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思聪出逃记九死一生＊阿波罗新闻网

马思聪和时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的赵沨在“文革”中挨批斗

1940年5月，是马思聪人生的一次转折，他受邀参加了在重庆嘉陵宾馆举办的晚宴。这一年他才28岁，但已经在音乐界崭露头角，成为周恩来重点关注的统战对象。马思聪在晚宴上刚一出现，周恩来便大步流星地走到他面前，用那双充满魅力的大手，和马思聪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抗战胜利，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频繁会见各界要人，其中一次由胡乔木作出安排，将马思聪用专车接到红岩村去，在亲切的气氛中，讨论了音乐的普及和提高的问题。

1947年，马思聪在香港担任中华音乐学院院长时，完成《祖国大合唱》的创作。马思聪采用陕北眉户民歌的基调，铺就开篇的旋律，象征光明从延安而来。

1948年夏天，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亲临马思聪住所拜访，邀请他到美国讲学。司徒大使说：中国要落入共产党之手了，他们只要扭秧歌、打腰鼓，不要贝多芬、莫扎特；美国政府盛情邀请马思聪先生到美国大学任教；五线谱是世界语言，希望在美国听到马先生的琴声。

数日后，马家迎来了另外一位美国人纽顿。纽顿受司徒雷登大使的委托，已为马思聪联系好了在美国任教的大学，聘请他前去担任音乐教授。他专程来访，是请马思聪定下时间，以便替马思聪全家预定飞往美国的机票。

面对情意殷殷的邀请，马思聪选择了留下。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4月，马思聪受邀北上，从香港经烟台抵达北平。7月，马思聪被选为全国音协副主席。这一年他37岁，英气勃勃，踌躇满志。作为特邀代表，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了建国大典。音乐家的才气加上满腔的激情，促使马思聪谱写完成了《欢喜组曲》。

那时候的马思聪确实是欢天喜地的，他成了高层的贵宾。日理万机的周恩来腾出时间专门约见马思聪，请教如何在一片废墟上发展音乐事业。马思聪回答说人才第一，而培养音乐人才，必须要办学校。不久，马思聪随周恩来访问苏联归来，即被政务院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

但后来的一切，开始出现不可逆转的变化。57年反右，他靠自己的小心谨慎躲过一劫。63年，西方音乐被禁止，不能在公开场合演奏，他只能每天与妻子儿女消磨时光。还在大约10年前，他已经领着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薪水，却不能行使院长的职权。他很忧伤的发现，人家让他继续担任院长，不过是用他来撑撑门面。院里的实权，实际早已操在担任副院长的党员干部手里。对此，他毫不计较，淡然处之，只求平安无事。

1966年，文革刚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它会突变为后来那样的疯狂。马思聪更想象不到，他会因此而远走美国。就如同一位朋友安慰他的：“你从未写过什么文章，也没有说错过话，你用不着担心。”

然而随着运动往前发展，他才知道，这次是真的躲不过了。到了6月初，他被学生贴出大字报，锋芒所指，一夜之间，一向与世无争的他，竟然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义分子”。

6月中旬，文化部系统艺术院校的“黑线人物”500多人，有院校领导、知名教授、画家、音乐家、导演、名演员、作家，都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学院。在这儿，马思聪同所有人一道，在长达50多天的时间里，被迫每天学习有关文件，不停地写交待材料和揭发材料。

到了8月9日上午，一辆贴有“黑帮专用”标语的卡车，把马思聪等10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回学院批斗。刚下卡车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一桶浆糊就倒在了马思聪头上，紧接着一张大字报贴在了他的身上，一顶写有“牛鬼”的纸糊高帽扣在了头上，前胸后背分别挂上一块牌子，前面写的是“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后面写的是“蛇神”。学生们交给马思聪和其他每个人一面铜盘，一根木棍，命令他们边走边敲。

红卫兵押着马思聪等人在学院内游行示众，狂热的学生们高呼口号，叫骂不停，对着马思聪等人拳脚相加，口吐唾沫。钢琴家刘诗昆的手腕就是在这次游行中被扭伤的，这使他后来很长时间都无法弹琴。

这一天，游行示众达数小时之久。游行结束后，马思聪等人被关押在校园后面的一排小房子里。关押马思聪的房子有一面全是玻璃，红卫兵说，马思聪是动物，应该像动物一样被展览。

被关押起来的黑帮，按规定每天早上6点起床，学习、劳动、扫厕所、写检讨、歌唱自认有罪的歌曲：“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我必须由人民监督，因为我是人民的敌人。我必须坦白，如不坦白，将我碎尸万段。”

红卫兵强迫黑帮们一遍又一遍叙述自己的“罪行”；有时，喝令马思聪他们在地上爬；有时，让他们在烈日下低头暴晒；甚至施加暴力，拳打脚踢、用皮带抽打。一次，一个红卫兵拿着一把尖刀，对着马思聪吼叫：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然就拿刀子捅了你。

有天，马思聪在草地上拔草，一个造反派走过来训斥他说：你还配拔草，你姓马，只配吃草。

马思聪的家，也未能幸免，红卫兵把写有打倒马思聪的大标语，贴满门窗和围墙，大门只剩下一米高的洞口，人进出只能像狗一样地钻进钻出。造反派还责令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每天打扫街道，每天写一份揭发马思聪的罪行材料，威胁说：“如不老实，死路一条。”

