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中国政府的工业政策一直没有免于这种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特征。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穆嘉（Carsten A. Holz）观察到，国务院在2000年代初虽然弱化了工业计划的职能，但政府从未放弃对工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每五年发布一次的《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本身就包含对工业投资优先秩序的选择。但穆嘉对本台记者分析说，政府实际缺乏真正评估政策效果的手段，“无论是对于太阳能板、机器人或是其他项目，最终我们看到的局面是这些领域的过度供给，要么是重组，要么是破产，总有人为之付出代价，现在就变成一个债务问题。”
而且穆嘉并不认为工业政策在整体板块上对资源的调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在202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综合六个工业领域的数据指出，在工业领域资源调配起作用的主要还是各企业自己的盈利动机和民营企业的自主决策。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于个别重点企业仍然起到重要的扶持作用，例如帮助华为发展5G能力，帮助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全球竞争等等。
但对重点企业的大力扶持却可能扭曲市场，降低经济效率。穆嘉分析说，这种问题对于那些不受重视的工业领域的企业来说尤其严重，“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其他领域的企业可能缺少市场机会，或没有机会改革；更大的问题可能是，这些企业为这样的政策支付了代价，因为他们在付税，如果政府不做这样或那样的工业政策，政府本不必征收那些超出其需要的税收。”
权力重新集中
除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外，以产能输出为特征的“一带一路”倡议也被认为是政府主导下的一项经济政策，在这些具有指标性的经济政策背后都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经济的主动调控。但在经济学家们看来，这种调控的角色早已经偏离了市场经济本身的规律。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2019年4月27日出席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论坛（美联社）
2022年版的《剑桥中国经济史》结语部分的作者之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经济学教授洛伦·布兰特（Loren Brandt）对本台分析说，“我们所见到的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早于新冠疫情，与2000年代中期出现的权力重新集中和更多自上而下的政策密切相关。”
布兰特在这里提及的权力重新集中涉及到中国改革开放的三个阶段。自1978年中国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后，中国经济就进入了市场化改革的时期，逐步提升民营企业等市场主体在经济中的地位。到1990年代初，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政时期，曾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的朱镕基主导进行了对国企和政府的改革，压缩了国企的比例，给民企更多的空间；同时，政府机构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精简了职能，减少了人数。
但外界普遍认为，胡锦涛2003年上台后，开始逐步走回朱镕基改革之前的老路。《剑桥中国经济史》指出，胡锦涛时期大幅增加了针对具体领域工业、公司和技术的工业政策，扩大了对技术工业领域的政府直接投资。
穆嘉则认为，胡锦涛时期这种经济权力的重新集中有非常明显的信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2006年时就曾写到，政府应该占领经济指挥的高地，国有经济应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绝对控制力。”他强调，这意味着中国政府是希望有强大的国有企业。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也波及中国。中国政府在这一波危机中通过放宽信贷来刺激经济，但布兰特教授在《剑桥中国经济史》里评价说，这些信贷大多进入了国家控制的实体，并运用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这种方式恰恰加强了国家在经济中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胡的问题，还是习的问题？
当今天的中国民众在对日益凋敝的经济感到忧心忡忡时，他们很容易把庞大的债务、几近崩盘的房市、疲软的购买力和下滑的外贸等等归结于新冠疫情期间，习近平政府对经济社会过于严厉的控制，和中美贸易战等外部环境的因素。
2012年11月16日，北京市民在街道上阅读一篇报道有关习近平与他的前任胡锦涛的报纸头条。（美联社）
经济学家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不应让习近平去承担所有的责任。史剑道认为，今天中国经济的问题大多在胡锦涛时代就已经埋下了种子，“首要的就是并不平衡的经济上所附加的那些投资，当金融危机来临时，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大量借款；所以今天中国每年用于偿还债务利息的钱超过1000亿美元，现在可能差不多超过1200亿美元了，这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GDP）的1%了。”他还强调，在劳动力问题上，早在二十年前，胡锦涛时代就应该改变其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
但史剑道也承认，习近平上任后继承了债务问题，并且没有及时停止借款。
德国哈根大学前东亚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荣休教授瓦格纳（Helmut Wagner）也认为，习近平在2013年上任时，面前的中国经济已经有很多问题，他的错误主要是强化了权力的再集中，“在过去几年中，（权力集中）显示为尝试控制私营企业，甚至想控制所有的事情；这样一来，你就没给私营企业留下创新的空间了，但这对习近平追赶技术革新的策略却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他强调，创新更好的方式依然是自下而上，发挥企业自身的能动性。
瓦格纳评价说，看来习近平政府的政策优先选项已经不再是经济发展，而是保政治稳定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了这样的目标，习近平可能宁愿牺牲一些经济增长率。
体制的张力
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这两个目标之间的张力在中国体制中的存在似乎由来已久。即使是1990年代，朱镕基主导下以国企改革、分税制等为主要内容的市场化改革，也被外界认为是提升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为胡锦涛当政时期强化经济控制、国进民退创造了条件。布兰特教授在《剑桥中国经济史》里则指出，习近平2013年上任后，实际上是更坚定地走回了国家控制经济的老路；而在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之间，中国政府更是倒向了后者。
2020年7月31日，北京一个商场外的大屏幕上正在播放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上讲话的新闻。（路透社）
2013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一份被称为“九号文件”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其中列举了所谓在意识形态领域危险的七种思潮、主张和活动，并指出这些主张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文件提出要确保新闻媒体的领导权要始终掌握在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人的手中。
这份标志性的文件发布迄今已经十年。这十年中，中国媒体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也日益加强，而中国经济却逐渐走向困局。
国际资本市场对此似乎也看得很清楚，外资逐步撤出中国的趋势日益明显。据彭博社报道，以8月23日截止的13天里，总计110亿美元的全球资金撤出了中国市场，创造了彭博社2016年以来这一数据跟踪的最长连续撤资记录。同时，摩根士丹利、高盛集团等国际投行也纷纷下调中国股市的股指目标。
唯二选择
中国政府对于当前的经济困难自然是十分清楚的。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上周五（8月25日）发表评论说，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确实面临着新的困难挑战。但评论却又说，最近在一些西方舆论中，“中国经济崩溃论”又沉渣泛起；这些唱衰中国经济的人，恐怕内心从来没有期望过中国经济繁荣发展。评论强调，中国经济恢复将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它仍然具有巨大的发展韧性和潜力，将长期向好。
但瓦格纳教授认为，实际上中国政府只有两个选择，“或者是变成残酷的独裁者，控制一切，命令一切；或者是对经济和政治实施民主化、自由化。”他说，对于后一种选择，这意味着跟随1990年代到2000年代的改革步伐进行制度改革，这是过去十年习近平没有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