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提供）
一九九九年七、八月时分，在台湾，当时的李登辉总统对外国媒体提出“两国论”，而“两国论”一出鞘，国防部立即成为媒体焦点，国防部长也顿成头版焦点人物。虽然展示了不少精良武器，我们也听到了国防部有充分准备的保证，但在一连串飞安事故下，台湾民众曾对“国防安全”产生怀疑。
由高层次的观点思考，我们实在应严肃思索为何人类相互间会如此不断相残？若能和平相处，何需创造发明杀伤力愈来愈强的各类武器？而所谓的“国防”、“治安”也当然消失无形了。撇开这个根本性的关键难题不谈，落到现实的丑陋人间来看，国防已是各国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而且耗费庞大，在政府预算中占了很大比例。这种现实也明白告诉我们：国防是掌控在政府手中，这个已是习以为常、天经地义的观点，真有其必然性吗？我们由一则轶事谈起。一度曾是台湾军事强人的郝柏村先生，在担任行政院长期间，台湾民众最常看到的画面是他和民进党立法委员的争执场面，尤其对于“统独”这个敏感性极高的国家定位问题，双方简直是水火不容、剑拔弩张。
在立法院质询场合，郝先生曾经音调高亢地说：“国军是不保护台独的。”他的意思是：一旦对岸共军来犯，国军奋勇杀敌之余，是会眼睁睁地放任共军将主张台独者杀害的。这样的逻辑当然是石头落井“不通”！不说主张台独的人不会绑上台独标志在身上作辨识，即使能辨识，若国军不让共军侵入台湾，使台湾免受炮火洗礼，生活在宝岛台湾的所有生物不是都可平安无恙吗？那么，包括台独分子在内的全部住民，不也都受到保护了吗？原因何在？关键就在“国防”这种物品所具有的“特性”，一旦它出现，而且作得好，其所涵盖范围内的民众，都能得到安全保障，不论是否曾经支付国防经费者，一概都可享受到该物品的好处。
这样的特性，换个说词就是既有“共享”又有“不能排他”的性质，在标准经济学课本里称拥有此特质的物品为“共用财”(一般的用词是公共财，英文叫，但这些用词都很不恰当，这留待下文再谈)。
坐享其成、搭便车
由于具有这种特性，追求“自利”的理性个人，不是都会期盼别人生产、提供，自己则静静等待“坐享其成”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依此道理，若放任自由市场去运作，除非是社会上充塞着心怀公益的大善人，否则具这种特质的物品不是不可能面世吗？即使可以出现，其数量也是“严重不足”的，那么，这不就有碍人民福祉的提升了吗？市场不是就严重失灵了吗？为了让这些好东西得以面世来造福群众，而且又可抑制“搭便车”(free rider)行径，由代表全民的政府来负责提供不就可以弥补这种市场失灵状态了吗？这么完美的分析有什么不妥呢？
首先，人世间真有既具“共享”又“不能排他”的物品吗？国防和治安似乎极接近，但还是能以驱逐出境及赶离保护范围来“排他”的，连这两种物品都难符合了，遑论其他！在经济历史上，这个课题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灯塔”。在古早时候，一旦灯塔被建造起来，任何进港的船只都能受惠，灯塔主人不可能排除任何船只享受灯光之福。除非怀抱服务人群理念者，否则不会花钱建造来“免费”分享大众，这里已点出了一个重点：“免费”！若能够收费，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灯塔的故事
早在一八四八年，密尔(J. S. Mill,1806~1873)就指出，由于收费困难，灯塔的建造及维修需由政府为之。到一八八三年西格畏克(H. Sidgwick,1838~1900)推广说“在好几种情况下，以市场收费来鼓励服务供应的观点是大错特错的。……某些对社会有益的服务，供应者无法向那些需要服务而又愿意付费者收费。例如灯塔。”到一九三八年，庇古(A. C. Pigou,1877~1959)认为，既然在技术上难以向船只收费，若灯塔是私营的，私人收益在边际上就会低于灯塔对社会贡献的利益，于是政府建灯塔是必须的。
华裔国际著名产权经济学者张五常评论说，上述这些学者并不反对提供服务者向使用者收费，他们认同收费符合经济原则，且市价是重要的供应指标，但因灯塔收费困难，致私人兴趣缺缺，为免社会福利受损，政府以干预手段来提供，俾弥补市场失灵乃有必要。
到一九六四年，萨缪尔逊(P. A. Samuelson，1915~2009，一九七０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进一步认为，灯塔就算容易收费，但因其多服务一条船的费用毫无增加，亦即“边际成本为零”，收费将吓阻使用者，由而社会福利即减损。所以，为社会福利着想，灯塔不应收费，如此一来，私人当然更兴趣缺缺，于是类似灯塔的“共用财”，应由政府免费提供。
张五常对这种主张的好心肠经济学者批评说，对那些愿意付费但仍设法逃避者，这些学者竟要政府为他们免费且增加服务，那么，对那些在饭店白吃而不付账的人，这些学者是否要政府为他们大摆宴席呢？如此的免费午餐能吃多久？而一九九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寇斯(R. H. Coase)在一九七四年发表的〈经济学上的灯塔〉一文就回答了张五常的这个疑问，亦即，收归公营后灯塔反而减少了。
