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来说，社会学家亦会研究社会的价值观，但却是将价值观视为社会事实而非价值本身，其调查报告是要去描述与解释此社会事实。而读者需要知道的只是报告的内容，故若有可靠的转述，读者甚至不必亲身阅读报告。与此不同，文学家运用小说来表达他对社会价值观的感受或反思，乃是如其所如地看待价值。而读者若只通过别人的转述来知悉小说的内容则可以说是毫无意义，因为小说向读者发出的邀请是：你必须自己阅读并与其中流露出的价值产生共鸣。
明乎人文学科的性质，我们就知道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正在于培养人们对丰富多样的意义和价值具备敏锐的触觉。这样，我们在思考人生问题时才会明白跟社会流行的想法合模只是其中一个选项；生命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可能，等待我们勇敢地去进行探索。同样，我们在面对社会问题时才会懂得不应凡事依循CBA（cost-benefit analysis）；社会除了追求经济效益外，亦应讲求历史、文艺与伦理等的意义和价值。
另外从教育的角度看，人文教育其实还可以担当部分价值教育、创意教育以至公民教育的角色。
首先，人文教育能如实地看待价值，引领学生对价值产生共鸣，不正是不沦为说教、灌输（indoctrination）的最有效的价值教育。而学生若对意义和价值的多样性无知无觉，又岂有真正的创意可言。最后，如果公民教育的目的不是提供公共事务的资讯而是育成有素质的公民，则人文教育肯定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成分。由此可知，放任人文学术萎缩，社会是要付上沉重的代价。
05
在"科学普及"之外主张"人文普及"
量化管理不适合人文学科
二十世纪努力复兴中华人文精神的唐君毅先生曾指出，现代人文学科的失势，只是学术受到时代环境左右所表现出的显晦有时而已，不等于它已失去重要性，这是十分精确的论断。试想若时代环境改变，显学是可以转为隐学或晦学，反之亦然。
比方说，人类若不幸地应验了一些科幻小说的预言，经历一场科技浩劫，则百劫尚有馀生的话，要反思历史的教训、探索重建的方向以及安慰创伤的心灵，都决非科技能胜任而是人文学科的用武之地。当然，任何人都不会因为想复兴人文学术而期待浩劫来临，但人文学者的工作正是要纠正今时错误的观念、申明人文学科的意义及倡导其研究与教育，例如在"科普"（科学普及）之外主张"人普"（人文普及）。
但要提振人文学术，除了人文学者的努力外，体制的配合亦不可忽略。很可惜的是，现今的教育机关与大学高层的管理思维却对人文学科带来极大的伤害。不是说他们有意为之，只是他们那惯于量化评比的观念并不适切于人文学科的本性。
由于大学的规模已变得十分庞大，学科繁多，一切量化确实会有利于管理（尤其是外行管理内行）。再加上数量（研究经费与论文出版）等同质量，即越多越好，正是当时得令的理工科的发展逻辑，于是套用来管理人文学科，似乎顺理成章。结果，人文学者亦被要求去申请科研经费、每年要出版文章多少，不达标者则受惩罚晋升无望。或者有些人文学者真的需要经费出外跑档案馆做田野考查，或者有些真的才思敏捷下笔如飞著作甚丰，但大部分人文学者做研究其实不用分文，只是阅读、思考与写作，且优秀的著述更是必须要时间来酝酿发酵。
不过，这些人文学者曾据理力争的抗议理由，在管理者眼中，不是偷懒，就是无法接受既定事实配合发展的借口。为了堵住借口，管理者甚至变本加厉，以利相诱，提出人文学者可以用研究经费来减免教学负担（teaching relief）专心写作，但试问人人都减少教学多做研究，既有违教学相长之理，且长此下去对人文教育的水平会造成多大的损害。
对此，我曾忽发奇想，如果有天来了个满怀人文关怀的大学校长（现在大学校长几乎不可能是人文学者），能力抗浊流，为人文学术开辟一片新天绿圃，让人文学者自己来负责设计一套适切于其学科性质的评鉴制度，给那片天地灌溉施肥，则十年树木，它必定能带给大学一份意想不到的回报与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