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上过中学历史课的中国人，应该都知道近代的“百年屈辱史”，那些苦难不必讳言，但如果放眼看看世界就会发现，除了极少数幸运的国家之外，几乎每个大国的现代化历程都相当曲折。
近代中国真正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个“一穷二白”的弱国，居然还扛过了一次次内乱和挨打的灾难性经历，基本保持了领土完整，而那些曾经的列强在一百多年后却大抵都已失去了原有的帝国。
这就需要回答一堆问题：中国为何能做到这一点？在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这种顽强生命力的根源在哪里？归根到底，今天的中国究竟从何而来？
在《现代中国的形成》一书的开篇，李怀印就抛出了这些问题，也就是说，他的历史书写基于强烈的现实关怀，旨在通过立足于当下，来回头重新审视中国的现代化历程，由此认识当代中国的不同面向，其实都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
这样，现代中国就不是一个被拯救的客体，更不是凭着“国运”跌跌撞撞走到今天的，而被展现为一个复杂博弈的动态过程，它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就此被证实了历史正当性和合理性，因为当我们重新理解那段历史之后就会发现，它之所以是今天这个样子，绝非偶然。
为什么“现代中国的形成”要从1600年写起？因为本书所着眼的并非过去那种以革命或现代化为基调的历史叙事，而是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是怎样朝向一个现代主权国家转型的，这就势必要先回顾并认识前现代的中国在遭遇这一转型时原有的初始条件是怎样的。
在这种视角下，古代、近代与现代这一以往惯用的历史分期已经意义不大了，因为中国的现代国家转型是一个前后连贯的动态过程，无法割裂开来看待。
《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李怀印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2月第一版
当然，这一想法并非首创，至少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也是从1600年写起的，不过，李怀印在意的并非这一时期中国人自觉、自主的奋斗历程，而是“国家”这一政治实体如何艰难蜕变，尤其是聚焦于地缘战略、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这三个关键因素，由此解释中国是如何完成国家建构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像是对费正清那个经典命题“挑战-回应”的修正：现代化对任何传统国家都是一次挑战，而能否成功、需要付出什么样的努力才能成功，则取决于人们在什么情况下、做出什么样的回应。换言之，人们可以创造历史，但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
就此而言，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原有的政治遗产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重要，毕竟正是这些使人们在仓促之间应对挑战时站在了一个不同的起点上。虽然清代在国人的印象中似乎总是一副衰弱没落的样子，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正是清代为中国的现代转型奠定了基础。
清朝堪称是一个“伪装成帝国的主权国家”——尽管它也曾通过战争对外扩张，但相比起同时代的帝国，清朝既不依赖征服收益，更不把扩张作为国家存续的根本动力，而是运用强大的行政力量，通过相当低的治理成本维系相对固定边界的超大规模领土和人口，表现出军事或殖民帝国所不具有的稳定性和持久性。
更重要的是，中国虽然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但到了晚清，财政构造已经非集中化了，这极大地便利各地督抚自行筹措资金来推动本地的各项近代化事业；与此同时，这种自发的地方性实践虽然在后来造成军阀势力的崛起，但政治精英的国家意识已经从原先对朝廷的效忠逐渐过渡到对“中国”这一主权国家的效忠，任何人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承担分裂国家的罪名。
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的混乱无序无法永久化，因为它缺乏世所公认的合法性，超越派系藩篱的民族国家利益才是凝聚共识、形塑集体行动的最大公约数。这样，地方派系在势力范围内打造区域强权的努力，最终实际上是为全国的政治统一铺平了道路。
现实证明，这对于现代中国的存续，是极为关键的，一如本书所强调的，虽然中国近代遭遇空前的危机，但“中国疆域之幅员辽阔，内地人口之高度同质，政府体制之高度整合，使得任何列强皆无法在华施展其在亚非各殖民地屡试不爽的分而治之策略”。
也就是说，撇开近代的屈辱和挫败，我们应当看到，这个庞大国家自有一种深沉厚重的力量，使它得以坚韧地熬过了一次次冲击，在艰难转身融入国际体系的同时，确保版图大体完好和政府体系的独立运作，实现成功的国家转型。
