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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群:一群年轻人的抗争触发一场运动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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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爆发后的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之后,中共再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全国计有1700多万初中生、高中生被送到农村、边疆做农民。被送到云南的就有10万知青。知青被下放到农村,说白了,就是变相劳改。这是一代中国青年的悲剧。

图为乌云密布的北京天安门广场

1978年,中国西南边陲,云南西双版纳的一群年轻人,不畏千难万险,经过持续不断的抗争,触发了一场持续20多年、伴随大量悲剧、涉及千百万家庭、影响一代人命运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终结。

三次上书

1978年10月16日,上海知青丁惠民写了第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谈了云南边疆知青的困境,表达了想回家的愿望。

300多个知青在信上按了手印。信被寄往国务院后,国务院批转云南省处理,之后便没有下文了。

时隔一个月,11月16日,丁惠民写了第二封致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签名者超过万人,信寄出后,也没有回音。

又过了一个月,12月17日,丁惠民写了致邓小平的第三封联名请愿信。信中写道:

“八年了,父母的泪快要流尽了,我们肉体的青春即将衰老,再这样下去,我们实在受不了。我们请求,不求金,不求银,只求让我们回到父母的身边吧!我们可以干最脏最累的活,领取最低的工资,但只要回到父母身边,再苦也是甜的。恳求中央早日决策!”

“同样是知识青年,为什么命运如此不同?有权人家的子女早已远走高飞,得意洋洋;有门路的悄悄溜走,不声不响;有钱的买通路子,不翼而飞;剩下的只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家的子女,像一堆被遗弃的垃圾丢在这里!有多少人挨过领导的辱骂、干部的拳脚、无情的棍棒、狠毒的枪托……”

当时西双版纳8个农场,除橄榄坝农场的知青没有签名外,其他农场的知青都在请愿信上签了名。其中第4分场的签名,是划破手指,用血书写的。

这三封信,一封比一封急迫,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我要回家。

第三封信最终送到邓小平手上,对邓作出知青返城的决策发挥了一定作用。

抬尸游行

1978年11月12日凌晨,橄榄坝农场的上海知青瞿林仙临产,她的丈夫翁仕贤跑到分场,请医生到家里接生。

分场卫生所的所长陈医生,却忙于参加酒宴,未及时赶来。下午3点多,瞿林仙的儿子终于生出来了,但胎盘迟迟没有脱落而滞留在体内。这使得瞿林仙剧痛难忍,出血不止。

之后的几个小时里,瞿林仙被紧急送到分场卫生所,又从分场过澜沧江,送到总场医院,因救治不及时,导致大出血而死,年仅24岁。

瞿林仙之死,引发知青强烈不满。他们抬着瞿林仙的尸体,一路游行到橄榄坝农场场部,沿途很多知青加入。他们向场部领导提出改善知青待遇,放行病退、商调回城等要求,场部领导不答应,他们又酝酿把瞿林仙的尸体抬到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去。

消息传到昆明。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担心出大事,责成省委常委、省农林办主任党向民立即赶到橄榄坝,妥善处理此事。

党向民抵达橄榄坝农场当天,先采取三项措施稳住知青情绪:(1)对农场领导的严重官僚主义和失职行为给予严厉批评,责成他们向知青检讨、道歉;(2)答应知青的合理要求,为死者举行追悼会;(3)请州委及农场通知死者家长及上海市知青办,来此共同料理后事。

党向民还找不少知青彻夜长谈,终于劝阻他们不再抬尸去景洪。

这起突发的死人事件,给云南知青为返城而抗争添了一把火。

集体罢工

丁惠民的信发出后,没有回音;他们想上北京请愿,领导不同意。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终于,一场大罢工开始了。

12月8日,西双版纳地区农场知青代表开会,选举产生赴北京请愿筹备总组,丁惠民任总指挥。当晚发布《罢工宣言》:为维护我们的人生权和尊严,从12月9日起,举行无限期罢工。

12月10日,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结束,不仅肯定文革以来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取得“伟大成就”,而且强调今后还要“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结合”。

文件还规定,今后农场(兵团)知青一律按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知青政策的照顾范围。也就是说,农垦知青返城的路被堵死了。

这个文件对云南罢工知青犹如火上浇油。

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的8个农场:景洪、橄榄坝、勐海、小勐伦、勐遮、勐捧、勐满、勐腊,除橄榄坝外,其余7个农场的知青都投入罢工请愿中,人数多达3万,农场工作全部瘫痪。去勐腊的公路也被挖断,好几十辆军车被堵在那儿。

卧轨抗议

12月16日,西双版纳农场第一批40人赴京上访代表团步行出发了。

云南省委紧急指示省农委、省知青办、省农垦总局、省公安厅等组成联合工作组,对上访代表进行劝阻。

当他们走到通关时,他们募捐的4000多元上访经费,莫名其妙丢了。有传闻说,是公安部门奉命派出便衣干的,目的是阻止他们去北京。

12月24日晚,他们在昆明火车站登车。上车不久,被赶下车。随后,无论他们到哪里,都不许进站。于是,他们步行到一个叫做羊方凹的地方,集体卧轨抗议,致使当天由昆明开出的数十对客运和货运列车受阻;昆明连接京沪、京广、陇海干线的铁路大动脉中断了。

