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打着“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的幌子，唱着“为人民服务”的调子，在“马列主义”的“红袍”掩饰下大行暴君之政，将历史车轮拉回到封建奴隶制时代。
“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场政治灾难，不仅以铁的事实证明了他在此前宣示的一切民主自由承诺全属谎言外，还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一页页永远磨灭不掉的人间惨史。其中，1957年那场“反右斗争”堪称最不光彩的一页。
我也是一个从国难中侥幸生还的幸存者，尽管我个人的劫难在遍体鳞伤的民族躯体上仅是一道很不起眼的“微痕”，但在毛氏遗孽“强迫遗忘”的强压下，把它记载下来，留给历史，还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每个受害者都隐忍不语，岂不是还要替他掩盖罪行吗？
风暴席卷在劫难逃
1948年，“山那边呀好地方”的歌声传遍城乡，给绝望的人间带来几分清新气息。这年，一直在香港太古轮船公司工作的大哥李炳衡，突然西装革履、洋气十足地出现在昆明普贤村（后改名和平村）15号的家中庭院里。母亲惊奇地问他：“怎么回来也不事先告诉一声？”哥说：“因为太想念母亲，想给阿妈一个惊喜。”
不几天，穿着粗服麻鞋土里土气的他又回了家，他对母亲说：“我现在在县上教书，不回香港了。”他还把一个姓康的卖雪花膏的货郎弄到我家院里来住，把邻居崔少珩等青年也介绍到罗茨去工作（实际是打游击）。后经询问方知，他是受庄田（原边纵司令员，后任广西军区司令员）的指派，从香港回昆，到罗茨一带参与组织游击队的地下工作者。
当时谣传：“朱毛是匪，他们来了，会搅得天下大乱。”大哥连说No，No，No，No。
"解放后"，当上军官的大哥，因忙于清匪、征粮等工作，无暇顾及家庭和个人问题。后来，几经亲友介绍，谈好一个对象，可在申请结婚时，上级却以“女方的阶级出身有问题”为由，把他调到云南省委党校任教员。
1953年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刚挂牌一年的云南人民出版社任美术编辑。这时，我们一家都被融入到“新中国”的幸福大家庭中，所有人都各得其所，笑逐颜开。
可是好景不长，1955年，全国掀起了“肃反”运动，大哥被冠以“英国间谍”的罪名而受审查，并被整死。父亲从国外赶回来，无可奈何地说：“没办法，相信政府吧！”母亲则要求党校赔还儿子。党校的领导说我父亲拥护人民政府，说我母亲无理取闹。
家里的人抱着大哥留下的不到一岁的女孩，泣不成声：“苍天啊！怎么一个受党安排，为解放中国而投身于地下工作的人，转眼之间就成了英国间谍？”
我把此事报告给出版社书记，书记说：“要大义灭亲啊！”
与此同时，出版社也在“肃反”。编辑部主任、资深的地下工作者梁展自尽身亡。
1957年，毛泽东使出“阳谋”，又发动“反右”运动，强劲的政治风暴霎时席卷全国，云南省也一样阴云密布。机关、学校、文化、新闻出版界……从“和风细雨”变为“杀气腾腾”，恐怖万分。省委组织部的杨荫启、宣传部的谢家林等领导坐镇云南人民出版社，指导挖“反党小集团”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工作。他们斗张健，说她讲过“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斗王岚、陈铭安，说她们搞“小圈子”，组织“反党小集团”；批庞文会、批马达、批喻翔生……一时间，连炊事员和勤杂在内总共只有五十几人的出版社，50%的人都在被整之列，最后都被冠以“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坏份子”、“右派分子”等罪名而受到惩处，连借反右之风积极整人的副总编张仁坚，也遭到同样的下场。
