分子”，遗体火化后，不许留骨灰。
老舍是个什么样的人？
当代中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说：“据我接触到的世界文学情报，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也只有沈从文与老舍。”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1899年2月3日，出生于北京一个满族旗人家庭，是中国现代小说家、戏剧家，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
老舍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1922年受洗礼成为基督徒。1924年秋，赴英国伦敦大学任华语讲师。1930年回国后，曾任教于齐鲁大学、山东大学。1937年抗战爆发后，先到武汉，后到重庆，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直至抗战胜利。期间，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过从甚密。1946年3月，应美国国务院之邀，赴美讲学。
1949年12月，老舍应中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之邀回到北京。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文联主席等。
归国后的老舍，经过中共的思想改造，一直紧跟形势，写了不少为中共歌功颂德的东西，其中，3幕话剧《龙须沟》最出名。1951年，老舍被北京市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头衔。
老舍为什么自杀？
第一，红卫兵的暴虐令他难以忍受。
1966年8月23日，老舍到北京市文联参加文革运动。他在会上发言说：昨天刚刚出院，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捎话给他，要他来参加运动，感受一下这次政治斗争的气氛。
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斗争的气氛”充满了血腥味。
当天下午，北京女八中的100多个红卫兵，呼啦一下子，冲进北京市文联内，将老舍等30位作家、艺术家挂上“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文人”牌子，押至北京孔庙大成门前。
北京孔庙是元、明、清三代中央政府官方祭祀孔子的场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示尊崇、礼敬的地方。
但是，到了中共统治的文革时期，孔庙已毫无神圣可言。这帮红卫兵闯进去之后，强迫老舍等30人，在大成殿前一堆正熊熊燃烧的大火堆四周跪下，一跪就是3个小时。
红卫兵一边往火堆里扔京剧服装、道具、书籍等，一边对他们进行侮辱与毒打，老舍的头被打破了。
之后，血流满面的老舍被押回北京市文联，再次遭到批斗。女作家草明揭发他收了美国的版权费，加上他因摘牌子时被弄疼，将牌子砸向一个红卫兵，被打得更凶了。当时，北京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浩然担心出人命，请西长安街派出所的警察将老舍带离。直至8月24日凌晨，老舍才回到家中。
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请他参加运动，迎接他的却是一帮无知的红卫兵的拳打脚踢，肆意侮辱。这从上到下贯穿下来的是什么？他想不通、受不了。
第二，中共对文化的毁灭把他逼上绝路。
毛泽东发动文革，一个是打倒他的政敌，一个是“革”文化的“命”。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
从此，“破四旧”成为文革中毁灭中国传统文化最响亮的口号。
当时，北京大中学校的红卫兵，以“破四旧”的名义，到处横冲直撞，对相关文物进行大肆收缴、销毁、焚烧。
老舍自杀前3天，曾跟他的儿子舒乙、女儿舒雨说：我不会把小瓶小罐和字画收起来，它们不是革命对象；我本人也不是革命对象。破“四旧”，斗这、砸那，是谁给这些孩子这么大的权力﹖
他还说：这么搞，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他举了两个在前几次运动中由于不堪污辱而一头扎进什刹海的例子。
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认为，老舍这样的文化人，虽然早就在政治上放弃自由主义，但他有一个底线。我觉得孔庙的那场大火，烧书的情景可能对他刺激最大，这使他感到文化的毁灭。
第三，脾气很硬，受不了委屈。
中国作家冰心认为：“我觉得（老舍自杀）很可能，因为他这个人脾气很硬。我总觉得他一定会跳水死，他的小说死的人差不多都是跳水。我想，他这个人受不了多少委屈。他受欢迎时，听的全是称赞的话，他也惯了，他被人打是受不了的。所以，我听说他死，我一点都不奇怪。”
第四，家庭缺乏温暖。
还有一种说法，家人的冷漠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新华社记者李普在《楚狂本色总依然》中写道：“据我所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自我了断的人，大多数是由于回到家里还要挨批斗。家是一个人的窝，是他或她的避风港，是这个人最后的退路。如果回到家里也被当成敌人，就真是走投无路，只有死路一条了。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这样投水自尽的。他在外面挨了斗，被人打了一记耳光，回到家里，他的妻子又率领儿女斗他，他就走上了绝路。”
