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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惠林:经济的幸福力—新生活经济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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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飞越黑板经济学,把“经济学”找回来

(作者提供)

从一九六八年随波逐流进入台大经济学系就读,迄今(二0二三年)五十五个年头,就一直在经济领域里,由学习、研读、研究、写论文、教书到撰写通俗文章传播基本经济观念,对于主流经济学的演进却愈来愈疑惑和不能认同,也愈来愈能领会奥国学派大师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早在一九四九年于其巨著《人的行为》(Human Action)中说的“当今大多数的大学以‘经济学’这个名称讲授的东西,实际上是对经济学的否定”。

大道无形、大道至简至易

而且,我也愈来愈能领悟一九七六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曼(M. Friedman,1912~2006)在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应美国德州圣安东尼奥的三一大学(Trinity University)之邀,讲述其“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讲词的结语:“……经济学是一门迷人的学问。而最令人着迷的是,它的基本原理如此简单,只要一张纸就可以写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何其稀少。”

同时,我也更能体会芝加哥学派的始祖奈特(F. Knight,1885~1972)对其试题几十年不变之解释:“试题虽相同,答案却有异。”之内涵。此外,对经济学鼻祖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1723~1790)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为何历久而弥新,以及“大道无形、大道至简至易”等道理,我也似乎愈来愈能领略。

毕竟经济学的探索对象是“人”,而人是万物之灵,虽然“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几稀”,但这么一点点差别却造成天壤之别的结果。两百多年的发展,“经济学进步了”的说法应较被认同,尤其自所谓的“总体经济学”窜起之后,这种说法更被确认。然而,就只针对“经济学是在研究人的行为”这一命题,在“行为人”这个关键点就非常值得作正本清源之商榷。

人的行为能标准化吗?在数理经济、数理模型,以及计量经济学早已盘踞经济学领域核心之际,答案是什么已可思过半矣!经济学既然追求“有系统地解释现象”,那么,将人的行为寻求系统性、规律性的解释也理所当然,由而“原理”的出现也是必然。“比较利益原理”、“供需原理”等等都是最基本、最为人熟知的例子,这些原理也都能以图形、数字,甚至数学式子,利用黑板来演算、说明。然而,这些分析、说明都需要假设和前提条件,可以说是在“既定”的模子下推导。问题是:黑板上的演练结果能否运用到实际人生?

既然对象是“人”,而人是会思考、有灵魂的个体,就某一个人来说,对于自己都难了解了,如何能得知另一个人的想法?何况周遭的环境,以及人、事、物都是变化不居的。原理原则是一般性的,但“具体”是怎样,可说根本不可能得知,因而每个人都需要去摸索、去尝试,或以别人的经验作为自身决策的参考,在不断的失败当中改进、学习,而人际间、人与自然间也持续演化出规则、秩序来。

跳脱“黑板经济学”找回“真人”

虽然说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在寻求幸福,但幸福的内涵却也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只有回到活生生的“个人”身上,让行为个人决定才是最适当的。市场、竞争、比较利益的决定主体,应该都是个别行为人。就是在形形色色的行为人互动中,激荡出分工合作、各个市场的规则,以及各式各样的组织。到了凯因斯经济学配合着自然科学分析工具的出现,竟然逐渐演变成整体社会可置于一个可以摆弄的模式中,而政府可利用政策工具作“精密调控”,让活在此模式里的人都能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尽管稍微思考一下就可知不可思议,但现实世界的人间却一直这样进行着,纵然不断发生问题,仍然无法改变。原因可能有许多,最微妙的看似简单基本观念之内涵,无法被真正了解应是关键,由弗利曼的感慨也可清楚、明白了。不过,由一九九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寇斯(R. H. Coase,1910~2013)的“黑板经济学”说法,最能传神且一针见血地点出症结所在。

所谓的“寇斯定理”脍炙人口,似乎已被充分了解,然而寇斯在一九八八年于〈阐释社会成本问题〉这篇文章,就近三十年(一九六0~一九八八)这么长时间里,各家对该定理的褒贬提出总回答时,说绝大多数的讨论都没搞清楚他的论点,而他的论点最主要的也只不过是呼吁经济学家走出“黑板经济学”里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大家共同回到到处都是交易成本的现实人生,研究解决人生问题之道。他在该文最后以政府最常用的租税制度为例,引用包莫(W. J. Baumol,1922~2017)的话:“总括来说,要一五一十实施庇古氏租税制度,我们实在没有什么理由抱持太大的信心。实施这个制度所需要的租税,或所需给予补贴的额度,我们不知道应该如何去计算,也不知道如何由尝试错误中去算出大概的数字。”来指明包莫所说的“庇古派传统的结论本身,实际上是没有瑕疵的”,应是逻辑上没瑕疵,而且假定能将该制度付诸实施的话,资源配置可达最适,但事实上这些税制方案是无法施行的。寇斯说:“就这一点而言,我从来没有否认过。我的看法不过是,这些税制方案只是些梦想罢了。当我年轻的时候,有人说,说不出口的蠢话,可以用唱的。而在当代经济学中,说不出口的蠢话,则可以用数学来表达。”

