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外国对摇滚乐的定义，我们有中国摇滚。”
酝酿摇滚之城
2023年5月下旬，河北省委联合石家庄市委，宣传、文旅、统战三个部门一起开了个会。
会上除了一个正厅级、三个副厅级和几个处级干部外，还有一群“滚圈的人”，如石家庄第一支摇滚乐队地平线的主唱邢迪、万能青年旅店乐队贝斯手姬赓、三家本地Livehouse的负责人。参会名单打错了两个人的名字，把“邢迪”写成了“邢笛”，“姬赓”写成了“姬庚”。
这场由政府组织的“石家庄摇滚乐调研座谈会”，只为讨论一个主题——如何把石家庄打造成一座摇滚之城。
会议开始了。首先由从业者介绍石家庄的摇滚乐发展史。“摇滚之都”一说实际上在乐迷群体中流传已久——除了“石家庄”直译成英文恰巧是“Rock Home Town”（摇滚之乡），这里还诞生了两本全国最早的摇滚乐启蒙杂志，《通俗歌曲·摇滚》和《我爱摇滚乐》；以及一首经典歌曲，万能青年旅店以下岗潮为背景创作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
根据政府组织专家统计的数据，石家庄共有300支乐队，其中50支可以靠自己的原创作品生存。
接着是领导讲话：要打造一个文化现象，争取10月份出圈。一位参会人员记得，有领导在解释项目缘起时还说了句：我们的摇滚乐总比淄博烧烤高级吧。
3月到7月，类似的讨论会开了七八次。石家庄第一家Livehouse“地下丝绒”的创始人韩强每次都在。他说，几乎每个领导见到他都会问同一个问题：什么是摇滚乐？
他反复解释：摇滚乐是西方舶来品，咱们要“洋为中用”，提炼其中的精神：自由，博爱，能带给我们力量。
一次统战部组织开会，市交管、公安、消防都来了。韩强在会上忍不住说：总问我什么是摇滚，我觉得政府敢于发出这样的口号，振兴国民经济，这本身就挺摇滚，不过要做就要有真正的摇滚精神，大刀阔斧，破除老旧。比如：能不能允许骑摩托车去看音乐节？因为“摇滚乐崇尚自由的精神，跟摩托车密不可分，摩托车就是我们自由的灵魂”。
交管局局长马上说不行，你看强子，我们有数据：和石家庄同等体量的城市，每年平均有20人死于摩托车。再说禁摩是上面政策。韩强怼他是“一刀切”，“剥夺我们合法的路权”。统战部部长让他俩加个微信，“你俩下边聊，严重脱离会议主题”了。
也有领导问韩强，能不能把《杀不死的石家庄人》用作活动主题曲？韩强说：千万不要，矛盾点太大，一定会被广大乐迷喷成筛子。
那是两年前，河北共青团根据《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改编的，把歌词“夜幕覆盖华北平原，忧伤浸透他的脸”改成了“黎明再临华北平原，重拾散落的信念”；“生活在经验里，直到大厦崩塌”成了“重逢在春天里，无悔的石家庄”——对下岗潮的描摹变成了满满正能量。发布后演唱者被骂到公开道歉。
想着说不定能帮到本地摇滚乐，滚圈人士纷纷给政府出主意：每月给乐手发补贴，“帮助我们本地的乐队”；做“摇滚专列”，把石家庄摇滚乐史贴火车上，“让它走向全国四面八方”；打造一个“摇滚街区”，要那种工业风大厂房，建排练室和演出场地，每天办活动，“你给我一个地方我来帮你弄”……领导没明确回应。他们不清楚会不会被采纳。
一次会后，本地十几支乐队代表被召集起来，跟省里一位领导吃饭。乐队们开始还有点拘束，后来喝了点酒都放开了，还有人自称摇滚诗人，当众朗诵起原创诗歌。
只有领导不怎么说话，她拿出一个笔记本，认真记录着乐队之间的聊天，流派、风格，什么是pogo、死墙……
她嘱咐在场的乐队：摇滚乐应该多唱些正能量的东西。
左图为韩强
演出开始了
7月13号，石家庄发布官宣：今年7月—10月，我市将举办“Rock Home Town”——中国“摇滚之城”音乐演出季。广泛开展群众性、公益性、常态化惠民演出活动。
