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０一三年淡淡三月天的台湾街头，曾出现多处免费分送高丽菜的摊位，一旁还挂着“爱心助菜农”的招牌。据知，主事者多为慈善团体或村里办公处。
对于这样的“爱心”，有人为文质疑：“是在帮助菜农，还是伤害菜农？”并且认为慈善团体向菜农采购高丽菜免费分送给消费者，正是“爱之适足以害之”的典型实例。
爱心不当反成为害
分析指出，高丽菜的滞销和价格崩盘，原因只有两个：一是供给过剩，二是需求不足。而这两个问题，都不是爱心可以轻易解决的。慈善团体的采购，固然可暂时增加菜农的销售，但这些采购而来的高丽菜，却被用来免费分送给消费者。有了免费的高丽菜，消费者自然不必到菜市场购买。菜贩因此立刻面临销售下跌的结果，不得不减少对盘商的进货。盘商接着也被迫缩减对菜农的采购。最后，菜农还是回归到原来产品滞销的困境。
更糟的是，慈善团体的采购，通常付出的价格都比盘商低，因为其采购并非以营利为目的，何况菜农此时也缺乏讲价的条件。所以，明显的，菜农的整体销售量，并没有因慈善团体的采购而增加，说不定消费者的需求还会减少呢！结果是，菜农的总收入减少了，因为慈善团体的采购，压缩了产地的价格。
因此，慈善团体以这种方式表示的爱心，并没有真正帮助到菜农，反而伤害了菜农，当然落得“爱之适足以害之”的下场。
“爱之适足以害之”是东方古早以来的警语，在西方也有相同的警语，他们是说“到地狱之路往往是好意所铺成的”(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这两句异曲同工的话语，都是在提醒好心人做善事，不只要有“温暖的心”，还要有“冷静的脑”细细思量如何做好，如果做法错误，不但帮不了弱势者，反而害了他们，让弱势可怜人的处境更不堪。
“温暖的心”加“冷静的脑”
看到上面的活生生现代实景，我的脑中立即闪出一八三四年英格兰和一五六四年明朝嘉靖四十三年的两个东西方历史案例。西方的例子出现在一九八二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蒂格勒(G. J. Stigler,1911~1991)一九八八年出版的亲笔自传里，史蒂格勒在书中，特别举出一个他最欣赏的代表人物郎菲尔德(M. Longfield)，他是十九世纪时天赋异禀的爱尔兰经济学家暨律师。
郎菲尔德在一八三四年时，对于英格兰某些地区富有人家习惯在粮食相当短缺期间，购买小麦再以半价转售给贫苦人家一事评论，这些富人虽明显地基于悲天悯人的“利他”胸怀，但此种作为不但完全徒劳无功，反而会恶化贫苦者的生活。理由是：小麦短缺时，唯有富人少吃才可真正济贫，以多买再转卖，只会使需求突然上升而致价格激涨，涨后的半价也比原先富人没行动时的价格来得高，如此一来贫苦人家不是反而更将受害了吗？
中国人古早就有经济学观念
东方的例子则出现在明朝凌濛初著作的《二刻拍案惊奇》，在卷一第三页中如此记载：“且说嘉靖四十三年，吴中大水。……米价涌贵……官府严示平价，越发米不入境了。原来大凡年荒米贵，官府只合静听民情，不去生事，少不得有一伙有本钱趋利的商人，贪那贵价，从外方贱处贩将米来；有一伙有家当囤米的财主，贪那贵价，从家里廒中发出米去。米既渐渐辐辏，价自渐渐平减。这个道理，也是极容易明白的。最是那不识时务执拗的腐儒作了官府，专一遇荒就行禁籴、闭籴、平价等事。他认道是不使外方籴了本地米去，不知一行禁止，就有棍徒诈害。遇见本地交易，便自声扬犯禁，拿到公庭，立受枷责。那有身家的怕惹事端，家中有米，只索闭仓高坐；又且官有定价、不许贵卖……。那些贩米的客人，见官价不高，也无想头。就是小民私下愿增价暗籴，惧怕败露受责受罚。有本钱的人，不肯担这样干系，干这样没要紧的事。所以越弄得市上无米，米价转高。愚民不知，上官不谙，只埋怨道：‘如此禁闭，米只不多；如此抑价，米只不贱。’没得解说，只囫囵说一句‘救荒无奇策’罢了。谁知多是要行荒政，反致愈荒的。”
