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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辛亥革命元勋 惨死于中共的镇反运动 离异妻子一直思念到死

—被冤杀的辛亥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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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反运动中,夏之时却被人诬告为匪患主谋,遭到逮捕,并于1950年10月6日,以“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的罪名,枪决于合江县城关镇,时年63岁。他的大哥、四弟,侄儿,也同被处决。董竹君离婚后从没有对孩子们说过夏之时不好,只是说他脾气暴躁;董竹君一直把她和夏之时的照片放在卧室床头,直到1997年12月她98岁在北京逝世。

夏之时

他是辛亥功臣,却被解除兵权;他是革命元老,却被无辜冤杀;他有最好的妻子,却彼此离异。他生前虽然没能挽回婚姻,却在死后47年,仍然被前妻认可为自己的丈夫。

这个人叫夏之时,名字取得雅致,却非诗人而是军人。1887年出生于四川合江夏家。15岁入自贡私立树人学堂读书,两年后东渡日本,就学于东斌学校步兵科。1905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1908年,奉命还蜀,加入四川新军。在成都谒见总督赵尔丰时,因言辞激烈,惹赵尔丰不快,被分派至川边、西藏一带做军事测绘和勘察工作。两年后调回,担任新军第十七镇步兵排长。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他率步兵一队随东路卫戍司令驻防成都龙泉驿。11月5日夜,策动驻龙泉驿新军步兵3排,工兵、骑兵、辎重兵各1排共230余人起义。起义士兵处决了清军东路卫戍司令魏楚藩,打伤了教练官林绍泉。

总督赵尔丰获知消息,令十七镇统制官朱庆澜派管带龙光率大队官兵平乱。为避锋芒,夏之时率部东下。至简州,新军支队官孙和浦部180余人来附。攻占乐至时,又添驻乐新军330余人。起义军进驻安岳,经公议,夏之时被推举为革命军总指挥。根据当时形势,决定进军重庆。

此时,重庆的革命党人杨沧白、张培爵正在筹划起义,但因武力不足,不敢贸然起事。获悉夏军正往重庆而来,重庆革命党人立刻感觉有了武装支持,精神大振,当即派朱之洪前往夏之时兵营联系。11月22日,夏之时率军高举“中华民国”旗帜,从浮图关进入重庆。重庆革命党人及绅商学各界数千人夹道欢迎夏军,在朝天观举行盛大集会,宣告重庆独立暨重庆蜀军政府成立,推选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负责军事指挥和整训部队。并将此消息通电全国。

蜀军政府的成立,如同吹响了进军号角,四川各州县闻风而动,纷纷起事,相继宣告独立。川督赵尔丰迫于形势,在成都宣布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将政权交与咨议局局长蒲殿俊与心腹朱庆澜。重庆蜀军政府认为赵尔丰仍居总督位置,手握重兵,并非真正起义,乃决议西征,统一四川,令夏之时率军出征。进军途中,收到成都尹昌衡来电,谓已推翻蒲、朱政权,戡平兵乱,将赵尔丰明正典刑,改由他和罗纶出任正副都督。鉴于形势变化,蜀军政府决定暂缓西征。

不久,又传闻清政府拟派重兵进攻潼关,滇、黔两省通电推举夏之时为北伐军总司令官,准备北伐。后因南京陆军部长黄兴电令西北统一,北伐遂被取消。

局势稳定后,重庆蜀军政府以大局为重,主动提议与成都大汉军政府合并,避免了一场内斗。1912年3月,成、渝两地军政府合二为一,成立“四川都督府”,尹昌衡任都督,张培爵任副都督,夏之时任重庆镇抚府总长。

任职方一月有余,夏之时便在5月7日发表辞职通告书,书中说“清政府已推翻,革命已大体完成,统一全国的南北合议,也已达成协议,大局已定,自己年仅二十四岁,愿弃职留学日本,再度攻读军事”。四川军政府再三挽留,但夏之时去意已决,最终获准辞职;政府赠留学费银三万元,以酬其革命功勋。

1912年夏天,夏之时回到合江,旋即乘船东下。在上海加入了孙中山、宋教仁组织的国民党。1913年,在上海参与革命党人的讨袁起义。“二次革命”失败后,夏之时隐居上海,伺机待起。当年,上海的红灯区四马路,是革命党人经常出没的地点之一,灯红酒绿的妓院是开展秘密活动的最好场所。在这儿,夏之时认识了董竹君。

董竹君小夏之时12岁,1899年出生于上海一个穷苦家庭。父亲靠拉黄包车挣钱,母亲是替人家做粗活的娘姨。13岁那年,因父亲病重,无法拉车,又需治病,无奈之下,向长三堂子(妓院)老板借了300元钱,条件是将董竹君抵押给妓院做三年“清倌人”,但说好卖唱不卖身,只陪客人清谈。像长三堂子这种高等妓院,姑娘未成年是不接客的。这倒不是老板心善,是要等到姑娘唱红了,接客时才能开出高价。

因为心情抑郁,董竹君陪客时从来不笑。但她天生丽质,嗓音又好,水牌总是写得满满的。一张局票唱一曲,堂子收一块银元。第一天晚上就有30张,后来逐日增加,客人不断,成了青楼老板的摇钱树,经常要唱到嗓子嘶哑。