轰轰烈烈的“反右”搞得人人自危。作为书记、社长兼总编辑的王起，为了避免伤害更多的人，曾悄悄地对我说：“小李，有人想把你划为右派，你赶快在会上作个检查，我好表态呀……。”不明真相的我，为了避免“阶级敌人”的厄运而听信了王起的劝告，决定作个检讨。那时，我年虽21岁，但仍不谙世事。当编辑虽已四年，画的都是《把余粮卖给国家》、《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保卫祖国，保卫边疆》等紧跟时局、奉命创作的宣传画（云南人民出版社50周年，汇编历年出版总书目中，却将我那时画的画均署名为“本社编绘”），编的、写的均无问题。平时又从未议论过国家大事，更没有讲过什么不利于团结和工作的话，拿什么去作检讨呢？想来想去，想到编辑部主任刘以曾批评我“不问政治，搞单纯技术”的话，于是就检查自己不问政治的危害。
我作检查时，副总编张仁坚到会，编辑部主任刘以主持会场。刘以作结论的话使我十分反感。他说：“你反对党的出版事业，对年门画的单线平涂都有意见，还用毛主席说的‘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来诋毁出版社；你目中无人，画得好就骄傲，只搞单纯技术，不问政治，和党离心离德；这不但是右派言论，甚至是反革命言论！”
我认为这种批判根本不是什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善意批评，单扣帽子，不摆事实。一时火起，便把笔记本往桌上一甩，愤愤地说：“那就随你们把我怎么划吧！”
检讨会没有开下去，社内的大字报、小字报我不看，批斗别人的会上我不吭声，每天跟着大会小会熬，总担心着不知何时轮到自己。哪知几个月过去，却没动我一下。快到年底的一天突然通知我：“你也是右派，不准回家了。”就这样，我被戴上“右派”帽子，成为被侮辱、残害了21年的“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给我的心灵和肉体留下了终身难以消解、不可挽回的创伤。
戴帽流放遥遥无期
1958年1月，社里开大会，首先当场逮捕了美术编辑严濬。会上，宣布对我的处分是“保留公职，撤职下放，监督生产。”我的母亲，也因大儿子是“英国间谍”，二儿子是“右派分子”的关系，被发配到会泽县劳动，饱尝了家破人亡的滋味。
当月28日，我同部分省级机关所划“右派”数百人，一起被遣送到弥勒县那片干旱荒凉、豺狼出没的南乡坝——原先的劳改农场，后改称弥勒东风农场——监督劳动，领受20世纪中共的现代流放。
我所在的生产队在一个大水塘下方的荒坡地旁，水塘是原来劳改队筑了个小土坝蓄起来的水，时有野鸭飞来水中及杂草丛生的岸边活动，当地人给它取名为“长塘子”，因此，这个生产队就叫做长塘子生产队。我们在坝下坡脚的荒地上割来茅草、砍来松树和杂木条，搭起几间茅草棚作为栖身之所。21年难以想象的折磨，就从这里开始。
在这个农场，除了每天10多小时超体力的繁重劳动外，最严酷的是吃不饱饭。当年未到年底，就只能吃稀饭了。此后连续三年大饥荒，农场和附近寨子不断有人饿死，经常见到地边坡脚躺着尸体，看到偷食者被打死，还听到沙锅寨有家农民煮孩而食。那时，死了人不敢哭；受了罪不敢叫。若哭若叫，就会被戴上这样那样的政治帽子横加惩处。
多数“右派分子”患上了水肿病。原来标致壮实的男男女女，有的瘦得形同枯槁，有的肿得像大头鬼，得不到食物补充，就这样生生饿死。
有个名叫邱培祖的“右派”，因患水肿病无力支撑行动而跌进鸡街铺的粪塘里淹死，据说他是我国最早的女子乒乓球世界冠军邱钟惠的父亲。
饿死、病死的，被抬到小吊井乱葬岗草草掩埋。活着的人，想方设法把山上、地下能搞来填肚子的都搞来吃，甚至垃圾堆也有人盯着，寻觅到一丁点认为可吃的东西便趴下去，使出仅有的力气往嘴里塞。
农村为了显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推广公共食堂，还说什么“人民公社是天堂，公共食堂是桥梁”。结果，家家户户炊烟尽灭，公共食堂给多少吃多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部下地劳动。睡觉不分老幼，男的和男的睡一块，女的和女的滚一堆，几乎是吃、喝、拉、撒都统一行动。没有吃上几天，粮食没了，最后连代食品、包谷骨头、红薯藤等都被吃光，依旧缓解不了严重的饥荒。
