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意识形态日益衰微的今天，人们常问，什么东西是维持共产政权最核心的要素，离开了它，就不成其为共产政权？
定义共产政权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诸如：一党垄断政治权力（党国一体）、（共产）意识形态统治、阶级斗争治国、（国有制）计划经济、缺乏普选制度、反对权力分立……等等。这些当然不错。然而，回顾历史，当共产主义已经开始式微，各个共产政权纷纷被迫改革之际，人们见到了尝试市场经济的共产党国家，见到了在意识形态上已不提马恩列斯毛主义的共产国家，见到了试验部分选举的共产党国家，见到了实验类似国会制度的共产党国家，甚至也见到了在外交上结交民主国家以抗拒另一个同类共产国家的共产党国家,等等……。但是，我们曾经见过一个真正实施思想言论自由，即允许私人办刊办报办电视广播网站的共产党国家吗？我们见过一个没有当局垄断“真理”、没有全面洗脑的共产国家吗？没有，一个也没有。
的确，是有从共产国家转变为实行言论自由的国家的先例，不过，那已经不再是共产国家而是宪政民主国家了。譬如，捷克，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诸如此类。
所以，言论出版自由，新闻自由，这才是共产党的“阿里斯之踵”，是共产政权的命脉所系，是其最薄弱处，“点到即死”。因此他们基于其利益，在“言论自由”问题上决不松口，在“洗脑“问题上绝不放手，半步也不能退，是极权政治中核心的核心。
自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多领域都发生了重要变化。经济自不必说，就是在社会生活层面，也与毛时代面目全非。但是，万变之中，有其不变，那就是：新闻出版领域，几乎原地踏步。进入习近平时代，甚至大幅倒退。当下中国，洗脑之烈已经直逼毛泽东时代的高度“舆论一律”，已经是盛产中国式民意五毛和粉红的“动物庄园”了。
国际主流社会目前对习近平政权破坏国际秩序，对内蔑视人权镇压民间社会，对外咄咄逼人霸陵扩张，深为忧虑，视之为文明人类的心腹大患；然而更令人惊诧的是，当局还声称它是得到中国民意广泛支持的。证诸现状，似乎此言不虚。
确实，国际社会都见识过中共洗脑的巨大威力，浏览中国国内网络，粉红一片，遍地五毛，铺天盖地的辱骂凌空而来；光天化日之下砸车施暴的义和团式野蛮，镌刻进了世人头脑，挥之不去。至今国际社会还瑟瑟颤抖于中国式洗脑的恐怖成果。这些均变成北京手中恫吓外国的一张王牌。既如此，众多观察家深为担忧，忧虑人们对中国向文明转型的期待恐怕将落空，以致在不少国家中弥漫着一股绝望的悲凉之气。
中国民意果然如斯，对西方同仇敌忾？洗脑真是如此法力无边无远弗届？
其实，所有人都承认，中国的“民意“是北京长期洗脑的结果。北京对此民意很有自信？如果有，它何须七十多年如一日，严厉封锁言路，惨淡经营洗脑，未曾有一天稍事休歇呢？众所周知，中共国家的言禁网禁之严酷，全球排名高居榜首。这样一个武装到牙齿却成天提心吊胆的当局，它究竟害怕什么？
其实，它最害怕的正是它自信地宣称支持它的臣民，这点毋庸置疑。倘若自信，可立即拆毁防火柏林墙。它敢吗？
是的，洗脑的后果很可怕，它有严重的后遗症。正如专门研究洗脑的凯瑟琳·泰勒博士所说的：“发生在韩战中的洗脑，是一种带来创伤的过程，幷且有可能影响一个人很久。据研究，接受过洗脑思想改造的美国老兵，在战争结束后得精神疾病的概率很高。”vi
但洗脑后遗症并非不可逆，它不是不可治愈的。回想白纸抗议运动的年轻学子，不少人在两三年前还是粉红，但面临不堪忍受的镇压和侮辱时，他们豁然清醒，站起来了。
第一次冷战的史诗式终结，对于洗脑制度而言，是毁灭性的。回溯那一犹如神灵降临的历史瞬间，经历七十多年系统洗脑的前苏联及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新人”，在没有坦克枪炮威逼的和平环境下，竟会在戈巴乔夫的为时甚短的“公开化“透明化”的开放年代，迅速变成了“非社会主义者”。“竟无一人是男儿（没有死硬共产党员）”？七十多年洗脑竟然无能抵御两三年的“公开化“透明化”，不由令人概叹，早先洗脑那种神乎其神的精神控制力到哪里去了？
二十世纪冷战的这种出乎意料的一边倒，是对共产国家洗脑实践的无情嘲弄，同时，也是对洗脑的精神教父——尼采、葛兰西、福柯——及其“上帝之死”、“文化霸权理论”以及“唯权主义”的全面拒斥。遗憾的是，当二十世纪史诗性的剧变发生时，这三位思想家已经不在人世了。否则，笔者是有兴致聆听他们的心理和学术反应的。
