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老者是谁？吴营洲先生没有明说，只是说这位老者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大学生，也是新中国的第一批研究生。一九五七年这位老者被打成“右派”，此后在一家农场度过了他一生最可宝贵的二十来年。吴营洲先生的这篇文字，涉及面广、人重、理正，言虽短而形神兼备，评人简短之语，分量都很重。
谈胡适
如果胡适留在了大陆，五七年的整知识分子，当会拿胡适开刀的。章伯钧、罗隆基等不够格。1954年批俞平伯，批胡适，其实许多人都是受了蒙蔽的。人们把握不住胡适，也不清楚为什么批胡适。到1957年反右派时，一切都明白了，其实，而今看来，胡适并没有被批倒。发起者批胡适的目的并没有达到。胡适的儿子胡思杜死的太悲惨（被打成“右派”，上吊自杀），太可惜。胡思杜当年太年轻。年轻人难免会干出一些糊涂事。
谈俞平伯
俞平伯的文字，明白如话，却经得住反复咀嚼。1954年对俞平伯的批判，声势浩大，当时好多人都不明就里，也跟着一起痛批，但随着历史迷雾的逐渐淡去，人们方有些如梦初醒，原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批“俞”是假，批胡适才是真。
谈舒芜
舒芜大节有亏。1955年，舒芜把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交上去了。紧接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整胡风运动就开始了。致使无数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令舒芜感到痛心的是，并不是他把信交上去了害了那么多人，而是他没有因此而得到想得到的东西。
谈郭沫若
不想谈这个人，只说他几件小事吧。
1958年，他出了本诗集——《百花齐放》，一种花一首诗，以配合党中央提出的“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有位学生读罢给他写信说：“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他读后，感到“后生可爱”，遂答道：“老郭不算老，诗多好的少；老少齐努力，学习毛主席！”他有一首献给毛泽东的诗《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其中写道：“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还有一首《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不过，他也够可怜的，两个儿子都惨死在“文革”期间。面对儿子的死，竟不能施以援手。在晚年，他用毛笔，一遍一遍地抄他儿子的日记，其情可哀，可悯。
谈陈寅恪
一般人遇到问题，尤其是历史问题，轻易不敢开口。害怕说错，害怕出丑，害怕徒留笑柄。陈寅恪则不同。陈寅恪随便怎么说都不会错，还总是给人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因为他对历史很通透。这也是人们钦佩他的原因之一。
谈张中行
张中行晚年风行一时。张中行的《负暄琐话》也风行一时。其后他又有了《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等。张中行自己称他的《负暄三话》是不三不四。不过，这几本书依次读来，是有点“一蟹不如一蟹”。有人称，张中行的“行文特点”是：有话则短，无话则长。该说的话，戛然而止，不说了。张中行那些“没用的”话，絮絮叨叨，但读来并不觉得烦，而那些“有用的”话，到到了嘴边，偏又不说了，但读者也已“心知肚明”了。这就是高手作文，或者说是“高手作文”的手法之一。
谈梁思成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看到北京城被大片大片地拆掉了，不禁失声痛哭。在梁思成的构想里，是在老北京之外，再建一个新的北京。一老一新，状似扁担，“日月同辉”。但他的构想被否定了。
谈周扬
周扬在自己挨了整之后，才知道了挨整的滋味，才知道了忏悔。丁玲之所以至死都不肯原谅周扬，就是周扬往死里整人家。周扬是文艺界、理论界的太上皇，打手。周扬与胡风的分歧，始自理论上的。周扬认为启蒙与救亡是对立的，胡风则认为，启蒙是长期的，救亡是暂时的。（因为有了日本入侵，所以才有“救亡”之急。）周扬的忏悔，不仅仅是对个人行为的忏悔，而是对那个时代的忏悔。他意识到了那个时代是错的。他是在否定那段历史。这一点难能可贵。他晚年提出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等等问题，也是长期反思的结果。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扬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
谈夏衍
夏衍整起人来，跟狼一样。反右时期，夏衍以文化部副部长的身份来到中央美术学院，在全体师生大会上说：中美院是什么？就是小台湾。这样的“定性”，非常令人恐惧。“小台湾”什么意思啊？“小台湾”的意思就是说中美院已经不是共产党领导了，是一帮国民党在统治，中美院已成国民党的天下了。这是什么性质啊？是敌我矛盾啊。一时间人人自危。包括院领导。当时中美院的领导班子，在批胡风、反右时，特别积极，整了许多人，他们没有想到，螳螂扑蝉黄雀在后，后来被来了个一锅端，全给烩了。
