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12日，位于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校园内，学生正在参加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Robert G. Natelson撰文／信宇编译
自上月初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Hamas）对邻国以色列发动恐怖主义袭击以来，令人惊讶的是，在美国校园内出现了大规模支持巴勒斯坦的力量，让人不得不担心，在被誉为象牙塔的大学校园里，广大学子们受到了多么严重的思想毒害。
在本系列文章中，我将详细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正遭受着有毒文化病毒的侵袭，并且尝试提出应对之道。
我为何关注大学问题？
读者也许会感到困惑，我为什么要不惜笔墨，对美国大学校园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
我与大学校园有着不解之缘。我曾在各种校园环境中学习和工作。我在一所私立大学获得学士学位。我本有机会入读更有声望的公立大学，但果断拒绝了，选择在一所半私立半公立的大型大学就读法学院，后来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正确选择，稍后会解释这个决定的实际意义。此外，我还曾在一所州立大学学习希腊罗马古典文学。
大学毕业后，我从事法律领域工作，期间曾在一所社区学院担任兼职教授，后来又在一所大型州立大学和一所大型私立大学担任兼职教授。
在学习了基本的教学技巧课程后，我曾短暂地担任过社区学院的项目经理，并最终全职重返学术界。我先后获得终身教职和终身教授职位，并在接下来的25年中一直担任终身教授。我最初在一所小型私立大学任教，后来在一所中等规模的州立大学任教。我还担任过一所大型州立大学的客座教授和一所大型外国大学的研究员。
我可以将学术界与其它行业进行比较，这一点是大多数教授无法做到的，因为我亦曾在私营中小企业工作过，目前还经营着一家咨询公司。
大学从来没有“学术自由”可言
作为象牙塔的大学一直被誉为诚实研究、不受约束地探索和表达竞争思想的天堂，事实上这只是人们的美好幻想而已。这个幻想在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1945—1990）广为流传，目的是保护同情共产主义事业的众多学者。当时的想法是，极权主义的鼓吹者和其它传统价值观的批评者必须得到宽容和接受，因为“学术自由”是大学的核心价值所在。
我对这种理想有几分同情，然而事实是，大学更多时候是主流观念的堡垒，也是对任何不认同主流正统观念的人不宽容的根源。
目前形式的大学是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欧洲发展起来的。它们是在宗教教派的支持下，与地方政治当局合作建立和运营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被要求遵守预先设定的宗教和政治规范。不信奉者被排斥或赶走。
事实上，一些被排斥或赶走的人也是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伽利莱（Galileo Galilei,1564—1642）在比萨大学（University of Pisa）不受欢迎，不得不搬到帕多瓦大学（University of Padua）。英国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不得不获得王室豁免，以避免被迫加入英格兰教会。法国籍物理学家玛丽‧居里（Marie Curie,1867—1934）在她的祖国波兰亦被禁止接受任何学术任命。
去年11月，我在总部位于英国伯明翰市的《美国法律英国研究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American Legal Studies）发表了一篇题为“限制移民的权力与宪法定义和惩罚条款的原意”（The Power to Restrict Immigration and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Constitution’s Define and Punish Clause）的研究文章，系统地了解了历史上那些开创现代国际法领域的知识巨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与自己的大学或其它政治机构发生了矛盾，不得不逃亡到更合适的地方寻找生计。
即使在相对宽容的英国，正统（orthodoxy）精神也一直困扰着大学。在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于1836年获得特许之前，除非你是圣公会教徒，而且是男性，否则你就不能在该大学接受教育。
当然，长老会（presbyterians）教徒可以前往苏格兰接受高等教育，然而苏格兰的学校亦有自己的正统观念。例如，在圣安德鲁斯学院（College of St. Andrews，现为圣安德鲁斯大学），每一位入学的学生都必须签署一份宣誓书，表明自己信奉长老会，并承诺继续信奉长老会。
因此，天主教徒、犹太人和女性在英国根本没有大学可以选择。
此外，由于英国大学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它们往往是国家特权的坚定支持者，与个人自由背道而驰。这一点现在可能听起来很熟悉。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英国内战期间，国王查理一世（King Charles I）将牛津作为战时首都。
受其影响，早期的美国大学也以特定的正统思想为基础，所有人都必须遵守这些正统思想。
现代正统思想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的只是正统派的性质。学生和教职员工如果有幸能被“大学社区”接纳，一旦公开反对正统信条，就会遭遇重重困难。去年2月，我曾在英文《大纪元时报》发表题为“最高法院应认识到‘多元化’计划只关乎左派政治而非教育”（Supreme Court Should Recognize‘Diversity’ Programs Are About Leftist Politics, Not Education）的文章，文中详细介绍了高校对其教师和管理人员强制推行正统观念的一些方式。持不同政见者通常不会被录用，在获得终身教职之前就会被解雇，或者在获得终身教职后被“揭发”，会受到其它不同方式的惩罚。
显而易见，这些人往往是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在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所在的大学系统有一个显著的记录，那就是学校以各种理由将持不同意见的学者赶走，而这些学者却在其它地方声名鹊起。
而幸存下来的持不同意见者被迫浪费宝贵的时间，接受“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等概念的灌输。他们听到自己的思想和他们国家的建国原则被肆意嘲弄。他们往往被避之唯恐不及，他们的资金被用来支持左派事业，他们无助地看着自己厌恶的意识形态得到官方体制的特别青睐。
我们不能纵容这些行为。当我还是一名法学教授时，我曾勇敢地支持财政上保守的事业，尽管不可避免地付出了巨大的个人和职业代价。然而在更大舞台的社会问题上，我却没有勇气挑战正统统治。例如，我从未公开指出给予同性“婚姻”法律特权是一个愚蠢的决定。
这种谨小慎微的处事原则帮助我适应了这个社会。退休后，我亲眼目睹了在我所在的大学里，一位计算机科学教授因为表达了保守的摩门教（Mormon）婚姻和性观点，而受到学校的不公待遇。虽然他的大部分观点在几十年前都是习以为常的，然而他现在却不得不为这番言论而辞职。
令形势雪上加霜的是，联邦政府的强力干预加剧了左派的政治和文化偏见。联邦政府为左派青睐的研究项目提供巨额拨款，这些研究项目包括环保主义、气候变化、种族和“多样性”等。而那些从事不那么受左派青睐的项目的人通常只能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独力进行。
自然而然，大学管理者就会青睐那些赢得联邦拨款的教师。我的上一任院长告诉我，如果我想继续建国时期的历史研究，选题最好从“环境”角度出发。这样，我就能有很大机会获得联邦拨款。
当然，我果断拒绝了。然而很多学者都会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而选择放弃原则。我猜他们可能会把开国元勋描绘成现代环保主义者，或者更有可能是环保强奸犯。
下一篇系列文章将探讨：大学模式造成不良后果。
作者简介：
罗伯特·纳特森（Robert G. Natelson）是位于丹佛的科罗拉多独立研究所（Colorado’s Independence Institute）宪法法理学高级研究员，知名宪法历史学家，曾任宪法学教授。他著有《原始宪法：宪法的实际内容和含义》（The Original Constitution: What It Actually Said and Meant，第3版，2015）一书。他还是总部位于首都华盛顿的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组织编写的《美国宪法传统指南》（Heritage Guide to the Constitution,2014）的撰稿人之一。
原文：What’s Wrong With the Universities, and How to Fix It: Part1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