数以千计的昆明市民和学生冒着严寒,赶到羊方凹围观。

云南省委、昆明市委组成工作组赶赴现场,进行说服、劝阻。大批军警也奉命开进羊方凹。

60个小时过去了,因铁路线中断,连秘密开往中越边境的军用列车也不得不停在那儿。

12月25日,中央给云南省委发了三条指示:一,坚持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形成的文件;二,派出调查组前往云南,就地听取国营农场青年职工的意见;三,知青必须停止阻拦火车、妨碍铁路运输的行为。

中央很快派国家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赵凡,和在北京出席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同机飞到昆明,处理这一事件。

北京请愿

12月18日,丁惠民带领西双版纳农场第二批赴京上访代表团徒步北上。当时发着高烧的丁惠民,是被知青用担架抬过澜沧江的。

12月27日,天寒地冻之时,丁惠民等26名代表终于到达北京。他们来到天安门广场,在金水桥畔,打开两个横幅,一条写道:“我们要见华主席,我们要见邓副主席”;另一条写道:“我们要控诉,我们要告状”。

然后,有的演讲,有的发传单,有的维持秩序。他们的举动引起在场外国记者的注意。当晚,一家外国电台发出头条新闻:中国云南的知青请愿团到达北京。

此事立即惊动中央。傍晚时分,代表们被接到农林部招待所。接下来的几天,国务院知青办、团中央、全国妇联、劳动部、民政部等派人与上访代表座谈。

1979年1月1日,国家农垦总局发出1号文件,承认知青请愿代表团性质合法,同时强调应该复工。

1月4日,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在民政部长程子华陪同下,接见了丁惠民等。

据丁惠民回忆,大家鼓掌后,本以为能听到王震几句亲切的问候,没想他表情严峻,突然将拐杖往上一扬,又咚咚地在地上狠狠杵,接着就是排炮般的严厉训斥。代表们全懵了,没人敢提返城的事。

王震意识到知青的不痛快,当晚邀请全体代表看电影《巴顿将军》。看完电影,王震说,西双版纳是个好地方嘛,要热爱她;中央并没忘记那里,恰恰相反,要建设好那里;邓副主席说了,不久要大规模投入资金,资金不够,外汇也可以动用嘛!

王震说:“你们的信我已经转达给了华主席、邓副主席和叶帅了。”说完,转身欲走。

这时,知青代表刘庭明忽然从后排站起身,大声吼道:“王震,你不准走!你还没回答我们的实际问题!”说罢就往前排冲,当即被警卫反扭住双手。王震一下子愣住了,等他回过神来,对刘庭明一通骂。

悲壮绝食

赵凡带领的国务院调查组1978年12月25日到达昆明。

1月8日,调查组得知勐定农场知青开始绝食了,知青一天发了200多封电报,火急火燎,催调查组去。赵凡一行从晚上8点出发,跑了一夜一天,终于到了勐定。

1月10日下午4点,赵凡与知青的见面会上,一个叫吴向东的北京知青,讲述了他遭遇的种种不幸,表达了知青迫切想返城的愿望后,说:“为了捍卫一个真正的知识青年,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尊严,也为了拒绝刚才(领导)强加给我的‘农场青年职工’的不真实身份,我决定以最后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抗议!”说完,他转过身,面对全体调查组成员,从裤袋里掏出一把匕首,切腕自杀。

一个身患严重心脏病的四川女知青,慢慢走上台,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赵凡面前,大哭起来:“伯伯,救救我们吧……”

台下几百名知青全都跪下了,放声大哭,高喊:“我们要回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赵凡也哭了。他说,我也有孩子插队,我也是知青家长,我一定向中央反映你们的情况。

抗争成功

1979年1月25日,赵凡向国务院报送“同意知青返城回家的请示报告”,并提了六条解决问题的办法。

1979年2月6日,国务院批准了赵凡的请示报告。2月上旬,云南省委召集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市有关领导商讨如何落实国务院的“六条”精神。

不到3个月,云南农场知青的90%以上都返回到原来的城市。到1980年,云南农场的知青只剩下3000多人。

1980年,中央书记处决定,从这一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终结。

结语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始于1955年。文革爆发后的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之后,中共再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全国计有1700多万初中生、高中生被送到农村、边疆做农民。被送到云南的就有10万知青。知青被下放到农村,说白了,就是变相劳改。这是一代中国青年的悲剧。

1978年云南知青的抗争为何最终能够成功?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天时。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十年文革,已经走到尽头。1976年10月6日,毛的妻子江青等“四人帮”被抓捕,意味着上天对文革恶人的大清算开始了。

第二,地利。云南处于对越战争前线。邓小平正准备发动对越战争,向全世界宣示他已牢牢掌控军权,成了文革后中共真正的最高统治者。在这个关键时刻,云南不能出乱子。

第三,人和。邓小平在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搞“改革开放“,争取各阶层人心的支持至关重要。当时的中共副总理李先念曾讲,知青上山下乡有“四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政府也不满意。那时,上上下下都有终结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意愿。

但不能不说,云南知青在长期的高压下奋起抗争,在结束这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起到了将各种力量激发出来的先导作用。

责任编辑: 李安达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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