我很同意寇斯对当代经济学的针砭,但并不否认黑板经济学可以训练学习者清晰的逻辑推理,只是切忌全盘用到真实人生,以为人生问题真的能够精确量化,且政府政策可完满解决。为了让这些看似简单的理念得以普及,个人长久以来不断为文作通俗化观念的传布,也曾将这些文章集结成书出版。

通俗化经济观念的传布

在一九九二年,有感于社会里普遍弥漫着对经济学的误解,肇因可能一大堆,但缺乏正确观念的中文读本应是要因之一。当时虽有不错的中文“教本”出现,但活用经济学理解析人生的读物却仍难寻。于是出版了《人生经济学》这本三万字的小册子,将几个基本原则和供需原理之内涵详予解析,再配以数篇日常生活事务的经济分析,导引读者认识生活经济学,体认经济学是研究“活生生”的“人”之一门学问,目的在增进每一个人的福祉。

十三年之后的二00五年,个人不但依然认同经济学是以“活生生”的“人”为对象,经济学是切合人生的这些根本性概念,甚至于觉得还应该加倍强调。而且,对于被尊为“经济学鼻组”的亚当·史密斯,其所特别着重的伦理道德,竟被当代主流经济学几乎完全忽略,甚且人类争权夺利,尔虞我诈,人心败坏几至“人人为近敌”,而失去伦理道德基础的经济学,应该也扮演了分量颇重的推波助澜角色。于是将《人生经济学》中的“理性自利”很小心的导向“无私”,又加入〈诚信是经济学的根本〉、〈“共用财”的迷惑〉、〈“长成的”与“做成的”创新〉、〈经济思潮与政府角色的演化〉四篇新文章,以增修版面世。特别加入“诚信”、“无私”、“个人责任”,以及“政府适当角色”这些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使该书更贴近真正的“人生”。

到二0一四年,九年间物换星移,而天灾人祸不但未减,还更频繁且强度更大,南亚大海啸、四川和青海大地震、SARS风暴、H1N1流感、台湾八八风灾、海地和智利大地震、日本福岛强震等等天灾接二连三报到,并造成重大损失,而气候的大变异,南北半球异常冰寒、酷暑的大对比,引发《明天过后》、《二0一二》描述地球面临崩毁影片的大卖座,末世预言也被热烈谈论。

千错万错都是人的错

“天地不仁,以人为刍狗”是评论者最常用来评断天灾人祸的话语,这是怨天怨地,责怪天地戕害人,好似人类是何等无辜、可怜!是这样吗?为何人类不会自我检讨,看看自己是否犯了错,而且一错再错,最后才落到“人不治天治”的悲惨局面?

在这其中,一意追求经济成长过了头,恐怕要负很大的责任,而对“金钱货币本质”的误解、对市场的抹黑扭曲,以及诸多错误经济观念的引导则是源头。有鉴于此,导正经济观念,进而扩大影响范围,更显现出的确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乃进一步将“钱”、“竞争”、“市场失灵”、“外部性”、“成长的迷思”、“幸福指数”这些现今非常关键的理念,各以专章加入,虽使小书篇幅增加,却更为完整。为免学术化的书名让一般读者产生排斥,舍弃原本“经济学”书名,以平易近人的“经济的幸福力”为书名,再将“新人生经济学”作副名,期待吸引更多读者接触,更希望能打动人心,唤起人民的思考,让人间社会不再沈沦,进而向上提升。

迄今(二0二三)匆匆又过九年,发觉书中内容有许多需再清楚说明和进一步阐述的地方,乃对全书予以不小幅度的增删修正,且将“新人生经济学”副书名改为“新生活经济学”。必须一再强调的是,在本书中,我已深深觉悟到必须扬弃“自私自利”,让人间真能“诚心诚意”地分工合作,而“诚信伦理”的重新寻回也当然是当务之急,当代经济学必须像她的始祖亚当.史密斯一样,重视伦理道德,毕竟“人无德”一切都枉然,而“人心向上提升”是根本!

谨识

二0一四年九月二日

二0二三年八月二十二日修订

作者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中文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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