有个作家指出，李普的这个“好朋友”，就是老舍。
这位作家写道：“老舍当时并不想死。如果想死，他到太平湖后，就会直接跳进去了。然而他没有。他在岸边坐着，坐了整整一天。又坐了大半夜。老舍是在半夜里‘投水自尽’的。有一点也许是不难想像的：当时，夜已很深了，一家一家的窗灯都熄了，连鸟儿也都已归巢，然而，哪里又是老舍的栖身之所呢？如果老舍彼时彼刻有一个温暖的家，或者他的家人能及时地找到他，并把他带回去，他会死吗？”
第五，与江青反“文艺黑线”有关。
江青是毛泽东的妻子。毛发动文革前，就在利用江青造舆论，为发动文革作准备。毛请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支持江青搞一个日后在文艺界整人的文件即是如此。
1966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认定，中共建政后的17年，文艺界有：“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
1966年6月文革爆发后，上至中宣部、文化部，下至各级文艺部门，包括作协、文联等，都成了执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机构，绝大多数作家和文艺界领导都成为“黑线人物”。
文革中对这些人物的清除，是对一个群体的清除。长期担任作协、文联领导的老作家老舍，自然成为清除对象之一。
第六，与毛泽东纵容红卫兵有关。
老舍死在1966年“恐怖的红八月”。这个“恐怖的红八月”是怎么来的呢？与文革发动者毛泽东直接有关。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向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和北京大学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表示“热烈的支持”。之后，各大中学红卫兵组织纷纷建立，殴打老师和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事件迅速蔓延开来。8月5日，北京发生第一起学生打死老师事件。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毛得知向他献“红卫兵袖章”的代表宋彬彬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彬”字时说，“要武嘛！”
宋彬彬立即改名宋要武，她所在的中学也改成“红色要武中学”。此后，红卫兵暴力大规模升级。一批教育工作者被活活打死。
红卫兵闯进机关、学校、文物保护单位、居民住宅区，捣毁书籍、文物，殴打、虐待，甚至打死“革命对象”的事愈演愈烈。
第七，老舍曾经是整人的人，突然挨整难以接受。
文革爆发前，老舍积极参加了毛发动的一系列整人的政治运动。比如：
1955年，毛发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时，老舍写了《看穿了胡风的心》等批判文章，称胡风集团“是一伙牛鬼蛇神，为人民唾弃的垃圾！他们天天吃着人民供给的粮食，却仇恨人民民主专政的一切，干着颠覆人民政权的罪行。这些破坏人民事业的暗藏的反革命罪犯，应依法予以严惩！”
1957年，毛发动反右派运动，老舍对曾经的老友、著名剧作家吴祖光也毫不客气。在《吴祖光为什么怨气冲天》一文中写道：“当我看了有关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之后，我很气愤，觉得过去认识他真是对我的一种侮辱。”
对于被打成右派的青年作家刘绍棠、从维熙等，老舍也毫不留情。他写道：“刘绍棠的《田野落霞》，把农民、党员、干部写得无可再丑；从维熙的《并不愉快的故事》，竟煽动农民闹事，反对农业合作化……《田野落霞》和《并不愉快的故事》能给人们什么教育呢？只能教育人们去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
在“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时，老舍在题为《个人与集体》的发言中称，“丁玲的行为不但自绝于作家，也自绝于人民，除非她马上低头认罪，悔过自新。”
但是，到了文革时，曾经居高临下、长期整人的老舍，突然变成挨整对象，心里过不了这个坎。
结语
1949年，身在美国的老舍，原本有多种选择：一是选择留在美国；二是选择去英国；三是选择去台湾；四是选择回中国。老舍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响应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号召，选择投奔中共。
结果，回到中国后的老舍，从1949年至1966年，17年间，除了一部作品《茶馆》外，其他作品都被认为是失败的作品。不仅如此，文革爆发，他17年的紧跟全成了泡影，不仅无功，反而有罪，肉体遭摧残，人格受侮辱。
老舍终成中共毁灭中国文化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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