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政局渐趋稳定，经济进入黄金时期，财政经费相对充裕，物价便宜。作为知识拥有者和传播者的知识阶层，像大学教授、社会作家，其物质和精神生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
1917年9月，胡适初到北大任教，月薪260元。一个月后，月薪调到280元。他写信报告母亲说：“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
胡适这样满心欢喜地告诉母亲自己的收入，除了让母亲骄傲之外，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年的280元，具有相当强盛的购买力。
当时的北京生活便宜，拿租房来说，租一所四合院的房子，二十余间房屋，租金每月不过二三十元，平均每间房每月的租金约为大洋一元。
一个教授家庭，只需每月拿出薪资的一百元来，便是很好的生活，可以租一座四合院的房子，雇用一个厨子，一个仆人，一个人力车夫；加上全家每日的饭菜钱不超过一元，便可吃得很好。合起来一算，月开支一百元足够用了。
有些教授有投资意识，会用积攒下来的薪资，花几千元购置一处房产，供自己居住。投资意识更强的教授，会购置几处房产，用来出租。
1919年，在北京工作的鲁迅经过多日奔走，在二环内八道湾看中了出售的罗氏宅院，决定购买。这是一座三进的四合院，占地约1300多平米，有正房20多间，另带一些厢房。加上中介费，共花了3675块银元。
鲁迅在八道湾只住了四年，便因与弟弟周作人兄弟阋墙，同太太朱安一道搬出了八道湾，另觅新居，在阜成门西三条胡同买下一座小四合院，400平米，有正房六间，厢房两间，花费800元。大约是三个月的工资。
鲁迅的收入，除薪资外，还有稿酬。买房对他来说，并不困难。
当年有个畅销作家张恨水，他下笔快，产量高，创作的章回体小说不胫而走，大受欢迎，连鲁迅的母亲都喜欢看他的小说。他与世界书局签约的文稿每千字8元，他只用了一部小说的稿酬4000元，就买下了北京一座宅院，比鲁迅在八道湾买的房子还大。
张恨水很喜欢北京的四合院，认为完全能与上海的花园洋房媲美。
洋房带花园，固然是令人羡慕的新式住房，但北平的大宅门，哪家不是七八上下十个院子？哪个院子不是花木扶疏？
那时候的名教授名作家收入颇丰，买房生活全无问题。一般的大学毕业生状况也都可以。
谭其骧是燕京大学的硕士生，1932年从燕大毕业，在北平图书馆当了三年的馆员，每月薪水60元。他同时又在辅仁北大燕京等大学兼任讲师领课时费，每课时5元，一周上两课时，每月能挣40元，3课时就是60元。谭其骧在北平图书馆干了三年，他嫌当馆员要按时上下班不自由，索性辞职不干了，宁肯当讲师专挣课时费。但也不愿上课太多搞得太累。钱不够花了，就写点文章挣稿费，每千字5元，与上一堂课同价。
这样的收入显然不算低，只要每周上6课时，月薪就能达到120元。1919年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月薪也才120元。所以谭其骧觉得当图书馆馆员工资低，而且还不自由。谭其骧显然不知道，毛泽东在李大钊手下当馆员时，月工资才8元，比谭其骧的月薪60元，少得不是一点点！
毛泽东曾经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起过他在北大图书馆的这段经历，他说：“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
两人都是图书管理员，工资差距悬殊，原因在于，谭其骧是燕京大学的硕士，毛泽东是湖南师范毕业的中师生。当时文凭高是很吃香的，所以20世纪初的学生，都要争着读大学，有条件的，都想出国留学。
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收费相比而言是比较低廉的。根据江勇振撰写的《璞玉成璧》里引用的数据，1920年代末期到中日战争爆发以前，江浙地区中学一年的学杂费、膳宿费在52到130个银元之间。而1917、1918年间，北大本科一年的学费是30元、住宿费15元、膳食费24元，总共是69元。
其中，住宿费在1922年调涨到25元，但学费仍然是一年30元。即使再加上膳食费方面的调涨，以及后来所征收的体育费1元，读北大本科一年的费用，还远不到100元，比有些中学收费还低。
大学收费之所以如此低廉，是源于有政府的大幅补贴。1916学年度北大获政府拨款45万元，该年度学生总数为1503名，平均每生约300元。这就是说，北京政府补贴在每个北大学生身上的款项，是学生个人一年付出费用的四倍以上。