两天后的周六，一段视频率先登上热搜：一支乐队被安排在石家庄地铁车厢里弹唱。吉他手坐着弹琴，主唱一手把着扶手，一手拿手机看歌词，晃晃悠悠地唱。热评一条是：“上一天班很疲惫回家，也不能安静一会。”
同一天，全市10个商区和10个公园开始了摇滚演出，从晚6点持续到9点，25支乐队参与。一位承接演出的演艺公司经纪人告诉我，演出突然增多，本地的原创乐队根本不够用。因此这里面有一大半是临时凑起来的商演乐手，有些连乐队名都是现取的。
一支本地原创乐队五福乐队，五名成员正职都是在民营教育机构里教乐器，这次特意请了假，无偿来演出，早6点开车6小时赶到石家庄。然而当他们下午1点到了现场要试音，舞台设备还没搭好，负责人说5点肯定能试上，等他们5点再过来，刚上台试了5分钟又被赶下来，因为“政府那边要拍个宣传视频”。
又过4小时，晚9点，他们终于上台了，但当主唱刚把吉他插上电，负责人又跑来说演不了了，台下人太多，领导怕有安全隐患。乐队五个人一句话没说，各自收拾东西回家了。
一周后的7月22日，晚6点，一条步行街上又办起演出。穿过铁板烧、烤冷面、炒冰果等一众小吃摊，拨开逛街的人群，才看见一处20平米左右的舞台。
大屏幕循环播放着国家反诈APP的宣传视频——几个戴红领巾的小学生和几位女警，人手一只穿警服的小熊玩具，用罗大佑《童年》的旋律唱：“反诈APP里什么都有，一定不要被骗走半毛钱……”
台下聚集了上百号观众，天气燥热，有人拿着冷饮，有人不停扇扇子。3名消防员和3名特警齐刷刷站在观众两侧，10名警务人员不时在人群里穿梭。后方还有20多个街道办找来的志愿者，身穿白色T恤，上面印着：“我是文明市民，要为城市争光，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其中一个20岁出头的男孩告诉我，他们的任务一般是“捡捡地上的垃圾”。一位和舞台工作人员穿同样黑T恤的大妈，拎着一兜子刚买的生菜。
“欢迎你们来听摇滚乐。”一支名叫“天气预报员”的流行朋克乐队上台了。舞台没给乐器配专用音箱，鼓也没有鼓麦，用一个普通麦克风支在旁边。后面观众不断念叨着“听不清”。
乐队唱一首摇滚歌曲：“我没有经历明天，好像那梦中永远梦不到的画面......啦啦啦啦......”主唱把T恤蹦湿了一大片，把麦递向观众互动，只有前排三五个人跟着应和。
演到后面，音箱开始频出杂音。主唱声音也有些劈了。为带动气氛，他用跑调严重的嗓音唱起周杰伦的《七里香》，这时台下几乎所有人都跟着唱起来，还有人挥起荧光棒。
“多数都不是来听摇滚乐的。”转场时，主唱对我说。
夜幕降临，安静站着的观众中，一位80后女士挥舞双手，一直跟着音乐扭动。听说我从外地来，她从胳膊上摘下一个闪灯的手环，给我戴上，上面印着“我爱石家庄”。她就在附近摊位卖这种手环。她说，很支持政府搞演出，“能带动经济”，“最好再建点儿童乐园”。手环质量很差，到家就不亮了。
这些演出中很少见到本地乐迷的身影，他们都去Livehouse和音乐节。我在酒吧碰到三个刚从内蒙看完音乐节回来的乐迷，他们20岁出头，经常组团去外地看演出，为带大旗到现场还特意坐30多小时的绿皮火车。但对于自己家乡打造摇滚之城，他们显得漠不关心。“就觉得挺荒诞的吧”，一个女孩说，她的印象主要来自河北共青团改编的那首《杀不死的石家庄人》。
一次演出转场途中，一位主唱指着一个舞台工作人员对我说：“你看见那个领头的了吗？他一直盯着我们，不让接受自媒体采访。”
又有一次，演出后集体采访，一名外地记者问乐队，是哪个部门联系他们来演出的？一名中年男子立刻跳出来，责令所有人把录音笔和录像设备关了，说所有关于政府的事都不许往出说。记者问男子是哪个部门的，对方答，他也是记者，本地媒体的。
“摇滚之城”开启一周后，热度最高的一条新闻并不是关于音乐，而是：石家庄乐队“暴力香槟”演出中当众脱裤子。