也是天赐姻缘。在这人来人往的堂子里,董竹君在众多的来客中相中了夏之时,而夏之时也为少女歌妓的容貌和歌喉所吸引。两人一见钟情,决定结为伴侣。夏之时提出为董竹君赎身,被董竹君拒绝,她要凭借自己的力量逃离青楼。董竹君说:“我不是一件东西,不能让你用钱来买,免得日后吵起架来,你说我是你买回来的。”“我嫁给你,条件有三,一不做小,二是必须送我到日本求学,三是将来你行报国之志我做贤内助。”

出逃当晚,董竹君支开看守,只穿了一套白色的内衣裤,跑到楼下,叫了一辆黄包车,一趟子拉到了日租界夏之时的居住处。

这件事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等到风头过后,夏之时携董竹君乘船前往日本,在东京郊区租了一幢小独院,居住下来。董竹君每天搭高架电车进城,补习日文和学习各科知识;夏之时则一边学习军事,一边继续从事反袁活动,并加入了孙中山在东京组建的中华革命党。

这一天,恰是初夏的一个傍晚,在家温习功课的董竹君,突然耳闻一阵箫声,吹奏的乐曲是爱尔兰民歌《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她临窗遥望,隐隐约约看见一个青年在远处的桥上吹箫。此后每天傍晚,那婉转动听的箫声就远远地传送过来,董竹君就站在窗前侧耳倾听。夏之时有时也会来窗前一道聆听,并称赞说乐曲不错。再后来,远处桥上的男子不知去了何处,婉转动听的箫声也从此消失,但那妙曼的旋律,却永远刻在了董竹君心底。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夏之时奉命从日本返川。第二年7月,护法战争爆发,受唐继尧委任为四川靖国招讨军司令兼川东宣抚使,驻防合江、璧山、永川等县。1919年,熊克武任四川总督,对川军各部进行改编,令夏之时率部至成都,交出军权后改任文职,授其为西昌道道尹。夏之时痛感时局动荡,名为护法,实为军阀互斗,抢夺地盘,遂无心仕途,决定辞职不就。1920年,吕超出任川军总司令,仰慕夏之时的才能,邀请他担任护法军川西总司令。但夏亦不为所动,毅然退出军政两界,将目光转向教育。

1921年,在余际唐、向传义等人的帮助下,夏之时在包家巷创办“锦江公学”(原址即现在的成都十四中学),并亲任董事长,从此一心培育青年,为国家储备人才。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夏之时与朱之洪、向楚、唐宗尧等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声援华北,抵御日寇,并请川军出师杀敌。同年,夏之时与董竹君的婚姻,也因情感不合走到了尽头。虽经朋友相劝,仍然无法挽回。

自此后,夏之时身居成都,董竹君则带着子女回了上海。尽管天各一方,但毕竟夫妻一场,夏之时仍时时牵挂着对方,董竹君也间或会让子女写信问候他们的父亲。夏之时离婚后,一直还希望董竹君能回心转意,双方破镜重圆。从最初分居到正式离婚,6年过去了,夏之时看到董竹君已经不可能再回到他的身边,这才跟一位名叫唐则吾的中学老师结婚,婚后又生下一个女儿夏国琪。抗战中,成都多次遭受日机轰炸,频率和强度仅次于重庆,夏之时考虑到家人安全,遂于1938年携家眷回到故乡合江定居。

从此,夏之时与军政两界再无往来,惟愿修身养性,远离政事,仅担任过合江县银行名誉董事长这样一个闲职,而以欣赏书画文物自娱,并潜心学佛,曾出任合江县佛教分会常务委员、法王寺佛学院院董。

1948年,夏之时听说上海要发生战争,特地写信给董竹君,要她回四川躲避兵灾,并告知房间都已经为她安排妥当。董竹君让儿子夏大明回信,告诉他不要担心,且叮咛他明哲保身,小心行事。

1949年合江“解放”,夏之时被委任为合江县招抚委员会委员。1950年,土匪暴乱,受人民政府之命,夏之时写信给匪首夏西夔,劝其反正,夏西夔见信后即率部投诚。

然而怎么也没想到,在接下来的镇反运动中,夏之时却被人诬告为匪患主谋,遭到逮捕,并于1950年10月6日,以“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的罪名,枪决于合江县城关镇,时年63岁。他的大哥、四弟,侄儿,也同被处决。

董竹君

也是这一年,董竹君在上海开办的锦江饭店,成为接待外宾的高级宾馆。在开办锦江饭店的那些年间,董竹君一直以锦江饭店为据点,默默从事地下工作。

夏之时的历史冤案,历经37年方才得到纠正。1987年11月,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受上级指示,对夏之时案进行了认真复查,认定夏之时无罪,进而签署判决书,为其平反昭雪,宣布恢复其辛亥革命功臣的荣誉。

董竹君离婚后从没有对孩子们说过夏之时不好,只是说他脾气暴躁;董竹君一直把她和夏之时的照片放在卧室床头,直到1997年12月她98岁在北京逝世。

著名指挥家卞祖善回忆起一件事:董竹君让小女儿打电话给卞先生,托他寻找《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的录音带。董竹君临终的愿望,是在举行葬礼时,播放这首爱尔兰民歌《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

“她用这首歌隐喻她是夏之时的夫人。她和夏之时经历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最后还是要化解……”卞先生感慨地说,“她选用这首歌,是要给自己的人生划上一个完整的句号。”

2021-01-01

责任编辑: 东方白  来源:青衣仙子的一维空间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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