当时的大学生是天之骄子，从事大学教学的教授和研究人员，更是国宝级的人物。其收入之丰厚，非一般人能够想象。清华、北大等国立大学的部聘教授（由教育部下聘书），高的月薪五百元，一般都在四百来元。由学校发给聘书的教授，月薪也在二三百元之间。台湾学者李东华1922年至1929年在北京大学执教七年，他在谈到自己的待遇时说：“北大教授待遇最高薪每月大洋280元，也有每月260元或240元者。讲师待遇按每小时5元计算。助教薪水大约每月五六十元至一百多元之间。我一进学校就拿的是最高薪。”
民国政府成立之时，就在宏观层面上对大学教师的薪水作出明确规定，随后则不断加以细化、完善。1917年颁布的《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定》，将教授分为六级，最高达400元。1927年颁布修正后的《大学教员薪俸表》，将教授分为三级，教师的薪水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如一级教授为500元。
这样的收入，足以保证高知们在无忧无虑地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之外，还能享受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最典型的方式就是下馆子、看电影、逛公园、打桥牌、逛书肆、游名胜、听戏曲、吟诗唱和以及进行学术讨论等。
其中请客吃饭，蔚然成风，又不止于文化群体，就连达官贵人也乐此不疲。
当时，各式饭馆林立，汇聚天下美食。像东兴楼、福全馆、玉华台、会贤堂、六国饭店、长安饭店、丰泽园都是有点名气的饭馆，大都各有自己的当家菜。对于普通市民而言，当然无缘光顾，但却是文化人经常涉足的地方。谭其骧回忆自己当年在北平吃馆子的情形时说：“长安八大春，前门外煤市街山西馆，西四同和居、沙窝居，东安市场森隆、润明楼、东来顺等，都是我们这等人常光顾的地方。通常鱼翅席12元一桌，若酒喝得较多，加小费吃下来将近20元。鱼唇席10元一桌，海参席8元一桌。”
周作人、俞平伯、胡适、顾颉刚、钱玄同、金岳霖、杨振声、沈从文、梁实秋、吴宓、老舍、张恨水、朱自清等一批文人，都是当年在北平经常下饭馆的食客。
周作人作为京派文学早期的核心人物，其身边聚集了一批文化人，他们重要的活动方式就是在饭馆聚餐。丰泽园、广和饭店、临湖轩、美菜馆、东兴楼都是当年文化人经常聚餐的地点。
除了下饭馆，文化人的业余文化生活也是多姿多彩，充满了诗情画意。其中听戏就是一种十分高雅的文娱活动，许多文化人对中国传统戏曲情有独钟。北京剧种丰富、名角众多，恰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单以京剧而言，便有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筱翠花、杨小楼、马连良、余叔岩等一众名角。加之戏院众多，听戏就成了不少学者喜欢的业余生活，如顾颉刚、吴小如等就是有名的戏迷。他们不但听，还自己组织剧社，亲自登台演出。
风气所及，一些青年学生，也痴迷戏曲。这些人缺乏收入，不能上大剧院观看名角儿演出，就去天桥过瘾。季羡林在清华读书时，因为是穷学生，只能去天桥听戏。
除却听戏、下饭馆之外，逛琉璃厂和书肆也是文化人常去的地方。当时，琉璃厂及周边的新旧书铺，有近上百家。文化人大都嗜书如命，在经常逛琉璃厂和书肆的人群中，不乏鲁迅、胡适、周作人、吴宓、闻一多、刘半农、黎锦熙、杨振声、沈从文等人的身影。影响所及，不少年轻学子也经常光顾此地，乐此不疲。
北京周边风景优美，名胜颇多，逛公园、郊游远足就成了文化人普遍喜欢的休闲方式。颐和园、万寿山、天坛、故宫、香山、卢沟桥、圆明园、陶然亭都是轮番前往的所在。
茶座尤受欢迎。邓云乡描述说：“北海茶座、公园茶座、太庙茶座，以及来今雨轩、上林春、漪澜堂、道宁斋，都是有名的茶座、大茶座，还有多少小的、无名的，但都是文人学者构思、论学、写作、闲谈的最佳场所。那样自由，那样闲散，那样宁静，那样舒畅……”
梁从诫回忆说，那个年代，是母亲林徽因物质条件最为优裕的时期，“母亲活泼好动，和亲戚朋友一道骑毛驴游香山、西山，或到久已冷落的古寺中野餐，都是她最为快乐的时光。”
如今，数十年过去，世道变化，天翻地覆。民国时期北京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状况，已成为过往时代的一个缩影。当年的文化人，早已烟消云散，大浪淘尽。正所谓“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参考资料：《1912—1937：北京知识分子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2023-1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