视频在网上迅速流传。第二天，省宣传部上午就组织开会，下午也在开。晚上，市文旅局对媒体回应：这场演出不属于“摇滚之城”。并强调官方活动都有前置审查，不会允许发生这类情况。紧接着是通报：此事“危害社会公德”，涉事歌手被行政拘留，场地罚款20万并停业整顿。后来乐队发文澄清，他们不是在脱裤子，其实是主唱穿着平角短裤演唱完之后，在台上穿外裤，有人刚好拍下来，还在关键部位打上马赛克。
摇滚的两张面孔
聂永对“脱裤子事件”表现出极其鄙视的态度：“这帮玩摇滚的小孩儿不争气，给了这么好的机会，然后弄这种事，挺让人讨厌的。”
聂永50岁，是个商人，2018年组建“瓜子乐队”并任吉他手。据他说，他们的主唱是某上市企业工会主席，贝斯手是某地方税务局局长，键盘手是一名小学老师。
某种程度上，聂永充当着官方和滚圈的媒介——他帮“摇滚之城”的演出联系过乐队，那场省领导和乐队的饭局也是他召集的。
去年河北网络春晚，瓜子乐队登台唱了首摇滚版的《回娘家》。他还开了家影视公司，偶尔给政府拍宣传片，主题是“廉洁从政”的短片《一粒扣子》不久前刚获了奖。
我在一家直播基地见到聂永，这里还有他一家电商公司，直播卖女装，淘宝店铺有126万粉丝。
聂永长发，下巴上有撮山羊胡，手上戴银饰——多数人眼中典型“搞摇滚的”。有记者问他，这个形象出入政府部门，保安会不会觉得奇怪？他答，要不觉得奇怪反而有点失落。
图为聂永
他正襟危坐在木质办公桌前，谈到摇滚乐在他心中的位置，连续强调几个词：“神圣的”，“高级的”，“值得尊重的”，“让人仰视的”……接着他说，第一次去开研讨会他就曾提出担忧：很多人对摇滚乐还存在误解，总认为摇滚乐叛逆、愤怒，甚至是放浪和低级的，实际上，摇滚的内核应该是和平与爱。
被问到怎么看《杀死那个石家庄人》被改编，聂永问：“你希望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他提出要回答两个版本。一个是“改得好，太正能量了，太符合当下的要求”，而且“以后真促进摇滚乐的发展了，不管它艺术水准如何，我是赞成的”；另一个版本是“很无语，我无法评价”。他说创作者都接受不了作品被人改，“我本来是一把刀子，你给我改成个棒棒糖......这已经不是摇滚的意义了”。
打造摇滚之城，政府应该退居幕后还是全权主导？他又说了两个版本：前者确实更酷一些，但后者一定是因为政府“高瞻远瞩”，提前想到了如果不主导，民间可能就不会积极行动。
为保证发展的是“高级”的摇滚乐，聂永的结论是：支持政府对摇滚乐适当管理，不仅要审歌词，还要审表演形式，要杜绝“低级下流”，“不能弄得大家觉得摇滚乐是一帮无耻的小人在玩的东西”。
怎么才能保证不出现脱裤子之类的“低级行为”呢？他想了一会儿，感觉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是凭直觉，或者邀请那些比较了解和有私交的乐队”。
他的瓜子乐队今年安排了三十多场演出，他说，几个区的相关部门都找来合作。他承认自己乐队并不算出众——还没出过一张专辑。合作可能是因为“本来就是好朋友”，互相信任，“起码不会出现其他的事情”。
6月，河北省音乐家协会挂牌了一个“摇滚乐创作基地”。聂永说，就挂在他的工作室。后来我查到其实是挂在一个书法家的工作室。但聂永的确参与了活动。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方竹学要求这个基地的作用，是引领和支持“创作出更多的歌颂祖国、歌颂党、歌颂人民、歌颂新时代、歌颂英雄的，昂扬向上的摇滚音乐作品，创作出更多充满正能量的社会主义新摇滚”。
聂永专为此创作了主题曲《带着阳光上路》：“不必左盼右顾你带着阳光上路，就算迷雾缠绕着无助也会照亮穿行的脚步，没有谁能阻拦熊熊火焰该有的温度，曾经揣在怀里的最初相信就在不远处。”
挂牌仪式那天，他是唯一到场的摇滚乐手。他发表感言：“感谢郭玉红主席（河北省音乐家协会主席），感谢这些促进摇滚乐发展的人，我相信历史会记住你们是伟大的。”
两张神隐的摇滚名片
