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至今囚禁超过1000日，失去他最为珍重的自由，不过他的消失也让人看到，香港已进入平行时空，一面是国安严控的政治镇压，一面是松散怠慢的管治格局。
他失去自由，是由于和平集会和游行原来需要警方事先许可，否则即属违法。第一次是2019年8月18日的“煞停黑警乱港、落实五大诉求”集会（约170万人参加）；另一次是2019年10月1日的“没有国庆，只有国殇”游行（参加者超过10万人）；第三次是2020年六四集会。他三次都成为检控对象，每次判刑9个月至13个月不等。还有，他身陷囹圄，也由于《苹果日报》违反租约，他将自己名下一间公司搬进报馆的一个房间，被当局控以欺诈罪，最后判刑五年九个月。
当然，这一切都源于他的办报人身份—《苹果日报》的创办人、最大股东和领导人。他被控以几项国家安全罪行，由煽动到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都与《苹果日报》刊登的言论有关。尽管他从不呼吁暴力抗争，警方也找不出他勾结了甚么外国势力（除非指外国受访者），但却要还押候审三年才正式开庭审讯。更甚是，在未有裁决之前，《苹果日报》已于两年多前因国安调查行动已被迫倒闭，而黎智英三个银行户口的资产，以至《苹果日报》的股权，均按照《国安法》全部冻结，完全无须法庭裁决。
反观特区政府面对一些涉嫌违法的舞弊行为，执法行动却非常松散。例如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绿石数字资产平台”（JPEX），两年前公开营运，去年更发行虚拟货币，并通过长期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引诱散户入市。但一直以来JPEX未经发牌也无申请牌照，当事人甚至无须向当局登记个人资料，即可经营，在不受监管下，收取投资者的金钱自行运作。至今报称被诈骗的金额接近15亿元，但当局连经营者是谁也不确定，更不说拘捕归案。
至近日，证监会才亡羊补牢，公布四份名单和四项措施，也等于承认过去监管不力，当中有否涉及人为疏忽，造成投资者损失，也值得深究。不过，证监会今年六月才有权监管虚拟资产交易平台，而误导广告和经营手法有问题，早已有之。政府早该立法加强规管，立法会也该督促当局迅速行事，保障投资者利益，奈何立法会只是配合政府施政的橡皮图章，缺乏民意压力下，当局慢条斯理，也就理所当然了。
其实证监会无权监管之前，不等于法律真空，一些执法部门实难辞其咎。例如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的讹骗调查组及情报组，目的就是打击诈骗活动，而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更专门负责跨境科技罪行。他们何以后知后觉，任由骗案在光天化日下发生？发生后，何以不能如对付黎智英那样冻结资产，禁止骗徒运走投资者的款项？据知国安部门连企业虚报资料骗取疫情期间政府的资助，也参与调查及检控，何以对一宗涉及十多亿元、影响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骗案，可以无动于衷呢？
又如上市公司创办人梁凤仪，被控挪用公司款项超过七千万元，罪成的最高刑期达到10年，但候审期间不但可以保释外出，更可以自由离港，并居留于香港无法引渡罪犯的加拿大。反观黎智英的政治控罪，未经审讯，早已令他失去自由、财产和事业，过百万读者失去一份报章，两者何以有天渊之别？
再看红山半岛独立屋的僭建问题。根据网媒《集志社》的调查报道，78间临海独立屋，起码22间有僭建物，以增加楼宇面积，兴建游泳池等，也有占用公地作私人用途。僭建者的所作所为，符合法官对黎智英违反租约的两项定罪原则，一是隐瞒违反契约，二是行为目的是“自肥”或“自我方便”，即从中取利。其中屋主有身份特殊者，如全国政协委员之类，看来也该遭到法官对黎智英的同样指责，批评他利用其地位令执法部门投鼠忌器、自我矮化，不敢突击巡查，因此需要加刑。
换言之，香港如果只有一套法律，上述行骗者及僭建者该与黎智英的命运相同，判以诈骗罪成，并且加刑重罚。倘若网开一面，不作刑事检控，法庭亦不予严惩，又如何彰显法治，以示香港的执法和司法有规有矩，不会因人因事而异，造成政治控罪宁枉毋纵，经济罪案却宁纵毋枉的畸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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