这则一五六四年(十六世纪)，明朝嘉靖四十三年的事证，生动地刻画出价格机能的奥妙。连中国这个经济学出现颇晚的国度，在那么古早都已对经济原理有体验了。这些东西方古代和现代社会的例子，其实都非特例，可说随时随地可见，它们显现出的“爱之适足以害之”、“到地狱之路往往是好意所铺成的”后果，以最简单的经济学供需原理和简图就可清楚分析，也可约略见识到价格机能既奥妙且不可加以压抑的道理。经济学家在很多时候只以此种基本的供需原理来分析事情和问题，就得到与一般人想像的不一样的结果，而此结果往往很不中听。
我们或可说，既生为人，不分古今中外，若行事不合基本经济原理，即使是善意，也难免收到适得其反的恶果。能不慎乎？
谨记“爱之适足以害之”
“爱之适足以害之”早被世人琅琅上口，但却常被当作耳边风。不但凡夫俗子不重视它，甚而有权力的政府官员更是如此。前者所造成的害处不会影响太大，但后者所产生的不利，所涉及范围可就宽广许多了。
关于一般人的情形，以父母亲“望子成龙、盼女成凤”作例子，是最恰当不过了。所谓“天下父母心”，为人父母者当然都是最疼自己子女的。由于子女年幼无知，对于未来无法抉择，于是父母基于自己的体验，便替子女预为设想，并铺陈一条通往自认为光明前程的大道。一方面，罔顾子女的天赋、性向、偏好等等，强迫子女做这做那、学这又学那；另一方面，也为了呵护子女，一切的琐事都帮忙处理，而对日常生活中的处世道理及方法，都不放心让子女去体验。
在东方社会，这种普遍以升学为唯一目的僵化教育体制里，更加强这种情况的弥漫。如果我们能做实况的访问调查，相信为人子女者都会牢骚满腹(二０一三年四月十二日媒体报导一位国三生写信给洪兰教授，央求洪教授跟他妈妈说别逼他一直读书，正是活生生显例，我们相信这并非个案，而是普遍现象)，而且，他日踏入社会时也难以立即调适。毕竟，个人都是基于自己“主观”的判定，以成本效益准则来作行为的抉择依据，任何的其他人是无法“越俎代庖”的。
家庭里的故事也会在社会上看到，父母的角色换由政府当局扮演，子女当然就是人民了。基于好意，政府为要确保人民得到完善的服务，通常将邮政、交通运输等归公营，但结果却使人民只能消受价高质劣的服务。而为使本国产业免遭外国业者的箝制，于是政府乃以关税、禁止进口、设限等方式来保护幼稚国内产业。结果是，消费者得到价高质劣的产品，而且无法享有多样化产品的消费；另一方面，受保护的业者，在缺乏竞争的激励下，不会惕励经营，以致效率低、进步慢，等到有一天不得不与外界竞争时，因为不堪一击而又哀求政府救济了。这些固然都是信手拈来的“爱之适足以害之”的例子，不过，最明显的情况还是在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
社福政策非福利
无论什么样的社会总会有着不平等的现象。即使在吃“大锅饭”的共产社会里，仍然免不了，而在自由的社会中就更不用说了。政府之所以出现，旨在为民服务，做好人民托付的事务。但在一个自由民主社会，到某个阶段后，就会有政府应保障所有的人民都能过着起码的生活水准，不但吃穿不愁，也要使其有住屋，生病了更要有所照顾，甚至有所谓“从摇篮到坟墓”都由政府负责的主张及作为出现。
其实，这一理想只是妄想，为什么？基本的道理有二：一、生产资源是有限的；二、“好逸恶劳”是现代人的通性。“不劳而获”的利得，许多人都会设法去争取。如果得到的话，由于代价甚低，不会加以珍惜，因而“浪费”情事很自然的出现。而且一旦出现不劳而获的机会，得到者就会百般的设法增多其机会，于是社会资源就会愈来愈被浪掷在无生产性的用途上，对于人群的福祉当然不利。结果是，那些无力自谋生活，本应得到这些不劳而获者，却往往无法真正享受到，或者即使得到，也是品质更为低劣的服务。让我们举些例子来说明。
