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意图，图为华盛顿特区财政部大楼。
大纪元专栏作家Mark Hendrickson撰文／唐云舒编译
公共财政，即政府获取资金用以支付开销的方式，从道德层面上来讲是有问题的。政府的开销越多，其道德上犯错的可能性越大。
我几个星期前写的文章就曾提到，在美国历史上的头60年里，联邦政府极尽节省之能事，把开销维持在了最低的水平，并且只履行《宪法》序言里阐述的不偏不倚、惠及所有美国人的六项职能，完全不涉及特殊利益开支。当其职能最终扩张、超出那六项规定后，联邦政府就走上了一条滑溜溜、违反道德原则的下坡路，从而导致美国现如今积攒了32万亿美元、让人无法理解的巨额债务。
在民主制度下，政治人物必然会寻求扩大其职权，控制政府财政就是他们达到目的手段。从历史上来看，民主制度下的政府都是在不停地花呀花，直到国家破产、社会腐化、政权崩塌。[请参考（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经典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开国元勋们厌恶民主制度、努力给我们建立一个宪政民主共和制度，通过限制政府职权范围也就是开支，来保护个人的权利。
在19世纪前半叶，“山姆大叔”权力扩张的速度很缓慢。但在内战期间以及19世纪晚期所谓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政府扩张的速度就加快了。不幸的是，“进步派”知识分子和专门揭发人家丑闻的作家通过妖魔化私人部门所谓的“强盗大亨”（robber barons）来创作方便他们利用的“神话”，从而分散了人们对真正的危险——不断增长的政府开支的关注。
有些书对历史有着较为精确的解读，例如历史学家柏顿‧弗尔森（Burt Folsom）深具启发性的著作《强盗大亨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Robber Barons）。一般来说，被“进步派”人士称为“强盗大亨”的巨富企业家是通过打败其它（常常是获得“山姆大叔”补贴的）竞争对手而赢得商业成功和巨大财富的。
在“镀金时代”，政府扩张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建立“裙带关系”，即政治人物慷联邦之慨，让自己青睐的企业受惠。当时国会中为企业提供补贴的人通常在政治上缺乏竞争力，其所支持的企业家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擅于向国会要补贴，却不擅于以有竞争力的价格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产品或服务。
这种谴责成功企业家而不谴责联邦财政支持的失败者的不公正做法，从詹姆斯‧希尔（James J. Hill）旗下大北方铁路公司（Great Northern Railroad）的遭遇中可见一斑。尽管当时的四家跨洲铁路营运商中，大北方公司是唯一没有破产且唯一没有接受政府补贴从而增加纳税人负担的企业，希尔却因获得巨额财富而遭到公开斥责。希尔和其他被歪曲为“强盗大亨”的企业家一样，是真正为美国人带来繁荣并致富的人。真正的恶棍是那些政治人物和与他们有裙带关系的人，他们是消耗美国财富的“吸血鬼”。
进入20世纪，华盛顿的政治人物做出普及补贴的致命决定。联邦政府补贴特殊利益企业的做法确实不公平，但以错纠错的方式也不可取，政府正确的行动应该是停止对企业的补贴。恰恰相反，政治界决定慷慨到底，向全社会的人——不管是劳工阶层、穷人、老人、病人还是需要（或者想要）获得教育、食品、住房的人——提供联邦补贴。
在20世纪的100年里，政府进行财富再分配，将一部分公民的钱转移到另一部分公民手中，这成了华盛顿的标准运作程序。1913年通过的《宪法》第16修正案纳入马克思主义式的累进所得税制，为这一做法奠定了基础。
此举传递出“进步派”人士的意图，即把联邦政府从一个不偏不倚、以同样的热情保护所有美国人财产的“看守人”变成一个腐败的利益交换者，说白了就是“你投我一票，我就让你的邻居做出牺牲、给你提供好处和补贴”。
他们炮制了一个名为“社会正义”的智力大骗局，目的是让美国人相信，尽管你拿走邻居的财产是犯罪，但在民主社会里多数人投票支持那些把邻居财产拿来给你的政客在道义上是正确的。
政客们发现，（让人们）放弃“仁慈的撒玛利亚人（Good Samaritan）”（路加福音10:25-37）故事中概述的美国基督教慈善传统对自己是有好处的，于是用虚假的“慈善”取而代之；政客们用他人的钱去帮助穷人，并竭力向外界展示自己多么富有同情心。他们应该读一读大卫‧克罗克特（Davy Crockett）的传奇故事，题为“不是你的东西，你不能拿去施舍”（Not Yours to Give）。
通过不断介入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来扩大联邦政府的权力，必然会导致竞选活动日益腐败。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1939年的总统大选，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竞选连任。当时的经济仍然和罗斯福的前任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时期一样停滞不前，许多人都在考虑更换元首。但罗斯福巧妙地将数以百万美元计、为各种“新政”项目拨出的款项转移到了关键战场州，使得许多选民因受益于这样那样的新政项目而把票投给了他。[伯特‧福尔瑟姆（Burt Folsom）的《罗斯福新政的谎言》（New Deal or Raw Deal）一书对此有更详细的阐述。]在很大程度上，罗斯福是开创用税款贿赂广大选民这一腐败做法的（首位）总统。当然，现在这种做法已经泛滥成灾，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出台减免学生贷款的政策，就是赤裸裸地用纳税人的钱收买选票。
联邦政府权力扩张的另一个重要里程碑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对外向越南开战，对内“向贫穷开战”。这一“大炮加黄油”的公共财政政策窒息了美国经济，使得其后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和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等几任总统时期，美国经济都处于高失业、高通胀状况。
如果政府是通过从资本市场举债来发动昂贵战争的私人公司，私人贷款机构早就会拒绝进一步给其提供贷款了，从而不会让联邦债务窜升到这么高的水平。但是“山姆大叔”不受私人组织的严格规定限制。华盛顿可以宣称政府的信用“完全可靠”，这等于是说，“不用担心，我们会向未来的纳税人收税”（这些未来的纳税人中许多人还不能投票，也享受不到我们发放的这些福利）。因此，我们的公共财政政策涉及另一种不道德的做法：无代表纳税（即政府强行纳税、不给民众政策发言权）。
“山姆大叔”还有一种方法，让其能够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继续花钱，那就是建立中央银行并发行法币。无论“山姆大叔”需要挥霍多少货币，美联储都可以创造出来。当然，学过《经济学101》（Econ101）的人都知道，某种经济品的供应量越多，每个单位的边际价值就越小。这是个华丽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说中央银行创造的货币必然会侵蚀并最终摧毁货币的交换价值。
就这样，“山姆大叔”和美联储合谋，削弱了我们货币的购买力，也削弱了我们费劲儿积累起来的储蓄的价值。实际上，美联储的既定政策是以每年2%的幅度让我们的货币贬值，而当年成立美联储的初衷是为了保持美元的购买力。从道德层面来说，这是一种隐蔽的盗窃方式。
公共财政在道德层面上的缺陷，都是由一个根源造成的：即认为政府剥夺一部分人的财产分配给另一部分人是其正当功能的道德谬论。这是民主制度的致命缺陷，它说明了美国国债为什么高达32万亿美元而且还在增长。
作者简介：
马克‧亨德里克森（Mark Hendrickson）是一位经济学家，最近从格罗夫城市学院退休，目前仍在该校信仰与自由研究所担任经济与社会政策研究员。
原文：The Moral Defects of Public Finance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