摇滚之城缓缓树立之际，这座城市原本的两张摇滚名片——万能青年旅店乐队（以下简称“万青”）和《我爱摇滚乐》杂志（以下简称“爱摇”）却没有积极出现在台前。除了答应在开幕式上唱几首歌，万青始终隐匿。唯一痕迹是网传一张鼓手冯江的朋友圈截图，上面转发了一条关于打造摇滚之城的新闻，配文：“去你大爷吧”。
我找到一位万青的好友，他显得很为难，问关于万青的事，他就只对着我微笑。他解释现在是风口浪尖，万青肯定不会出来说什么。我又询问了多位曾和贝斯手姬赓一同参会的人，他们都表示不记得姬赓到底在会上说了什么。
2021年9月，姬赓以乐队成员身份获批成为“2020年度石家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每月人社局给发500元补贴，理由是“在社会比较有影响力，对推广石家庄‘名片’发挥了作用”。
另一张名片《爱摇》的创刊人朱晋辉对此向《凤凰周刊》评价：“一个月从政府领一千个五毛特殊津贴的人，我不该与之再有交集。”
邢迪是石家庄第一支摇滚乐队“地平线”的主唱，在石家庄长大，他回忆起那时，“80年代的城市是灰色的”，街上都是工服或者旧军装。唯一能买到吉他的地方是文体乐具店，店员先给看图片，交完钱等货到了再来取。
万青主唱董亚千，就住在号称“亚洲最大制药厂”华北制药的宿舍区旁边。开窗总能闻到一股“甜味”，那是药厂提炼青霉素，大量焚烧玉米的味道。由于污染严重，天总是灰蒙蒙的。
1983年，两支美国乐队来石家庄交流演出，在文化宫做放映员的父亲赶紧把消息告诉邢迪，“来了一群老外，人家那吉他（电吉他）跟你的不一样”。看完演出，邢迪让父亲买了张黑胶唱片，天天对着扒谱子。那是中国第一场摇滚演出，可为什么选在石家庄？邢迪说，因为那时中国没见过摇滚乐，不敢让在北京演，才找了个次级城市试水。
除了北京不敢演的摇滚，这里也承接了大量北京迁出的重工业，一度成为全国雾霾最严重的城市，又在北京需要蓝天的时候，停工停产。
1992年，国企改革浪潮席卷石家庄，政府不再给邢迪所在的省歌舞剧院补贴，让他们自己创收。为此乐团经常给税务局、交管局唱宣传歌曲，“红灯停绿灯行”……邢迪觉得没劲，跟两个棉纺厂和钢厂的朋友组了石家庄第一支摇滚乐队，地平线。
那时还没有Livehouse，乐队演出主要在夜总会。1994年，电视剧《征服》里刘华强的原型，就在石家庄一家夜总会里放了第一枪。一名乐队主唱那时也在这家夜总会打工。
石家庄的另一个标签是军事重地。邢迪进省歌舞剧院是文艺兵转业，《爱摇》的发行于小青曾在使馆当哨兵，创始人朱晋辉原本也是名准军人，但他听到电台里的摇滚乐就开始组乐队，后来又从军校退学。他在《爱摇》第一期中写道：“当时我还以为我是为了摇滚乐，还以为自己是在为艺术献身”，后来他明白了“我选择的只是有更多选择的生活”。
1996年万青成立（早期名称“The Nico”），排练室在主唱不到20平米的家，那间小屋也是石家庄嬉皮们共有的空间——主唱自己没钥匙，但每个来的人都能从门口水泥板下摸出钥匙开门，这也是乐队后来取名“旅店”的由来。他们就在那儿完成了代表作《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歌词讲述一个家庭的生活悲剧——父亲“换掉药厂的衣裳”，母亲幻想着保卫生活便冲进早已破落的“人民商场”要“买一把假枪”。20多年后的今天，这首歌词里的“河北师大附中”、“药厂”、“人民商场”仍是乐迷打卡的地标。到石家庄第一天，一位本地好友对我说：“你住的新百广场原来就是万青歌里的人民商场。”它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方，这条位于市中心的步行街，每隔100米左右就有一家蜜雪冰城和安徽板面。