在农场，人们获得生命所需的唯一依靠就是食堂。一年365天，每天都在队里的食堂打饭吃。口粮标准一降再降。人们此时最最崇高的理想只是吃上一顿饱饭，哪里还有人去做那虚无缥渺的“共产主义”天堂梦！
1960年初，宣布摘掉我头上的“右派”帽子，不幸噩耗又来：弟弟李纪衡为逃避灾难，利用出差之便，到越南投靠父亲，谁料竟不明不白地浮尸于河内的还剑湖中。
三年饥荒挺过来后，这批惨遭愚弄备受折磨的“右派”们，一个个都伸长脖颈在那里盼啊盼，盼望着春风吹来的那一天。可是“春风不度玉门关”，盼来的却是更深的苦难……
混沌岁月冤案迭起
在那看不到尽头的悲惨岁月里，每一个人都是命悬一线。一言一行必须小心翼翼，否则杀身之祸就会临头。被批判、斗争、捆、绑、吊、打，更是司空见惯。
1962年，政治风云变幻，弥勒东风农场把所有“右派”分子按摘帽与未摘帽分别编队集训学习，一部分摘了帽子的集中到长塘子，上午学习，下午劳动，据说是为分配工作作准备。这时，“右派”们才依稀看到了一线希望。
集训的集体宿舍是大杂混，乱哄哄的。用木材边皮搭成的凸凹不平的床，满当当挤在一间屋里，成了我们唯一的活动场所。除了上厕所，干什么都在这里。晚上，有的睡大头觉，有的抓紧时间学习。点燃豆大火苗的墨水瓶煤油灯，伏在床上，不是看书、写字、画画，就是互相吹吹有关分配工作或党对“右派”政策的“小道消息”。
搞文学的蓝芒每天坐在床边，写他的《游击世家》——记载弥勒西山游击队的长篇小说。我呢，一有空就画画：用土纸画《白菜蕃茄营养多》，画《母亲寄来的解放鞋》，用挖“神仙土”挑拣出来的泥巴作颜料，画风景，画民族人物，画一草一木……
谁知这些劳动之余的写作和绘画也会招来横祸：一天，张禄生拿一张用油画棒画在32开纸上的画给我看，说是他画的。画面有两个农民在寒风中披着蓑衣，冷嗖嗖地直打颤。灰色的格调，寒气逼人。这位不是专业学画的人，用笔、用色、形态都像个样，能画到这个水平实属不易，但也使人敏感到，在这种时候画这种题材的画，不担心横生枝节吗？所以我说：“画得好，但是不要画这种画。”张禄生不以为然地说：“这怕什么？那天，我经过普龙（村名），看到两个农民就是这模样嘛。”他叫我帮他改，我说：“别改了”。说实在的，我也无从改起。谁料这张画后来果然成了所谓“反革命”事件的罪证。经过别有用心的人检举、揭发，使那个心毒手辣、素有“满阎王”之称的长塘子生产队支书满廷富喜出望外，他把这张《寒流》和不知是谁书写的古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利于我何有焉？”以及四个摘帽右派大学生崔学义、朱祥亨、唐宗碧、候宗培拼凑的诗：“长塘，长塘，寂寞又凄凉；吃的烂白菜，住的茅草房。”通通作为反革命罪证，以“摘帽右派组织贝多芬反革命俱乐部”为名，向农场政治处主任张致泽和党委副书记余鹏辉报案。
报案之前，连满庭富自己都搞不清“贝多芬”和“裴多菲”为何物，就张冠李戴、“不是也是”地报了上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个时代，余鹏辉、张致泽等怕的是你不报，只要你报，哪有不信之理。至于名称的正误，他们则可以装糊涂，于是又将此案报到了县武装部和公安局。
县武装部和公安局派人来场，首先对我进行恐吓审讯，说我是“贝多芬反革命俱乐部”的急先锋和组织者。指控我画《寒流》是“影射反右运动”；写古诗是“借古讽今”；拼凑诗是“对现实不满”。一句话：都是为右派翻案，是攻击党，攻击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攻击人民公社、大跃进，搞反革命活动。
经过一个多月的审讯，县武装部部长和公安局来人交谈几句后对我说：“经过调查，这个‘贝多芬反革命俱乐部’并不存在。但是，你不要把我们的话对任何人说，也不能告诉农场党委和其它领导。这是很严肃的事，你能不能做到？”