以全民医疗保险来说吧，原来的目的在免除全体人民(尤其是穷苦者)遭受疾病的痛苦，或由公家全额支付医疗费用，或只由私人负担微小的一部分成本。在每个人都必须缴付费用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吃亏，难免增加看病的次数，而且不会珍惜药物。于是，看病的人口激增，药物的需求也大增，不但看病时间拉长，医生及护理人员的负担也相对加重，医疗设备亦会呈现相对缺乏，于是医疗品质每下愈况。而且，在医生和医疗设备相对不足的情况下，高所得者仍然可以用支付较高费用的方式，得到高品质的医疗，而政府原本想要照顾的那些贫苦者，反而得不到起码的医疗，甚至反会受到歧视的待遇。
此外，由于医疗水准的普遍降低，使中产所得阶级也连带受害，而且因为浪费的产生，更损害了可用的资源。如果再进一步实施像以前英国的“免费医疗制度”，则结果是，新医院不会增加，或者说社会中的医疗资源总数维持不变或增加有限，但医疗消费却大增，于是在中、高阶层医疗资源消耗增加下，贫民所分得的资源大为减少。另一方面，官方医疗的服务品质降低了，就英国言，在全民医疗实施后，最好的医生大批迁移他国，留下来的医生所赚取的费用，系依诊疗病人数目而定，并非由医疗案件的复杂性决定，于是他们认真看病的意愿大大削弱了。因此，提供免费或近乎免费医疗，对于能够看病者而言是“廉价”或“免费”的，但总会有人来支付这些费用，而矛盾和吊诡的是，支付者往往就不是应支付的那些人。(一九九五年三月一日台湾匆促上路的全民健保，财务黑洞愈陷愈深，愈来愈棘手，可见一斑。)
再以补贴国民住宅或合宜住宅的办法来说吧！由于低所得家庭付不起房子的市价，于是政府会以补贴国民住宅的建设费用，以及低于市价出租出售，来对抗房价上涨。不过，由于国民住宅的房价低于市价，很自然地“只要还有国民住宅，就会有愈来愈多人想住进去”，换句话说，更多需求者会蜂涌而来。结果是，等待的长龙出现了，而获得公共补助好处者，并不必然是最需受补助者，而是最精通如何从政治体制中得利的一群。不用多说，最贫穷的人，很少能沾上边，但是，这又与原意相违了。
我们再举失业保险为例。经济不景气时，难免会有人失业，这个时候若能有最低生活费的来源，当然可以避免断炊，也可让暂时失去工作者安心找事，这也应是失业保险实施的原意。但是，由于保险费的来源往往大部分需由雇主负担，一来增加雇主的营运成本，使其竞争力减弱；二来劳动成本上升，致厂商的劳动需求降低，不利于工人就业；三来失业保险的存在，使失业者宁愿失业而不工作，或较不积极去寻栖身之地。结果是，工作意愿将受到打击，工人易于养成好吃懒作的习性，不但对工人无益，更伤害到整体经济。
福利还是自谋最实在
上面所举的这些例子所显示的现象是，看起来是很理想的福利政策，真正实施起来却不是那么一回事，不但对当事人无益，而且反会有害，而其害又会波及全社会，二十一世纪欧债危机的希腊是个活见证。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是，这些政策都是容易走向“白吃午餐”或“白搭车”之路。
如果一个社会果真进步到可以提供一些资源来帮助孤苦无依的那些人，那么，就应该针对亟需的“个人”给予补助，不可将特定的职业、年龄、劳工组织或产业群体来作“集体”性救助。不然，不但社会宝贵资源将会浪费掉，更糟的是，那些真正需要救助者，反而处于更不利的地位。
在经济分析的检视下，中国人的先哲之言“爱之适足以害之”，有其颠扑不破的道理在。而西谚“到地狱之路往往是好意所铺成的”也呈现相同意涵，看来东西方在社会福利这条路上并没有差别啊！
（作者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