“治安”非由政府担当不可吗？
多年来“治安败坏”一直是台湾住民的头痛课题，也是各项选举时候选人信誓旦旦要改善的重要政见。由此一端已可清楚得知，与治安紧密不分的“警察”业务由公家提供，是所有民众的共识，而公家也者“政府”是也！
记得在电视上看过一部有趣的好莱坞电影“我的子弹会转弯”，故事情节虽然有点荒诞不经，但主角所从事的职务却令人印象深刻，就是担任“社区治安”工作，可是并不属于政府部门，而是私人出资筹组的民间“治安团队”。其经费来源是社区民众缴交的，与民众订有契约，一旦治安状况得不到民众的认同，就会受到解约或不续约命运，而由其他民间团体接手。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警察部门也存在，但其角色在于监督和提供必要协助而已。
其实，电影的情节在台湾社会也有类似状况，社区警卫、保全公司都是很好的例子，只不过这些民间组织没有公权力，也没有足够武器配备。换句话说，由政府提供、负责的“警察治安”事务，仍是不可或缺，只是其中的某些业务已经可以委由民间来办理而已。为何治安需由政府提供，其道理与国防相同，该种物品是“共享”且“无法排他”，一旦做得好，不管是否支付了费用，任何在治安范围内的民众都能享受。为了免于该物品“数量不足”、甚至于“不会出现”，乃由大家一起出资、由代表人民的政府来提供，这就是典型的“共用财”市场失灵经济理论。
“公共财”名词的迷思
当台湾高铁公司在资金筹措遭遇困境、兴起不如放弃的想法之际，当时的交通部长林丰正曾明言，一旦台湾高铁果真弃守，政府将扛起兴建高铁的任务，原因是：高铁是社会公益。
何谓社会公益？顾名思义“对公众有益”之谓，虽说要予以明确、严格定义并不容易，但“大家共享”的特质应该具备，如果再加上“无法排他”就更完整。兼具这两种特质的物品往往被通称为“公共财”，标准的中文经济学教本里几乎都如此处理，可是公共财的称呼很容易被当成“公家财物”，亦即公家所提供的物品，而最大的公家也就是政府。不过，实际社会里政府所提供的诸多物品中，符合上述两种特质者有多少？而符合这些特质的物品是否需要政府提供呢？经济学课本里对于后一问题的标准答案是“肯定的”，这也提供政客在各项选举场合大开建设支票的“有力理论基础”，因而绝对是很够分量的问题，说实在的，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课题。
我们在上文已就灯塔这个有名的经济历史实例做过简单提示，也对国防和治安这两项经济学教科书里的典例做了反思，都得到：兼具“近似”上述两种特性的物品，由政府来提供不一定合适的结论。其实，“知识”和“电视节目”也都近于具备这两样特质的例子，但很明显的，民间制作的电视节目及出版品，都比政府提供的好看、受民众欢迎，也当然对人民的福祉较有贡献了。所以说，兼具这两种特性的物品必须由政府提供，否则量会不足、甚至不会出现，一定是言过其实的，因而目前将此种物品以“公共财”称呼，其易被立即认定为必须由政府供应，着实是个很不适当的用词，换以“共用财”称之虽也不是很恰当，但应较公共财来得名副其实。当前台湾社会到处充斥政府(公家)供应的物品，其中合乎“共享”又“不能排他”特性者，可以说少之又少，而将公共财正名之后，是否会有所改善？
“公共财”是由“Public Goods”直译过来，是一九七０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逊(P. A. Samuelson)在一九五三年以精湛文章提出来的。张五常教授明指其错误，他用萨缪尔逊的原话解释说：“在灯塔的例子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灯塔的经营者不能向得益的船只收取费用，这使灯塔宜于被作为一种Public Goods(张教授指出此名词误导读者，因为此时所指的并非共用财特征)；但就算是灯塔的经营者以雷达侦察的方法，成功地向每一船只收费，为社会利益计，要像私人物品(张教授又指此时用Private Goods一词，再加误导)那样地以市价收费并不一定是理想的。为什么呢？因为对社会而言，向多一条船只服务的额外费用是等于零(张教授指出这才是共用财的特征，跟难收费是两件事。他又说萨缪尔逊是Public Goods的创始人，但在这段文字中把这个词用得太早了，以致误导，他也推测中文译为公共财，很可能是因为这段文字的影响)。”
这一段文字明确地显示，共用财的真正特色应是其使用的“边际成本为零”，并不是收费困难，但由此特色推得需由政府供应让民众“免费”使用，却无疑是颇值得商榷的！
至本章为止，政府已跃上经济舞台。政府以“有形之手”干预市场运作，所持的借口系因“市场失灵”，而我们也将各种所谓市场失灵的现象一一讲清楚说明白，并且得出当前常见的政府干预方式值得商榷的结论。而政府干预经济甚至主导经济体系运作，尚有政府需以财经政策(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所得政策、社会安全、公平和福利政策来调节景气，以及达成公平正义的责任之一般性认知，这些也都非常值得商榷。下面章节就这些课题一一作解析。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