1999年《爱摇》创刊，因为买不起几十万元的刊号，只能“随光盘附送”。每月一期卖完，六七人的团队每人只能分到两三百元。有时还得借钱发工资。但他们就这样做出了国内最大、最专业的摇滚杂志。每期前半本关于摇滚乐，后半本讨论社会议题，一个叫《求真新闻月刊》的栏目堪称“中国的洋葱新闻”，把近期社会新闻改编成夸装、荒诞的故事，譬如矿难，把10人死亡改写为10万人死亡。朱晋辉曾解释，这是考虑到互联网时代“只有天方夜谭般的新闻才能引起关注”，“为了引起读者对矿工命运的关心”，也是“培养人们一种轻松快乐的态度，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扭曲”。
此后十多年，石家庄从没有破圈的音乐氛围。《爱摇》在石家庄的销量对比全国一直是倒数，本地乐迷少，乐队和Livehouse在这里靠演出生存也艰难。
《爱摇》还经常被查。总有家长投诉举报，说孩子看了《爱摇》不好好学习，朱晋辉时常出入新闻出版局、稽查队，写检讨，按手印。编辑部被抄过两次家，一次是公安、稽查、工商、税务共来了20多人，说他们是黄色读物，把书全没收了。另一次，一队警车摸到郊区的仓库，连人带电脑都拉到派出所，最后定性为跨区经营，让交罚款。朱晋辉费了好大劲才要回被扣的电脑，“那是我们不能失去的核心财产”。
这本地下杂志2013年终止于第135期。停刊前，朱晋辉举家搬到昆明，他嫌石家庄雾霾太重，对孩子身体不好。此后编辑部尝试做APP、电子杂志、Livehouse，都效果甚微。2015年朱晋辉将《爱摇》品牌授权给段郎（本名段屹楠），转型为新媒体和演出厂牌，共只有四名正职员工。
今年3月，段郎也被请去开会，有领导提出，想帮《通俗歌曲·摇滚》和《我爱摇滚乐》两本石家庄代表性摇滚刊物复刊。段郎和《通摇》社长都没有表态。
后来段郎对我说；“我们和《通俗歌曲》都曾经受到过......没有感受到有关部门的善意，你现在用到我们了，又把我们拾起来，不断利用我们曾经的名声，我们的心理有点复杂。”
图为段郎
“做摇滚一定要符合政策”
今年2月，韩强的地下丝绒因违建遭到拆除，接到通知时只给了三天时间。那天搬到一半，拆迁队就来砸玻璃了，他不得不在废墟中拯救设备。为了寻找新场地，他在网上发文称“突遭强拆”，随后不断接到派出所电话，让删文。最后改成了“突遭拆除”。
几天后，石家庄市市长约他到办公室，说，我们准备把石家庄打造成摇滚之城，不能让“地下丝绒”这个有名的牌子倒掉。新场地的问题，必要时候政府可以帮忙解决。
韩强快50岁了，头发往上立，显得挺厉害，或许是因为纹路深，他表情正常时也像皱眉，给人严肃、凝重的感觉。跟人打招呼时又特别客气，双手合十喊“老师”。
2006年他给自己的Livehouse取名“地下丝绒”。地下丝绒是一支美国的传奇乐队，第一张同名专辑离经叛道。韩强说，他们的专辑首发只卖了1000多张，但买的人后来很多都成了大师，他希望自己的店也能起到萌芽作用。有乐队来演出，他作为老板，亲自带着鼓机口琴木鱼自弹自唱，风格张扬，自嘲是“新古典主义精品山寨高仿A货Punk节奏DIY民谣”。
创立地下丝绒17年来，韩强说，他已经历过七八次搬迁和闭店了。他记得大概是2010年，自己正在一个小学做公益演出，店员打电话说整条街酒吧因为涉黄被封了。可他的店并没有涉黄。他赶去派出所解释，请领导去店里看看——他还在门口专门贴着“正当文艺场所，有特殊需求者请往西方极乐世界”。
转过年春节前，消防又来检查，说他没过关，5天内让凑齐2万元罚款，也不听他解释是因为商区设施，整条街都没过关。他只好闭店走人，两个月房租不要了。
在石家庄开Livehouse挣不到多少钱，有时还赔钱。
更消耗的是跑审批。每场演出前，每一句歌词都要报批，而且必须刻成光盘（为什么不能用U盘？对方说U盘能篡改，但光盘不能），还要打印100多页的各种消防责任安全保障书，办两场演出就能用完一整盒墨。一次助理去审批局，被要求在材料上一页一页按手印，按了100多个。有场演出韩强跑了半年都没批下来，同一个窗口，换个人标准就跟着变，每次都不合格。说到这儿他气得拍桌子，说后来有天他和工作人员吵起来，正巧一个领导路过，问他什么事，他说演出跑了半年还没过。领导亲自打个勾，就过了。