不能说三位思想家没有想象力，其犀利的思想确实对二十世纪产生了影响。但是，他们走得太远了。他们的世界是纯粹“本文”化、“语言”化的，“本文之外无他物”，根本不存在可与“本文”相比照的“客观事物”，不存在所谓“真相”。因此，所有的那些意识形态论争，都不过是各种“本文”之争，都不过是“discourse”之争，都不过是各种“话语权”之间的竞争。谈不上可供参照的“客观事物”和判别标准，因而也就谈不上是非与善恶，无所谓客观真理了。
笔者想象，倘若，1989年和1991年他们躬逢其盛，目睹了柏林墙倏然倒塌和苏东波风生水起，是否会认为这一切仍不过是一种“话语”。一纸“本文”呢？
自1949年以来，反智主义的北京政权迷信丛林法则，迷恋它所谓话语权的强大洗脑能力，而且痴迷地相信，只要投入巨大的金钱，只要传播的声音足够大，足够远，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说好中国故事”，中共的话语权就无往不胜无远弗届。而西方各国政府用于这方面的金钱相比北京，简直是九牛一毛，微不足道。然而，北京的效果如何呢？何以最近些年，北京的大外宣越猖獗，战狼声音越激越，在各国民意测试中反而越低落，其朋友反而越稀少，变成门庭冷落的孤家寡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呢？
显然，只要你不能完全封锁，无论说一千道一万，黑仍是黑，白仍是白。是非是存在的。真假是存在的。“上帝“并没有死亡。超越性的真理，不以尧存，不以桀亡。只要话语空间是开放的，普天之下，仍是朗朗乾坤。
七十多年来，封闭中国的言论空间，堵塞中国的信息通道，禁绝中国的思想市场，一直是北京的通灵宝玉，须臾不可或缺。
无疑义的是，拆墙——解开言禁，是第一推动力。它推动纯粹话语的竞争达致彼岸——真相。
就今日而言，拆墙和战争，二者之间何者效果显赫而代价较小？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诚然，对于只听得懂实力语言的唯物主义者而言，民主国度加强军事力量以作为实力后盾永远是必要的。然而，从根本上考察，“话语”的优势具有恒久性。但据笔者观察，主要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今天对于“破禁拆墙“的关键性决定作用，理解甚少，重视不够。实质上，无论从法理上，从根本功效上，还是从可行性上，这都是一桩值得立即实施的历史性功业。它将在很短的时间内，化解抵抗文明潮流的当代义和团于无形。这才是真正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中国也已签署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非常清楚载明，“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有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的权利，而且不受国界、国籍、地域和媒介的限制。”所以，在法理上，北京政权没有任何封锁信息封锁网络禁止民营媒体的权利，更没有所谓网络主权。违反宣言者必须得到纠正。如果用葛兰西的语言，这应当是堂堂正正地剥夺北京的话语权。
简单结语
“洗脑”一词,就词源而言，历史并不悠久，不过七十多年，它起源于共产中国。
然而“洗脑”的精神和思想渊源却可以追溯较远。本文主要从政治哲学与思想史的视角讨论洗脑的精神渊源，从德国尼采的“上帝之死”和权力意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意大利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以及法国哲学家福柯的“唯权主义”。这几位哲学家都活跃于二十世纪，除了马克思以外，他们也与二十世纪两种极权主义国家——法西斯国家与共产党国家——的出现有某种精神关联。这两种国家，一是希特勒式第三帝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二是斯大林式的苏联和毛泽东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基本脉络看，洗脑是二十世纪的特殊产物。它划然有别于人类历史上源远流长的“教育、宗教、传播、宣传……“等行为。现代有一种把人类一切话语交流都归结为“洗脑”的泛洗脑主义，它将泯灭一切是非、善恶、真假……的差异，造成一个价值混乱的世界，《1984年》的世界，需要高度警惕。
洗脑，是高度封闭的极权社会的产物,贻害至今。而言论、思想自由的开放式社会，则是洗脑的消毒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