承认这一点，就得承认清朝在国家建构上已经具备了某种现代性，这当然也是有道理的，看看阿富汗这些年的战乱就可知，如果一个国家缺乏这样政治整合的传统（固定的疆域、成熟的官僚体系、财政资源、对国家的认同等等），那么其国家转型之路将是何等艰难，毕竟那是一个环环递进的漫长过程，没有哪个国家能一步登天。
更进一步说，这也意味着改变现代化或革命叙事所强调的断裂性，转而强调历史的连续性——这一点，本书也并不讳言，认定中国的国家转型“并不是帝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断裂”，而是不同层次由底部到表层不断叠加的结果，“每增添一层，中国的国家形态即会有新的变化，被赋予新的含义”。
这让人想起沟口雄三曾不止一次说过的那个比喻：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就像蟒蛇的蜕皮，它改变了蟒蛇的面貌，却不能说蟒蛇不再是蟒蛇了。也就是说，这种视角所强调的是某种“传统的自我变革”，认为现代化是在传统基底之上的演进，而不是扬弃传统之后的重起炉灶，因为国家的演进路径受到历史经验的强大制约。
至少在国家转型上，这确实是说得通的，但这就势必要更突出那些不同历史时期一脉相承的因素，而淡化那些创新性的变革。
一方面，这为清朝以来的剧烈变迁提供了一个前后连贯的完整叙事，另一面，又难免看上去像是某种“通三统”，似乎从晚明到晚清、再到民国和新中国，无非都是国家政权如何提升效率、建造一个更为统一集中的财政军事机器，并在内部塑造更高程度的政治认同的过程，而随着这一进程最终趋于优化，一个现代中国就此锻造完成。
不难看出，这一视角的近代中国史，注重的是国家作为一个组织，如何从原先那种静态的“低成本均衡”状态，转向更高效地汲取资源，由此动员出自己的全部潜力，以便有效地应对全面危机带来的内外部挑战——这就像一家企业，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不得不从原先臃肿、低效的“大而不强”，转向“大而强”。
在这一过程中，为了统一调动资源，一个集中化的财政体制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然而在此值得辩驳的一点是：近代以来胜出的那些新政权，靠的是更强大的财政机器吗？倒不如说，是通过对基层组织的掌控，更有效地实行对人力的总动员。
在此，组织才被视为历史的主角，而那些风云人物不过是历史舞台上的过客，这就潜在地贬低了“英雄造时势”，因为组织的演进方向看来不是哪个人所能扭转的。
这样一来，“历史为何如此发展”的合理性固然得到了连贯的解释，但却也因此带上了决定论的味道，因为历史的走向似乎只能如此。在本书中，很少看到探讨历史发展的其它可能性，“中国”也被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内部的差异和个体的努力都并不具有决定性。
不仅如此，它也强调了近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取决于其自身的内在原因（某种神秘的“原动力”），这固然凸显了中国人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的主体性，但也不可避免地相对淡化了外部因素，因为中国不像绝大多数非西方的民族国家那样，其形成过程受外来影响的决定性支配——然而我们都知道，近代中国的很多应对都带有被动性和紧迫性，如果不是因为外部挑战，很难想象转变会如此发生。
虽然李怀印认为“中国之走向现代国家的轨迹和动力，也必须置于世界史的视角下加以认识”，但实际上在参照其它国家历史经验时，注重的并非外部力量的冲击本身，而是为了更好地明确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有何特殊之处，并且这种特殊性“使那些移植自国外的任何理念和模式，最终不得不让位于植根于中国自身传统和资源的内在动力和逻辑”。
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一历史叙事背后的雄心：这不只是为了“重写中国近代史”，还旨在反思欧洲中心主义，因为“要理解现代中国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必须摒除源自欧美国家历史经验的种种理论预设和概念架构，回到中国历史之中，把中国现代国家放到中国从17世纪到20世纪漫长的国家转型过程中加以理解”。
也就是说，中国不仅仅是一个例外，而且其现代国家转型是现有的理论无法充分解释的，即便不足以推翻原有的框架，至少也足以修正它。
这么说当然也不无道理，但却有意无意中把“中国”和“西方”都当成了单一实体，然而，就像《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这样的论著早已证明的，就算在“西方”内部，不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也各不相同。
论证现代中国形成的合理性，可能恰恰落入了李怀印自己在《重构近代中国》中所说到的那个陷阱：尽管史学家们努力还原历史，但最终却总是不可避免地写出既符合现实议程，又为政治合法性服务的历史。
中国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肯定不是偶然的，但我们也有必要记住：中国可能并没有那么特殊（或者说，别的国家也一样特殊），而历史也曾有过其它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