到今年，年近50岁的韩强觉得自己“想明白了”，有合适的地方或人来找就接着开店，没有就不再强撑，反正这生意不挣钱。疫情三年暂停演出也让他“看清了”，“归根结底你还得活下去，我一点收入没有”。
“摇滚之城”项目邀请他去开会，他想也是“为恢复国民经济”吧，“搞这个活动，大伙都能小小地挣到一些钱......出发点肯定是好的”，而且“政府敢打这样的牌，绝对是需要勇气的”。他在会上明确表态：支持政府。私下也对我说：“不会像某些乐队那样对这件事冷嘲热讽，我们的能量都是守恒的，不付出肯定得不到。”
筹备期他每次都参会，提交过三个方案：摇滚巴士、草坪音乐季、河北原创音乐节，第三项他建议免票，并只找河北的本地乐队（大都不出名），这样政府成本低、自己人多了机会、也为石家庄吸引观众和影响力，“小成本办大事”。他还交了摇滚巴士的结构图和PPT。
后来终于落地了原创音乐节，韩强说，起初定在5月20号，后来改到8月5号和6号，开幕式有市领导讲话，但因为5号领导没时间，改到6号和7号，又因为7号不是周末，改成了6号和13号……几个月过去，时间、场地变了七八次也没定下来。韩强一气之下拉黑了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但这个项目他还得跟。
项目背后是“摇滚之城”更大的规划：在7月的惠民演出后，8—9月要举办大型音乐节，包括在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的首届音乐嘉年华，请到了崔健、陶喆、张震岳。
“我一个快 50 岁的人，我年轻10岁，可以凭一腔热血，但我现在觉得不值”，韩强说，他在这个年龄“不要再发出刺耳的声音了”，受了社会的毒打后，“回到我自己小小的屋子里，弹会儿琴唱会儿歌，通过音乐让自己心情平复就可以了......这就是我现在的状态，可能我到了 60 岁会更收敛，或者更张狂，每一件事的发展都跟我们这个时代的气息息息相关”。
石家庄摇滚乐的另一位“元老”，本土第一支摇滚乐队主唱邢迪也58岁了，长发半白，脱离滚圈多年，疫情三年因为妻子开的美容院停业，欠债200多万，今年3月开始做才艺主播还钱，每晚直播弹唱能收到两三千打赏。五月会上，省领导对邢迪说，希望地平线乐队能重组，给年轻人一个引领。邢迪很快找来几位本地乐手，真把这支解散20多年的乐队重组了。只不过里面只有他自己是原班人马。
和韩强一样，邢迪也主动谈到年龄和过去三年生活带给他的改变——觉得钱很重要。他只去开过一次政府组织的会，因为不想耽误直播赚钱。但他愿意用演出的方式支持。“摇滚之城”让他首先想到的是，能帮很多乐队改善生活，能改善城市经济，“我作为一个石家庄人，我从小在这城市长大看变化，疫情三年以后，石家庄经济......所有行业都百废待兴”。
况且“政府能允许摇滚从地下走上地上，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别的城市敢吗？”邢迪说，所以他想的是“既然政府要推，做摇滚一定要符合政策”。
左图为邢迪
7月22日演出当天，这位石家庄第一支摇滚乐队的主唱，站在台上呼吁观众点歌，有人点了一首Beyond的《海阔天空》，他对台下说：“祝大家方方面面都海阔天空，一路长虹。”演出结束后，他面对多家媒体说：“我们石家庄的乐队都很正能量。”
第二天我在咖啡馆问邢迪，摇滚乐不是自由和反叛吗，为什么演出上要说那些话？他说：“那是外国人对摇滚乐的定义，我们有中国摇滚。”
至于筹备期间，政府在会议上展示过的那份统计数据：石家庄共有300支乐队，其中50支可以靠自己的原创作品生存。韩强看完，直接告诉领导，这份数据严重脱离现实，别说300个乐队，能拿出30个就不错了，而且这30个里没有一个能靠演自己的作品活着，除了万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