听他这一说，我这个在生活道路上刚起步就被绊倒的人，根本不可能去仔细揣摩这话的真正意思是什么，只能下意识地感到此案就此了结，于是坚定地回答：“做得到。”
这位武装部长接着说：“现在将你的画还给你，我们都看了，画得不错，继续努力吧！你一定要相信共产党，以后还会用你的。”
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农场党委副书记余鹏辉、政治处主任张致泽等，却利用这个根本不存在的假案，在各直属队开展了一场大抓“贝多芬反革命俱乐部组织”的“运动”。
这时，场部又把长塘子的“撤处人员”（指“摘帽右派”）集中到场部旁边的黄家庄集训，我再次受到围剿。组织者把我交给李相东作临时组长的那个小组，在堆草的牛棚里日夜接受“批判斗争”。他们依然口口声声说我是“贝多芬反革命俱乐部”的“急先锋”，还采取疲劳轰炸的战术，要我交出“贝多芬反革命俱乐部”的成员名单。
几天几夜的连续批斗，翻来复去都是那些话。积极分子们一个个凶神恶煞、义愤填膺的样子，仿佛要将我咬碎！他们要我盘腿坐在牛棚的压条上挨斗，体力、精力消耗太大，把我弄得昏昏沉沉，不知所云。有一次，竟完全昏迷过去。组长汇报上去，上面指示：“不让他装死，一定要把反革命集团揪出来。”农场煞有介事，大小头目日夜奋战，要抓“大鱼”，要一查到底，宣称“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面对夜以继日的批斗，我心中虽然坦然，但是无力以对，又不能把县武装部部长的话端出来。即便端出来，倘若遭到否认，岂不是“罪上加罪”？处在那时的我，思维极度混乱：分不清那位武装部长的话是真是假，是何用意；更不能用违心和违背事实的话来逃脱这一劫。一天，我上厕所出来，见余鹏辉从那里经过，就快步追上前去请求道：“余书记，我想找你谈谈。”他竟满面怒色地训斥道：“不谈，你只有老实交代，才有出路。”说罢扬长而去，使我这个阶下囚无可奈何。
后不久，在场部召开的一千多人的大会上，余鹏辉又以一副不可一世的姿态、高高在上的派头、杀气腾腾地吼道：“右派分子是敌我矛盾，把你们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已经是宽大无边了。俗话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可是像云南人民出版社右派分子李泽衡（我已摘帽，仍被称为右派分子）那样的人，连头都不想回，怎么能靠岸？”……
经过那场“运动”，农场掌权者们硬是在其它生产队将几名已经摘掉帽子的“右派”强行打成“贝多芬反革命俱乐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给他们重新戴上“右派”帽子，送去劳动教养。送走之前，还押到各生产队进行现场批斗，捆绑吊打，周游示众。
有人一直认为“抓贝多芬反革命俱乐部”的真相我最清楚。其实，当时我只是一再被斗，且被斗得死去活来的“受害者”之一罢了。最清楚的应该是余鹏辉、张致泽等幕后策划者和操刀者。试想：当初那位武装部长当面对我说这个案子“并不存在”的同时，为什么又要严肃地告诫我：“不要把我们的话对任何人说，也不能告诉农场党委和其它领导”？现在看来可以认定：在那位部长说出此话之前，余鹏辉、张致泽等人已经策划了一个阴谋——要以“假案真办”的架势，通过开展一场全场性的“抓贝多芬反革命俱乐部”的“运动”，来整治他们早想整治而无从下手的眼中钉、肉中刺，借以达到“杀鸡吓猴”，将所有“右派”通通“改造”成驯服奴隶的罪恶目的。县武装部和公安局知道这一阴谋，但不参与，也不反对，所以才告诫我：“不要把我们的话对任何人说，也不能告诉农场党委和其它领导”。而要把这个假案办得像真的一样，当然要让我照样挨斗。所以，被斗的我和往死处斗我的人们，都上了余鹏辉、张致泽等人的当，成了这一阴谋的受害者。除此而外，我还成了被人认为“真相最清楚”一说的“替罪羊”。其用心之狠毒，实在令人毛骨悚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