然而，“文革”一来，夏衍也开始被整了。被整的理由，说他是“电影艺术反党黑纲领的炮制者”。其实这就跟他说中美院是“小台湾”一样，纯属捏造诬陷。夏衍开始被游街，大会批，小会斗，被侮辱，被毒打，后来又被投进了秦城监狱，长达8年7个月。在狱中，夏衍的右腿被踢折了，却不给治疗，以致造成终生残疾。
谈吴晗
吴晗的最终命运，自然很悲惨，但他得势时，在位时，整起人来却是一点都不手软。非常狠，几近疯狂。诸如“反右”期间，吴晗在民盟召开的对章伯钧和罗隆基的批斗会上，做了题为《我愤恨！我控诉！》的发言，火力十足。其实，吴晗当时的所作所为，不能归结为“形势所迫”，是他一点廉耻都没有。他不配称作“知识分子”。吴晗的死，自是悲剧，但也符合因果。吴晗的写作，“意向”太明显，明眼人谁都清楚。吴晗的《海瑞罢官》，本来是“遵命”之作，或说是“逢迎”之作，连他本人也没有想到，他会因此获罪。
谈丁玲
曾经见过丁玲一面。是在1955年前后。当时的感觉，她长得很丑，又老，就像个河北农村的老娘儿们。丁玲挨整，自然有其可悯之处，其实也“活该”。她在台上时，整别人也同样狠。诸如建国初她就起劲地批判沈从文，比郭沫若批得还厉害呢。凭她和沈从文的交往或交情，可是不该啊。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了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但在当时，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更优秀的小说很多，但没人向“斯大林”推荐啊。
谈曹禺
多次见过曹禺，矮矮胖胖的，感觉不大像个作家，更像个商人。曹禺的戏剧，最好的也就是《雷雨》，那是他厚积而薄发的东西，其余的就乏善可陈了。而《雷雨》，似有剽窃之嫌。它脱胎于戏剧大师易卜生的名剧《群鬼》。曹禺写《雷雨》时，只有22岁。其天赋自然是有的。曹禺和老舍一样，建国后，也十分地紧跟政治，积极地投身建设，体验生活，其结果则是，“收获甚多，头绪全无。”（曹禺语）周恩来让他写“民族大团结”，他便写了《王昭君》，但，《王昭君》实属下品；周恩来让他写“巴黎公社”，他先是欣欣然地接受了，而后来痛苦万分，无从下笔，最终竟交了白卷。
谈巴金
对巴金的总体感觉是：一个本不该忏悔的人，却在一个劲儿地忏悔；而最该忏悔的那些人，则总是装聋作哑。这，或可称作是“巴金现象”。巴金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思来想去，委实找不出哪个“政府”是好的，也不知道哪种类型的政府是好的。1921年春，巴金曾写过这样一句话：“妨碍人民自由就是‘政府’。自从有了政府后，我们的自由全然失去，一举一动都要受政府的干涉。”英国哲学家戈德尔曾写过另外一句话：“无论如何，政府本身就是邪恶，越少越好。”平心而论，这些话虽多少有些道理，却也不乏偏激。巴金晚年因为写了《随想录》，而使他的整个人生升华了。
谈韦君宜
韦君宜的《思痛录》，很有价值。比季羡林的《牛棚杂忆》深刻。
谈孙犁
孙犁晚年的短文很好。尤其是一些怀人之作，融进了他自己对尘世对人生的诸多感慨。
谈流沙河
流沙河不错。人、文都不错。他的“右派”被改正后，所反思的，不是个人的苦难，而是民族的兴亡。流沙河的文字，往往从那些碎的捡不起来的小事写起，读的时候，也觉得那事儿是你不曾在意的。然而，读着读着，便恍然意识到，他写得其实并不是小事。这一点和沙叶新恰恰相反。沙叶新往往着眼于大事。但这两个人，殊途同归。
谈王蒙
就个人而言，不喜欢王蒙。王蒙谈《红楼梦》的文字，没有扎实的考证，学术价值不高。王蒙算不得学者。王蒙的人品也差些。不如从维熙，不如邓友梅，甚至还不如张贤亮。王蒙的经历，成就了他的文学。他的小说政治气味很浓。读王蒙的文字，确实能感觉到他世事洞明，人情练达。
谈徐悲鸿
中央美术学院是徐悲鸿亲手建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后，中美院的许多领导，都是从延安来的。延安来的人，对所谓沦陷区的旧人，很是不屑，也不尊重。即便对徐悲鸿也如此。
谈江丰
建国初期，江丰主持中央美术学院的工作，任院长。江丰为人很好，很和蔼，但很左。不过，不如周扬，周扬更左。可这两个老“左”，偏又合不来。一次，周恩来把江丰叫到了中南海，临进门时，江丰脱掉大衣，用胳膊挎着。周恩来见江丰进来，站起身对江丰说：“坐吧坐吧，这次请你来，是想解决你和周扬的问题。”江丰一听，立时就火了，他对周恩来说：“我有嘛问题！”说罢，掉头便往外走。周恩来很尴尬，也很生气。周恩来将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周恩来不能不汇报。毛泽东十分看重江丰，曾对江丰说：“我就把新中国的琴棋书画交给你了。”听了周恩来的汇报，毛泽东也很生气，他对周恩来说：“你去问问他，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其实毛泽东能不知道江丰是共产党吗？后来，即1957年，江丰等一批从解放区来的人，也被打成了“右派”。
2020-11-06（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