情势愈来愈紧急，要么坐以待毙，要么出逃寻求一线生机。王慕理和女儿马瑞雪，决定先行离开，在厨师贾俊山的帮助下，与儿子各走一途，仓促离京南下。她们先来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很快，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得到消息追到南京，母女二人只好被迫逃往广州投靠亲友。在广州，一再受到追查的王慕理无处躲藏，十分恐惧，感觉再这样下去一家人性命难保。危急之中产生了到香港暂避的念头，王慕理委托哥哥王友刚帮忙设法，又让女儿马瑞雪潜回北京，动员父亲一同出逃。

11月，马思聪肝病复发，造反派批准他离开牛棚回家居住。进门一看，发现自家的四合院已经搬进了四五户人家，马思聪只得一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偏房里。12月下旬，马瑞雪潜回北京，见到了满头灰发而又神情憔悴的父亲。听了女儿的出逃计划，马思聪毫不犹豫表示了反对。最终，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争执，身处绝境的马思聪终于同意跟随女儿南行。

在厨师贾俊山和针灸医生倪景山的帮助下，马思聪和女儿乔装成工人模样，马思聪还特地戴上了一副外科医生用的纱布口罩。父女二人在西直门外一个临时车站会合，登上了南去的火车。所有北京的东西完全放弃，随身只带了一把提琴。

来到广州，一家四口团聚后，住在郊区丹灶的亲戚家里。当时广州、深圳等地，有一条到香港的“偷渡线”，一些“蛇头”为谋取暴利，在冒险组织偷渡。

很快，马思聪的失踪引起了学院红卫兵的怀疑，向公安局作了报案。发动人员在马思聪的亲友中查找。风声越来越紧，摆在马思聪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继续接受批斗，其结局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样自杀；另一条路是偷渡香港，远离内地的混乱局势。这条路尽管也存在巨大危险，万一被抓住性命难保，但偷渡成功则全家安全。经过一番激烈的权衡，马思聪选择了出走。

1967年1月15日夜，通过中间人，马思聪缴纳了5万港币，带着妻子、儿女，登上了新州渔轮厂的电动拖船“002号”。偷渡的组织者是广州某街道服务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号”拖船的司机何炳权，船是他们偷出来的，乘坐者共5户13人。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大屿山靠岸。众人上岸后，拖船便被丢弃在九龙油麻地水师塘的岸边。在晨光熹微中，蛇头把带上岸的乘客们藏进一个庙堂，吩咐说：“你们在这儿别动，我去打电话！”蛇头走进附近一所学校，给住在九龙旺角道的家人拨了电话。当蛇头回到庙堂，天已大亮，却不见了马思聪一家人。

小心谨慎的马思聪，上岸之后便与蛇头分道扬镳。他不愿让蛇头知道他去九龙，更不愿让蛇头知道他躲在九龙什么地方，他怕走漏风声。马思聪一家上岸后，躲进了岸边一个潮湿阴冷的岩洞。直到蛇头带领乘客们上车远去，马思聪这才从洞里走出来打电话。

谁知拨通了九龙的电话，却无人接听。马思聪只好回到长满青苔的岩洞。出走时两手空空，没带一片饼干、一块面包，身边又没有一张港币。一夜的惊恐交加，一天的饥寒交迫，弄得马思聪一家非常狼狈。后来还是向当地人赊了一块面包，把早饭、中饭、晚饭一起吃了。傍晚时分，总算打通了电话，在浓重的夜色中，汽车来了。马思聪一家上车的时候，都顾不得拍去衣裤上的泥浆。

躲进九龙后，为避免暴露行踪，马思聪一家未曾走出房门一步，就连马瑞雪好奇地掀开窗帘的一角，想看看窗外的景色，都被马思聪制止。尽管如此，危险仍在时刻逼近。如果港警抓住了蛇头，他供出马思聪的大名，那将会把他避难的美梦击得粉碎。而到达九龙的第二天，“002”号拖船的照片已经出现在了香港的报纸上，马思聪意识到必须尽快离开香港。

然而，除了香港、九龙，他能到哪里去呢？

去法国吗？奥别多菲尔教授和毕能蓬教授已多年没有联系，连是否尚在人世都不知道。去英国吗？除了傅聪在伦敦之外，别无熟人。去日本吗？那儿举目无亲。

思来想去，马思聪选择了美国。可要去美国，谈何容易！不用说他手里没有一张出国护照，就连他中央音乐学院的工作证，因为怕途中发生意外暴露身份，也在踏上拖船之前销毁了。

放眼身边，惟一的财富、也是惟一的“证明”，就只有那把跟随他多年的小提琴了。这是出自十六世纪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工匠斯特拉地瓦利之手的稀世珍品。斯特拉地瓦利一生制作了一千一百把小提琴。他制作的小提琴，材质讲究，造型美观，更重要的是，提琴的音色格外醇厚圆润、优美流畅，具有穿透性。经300年流传之后，斯氏小提琴在世界上已经所剩无几。美国小提琴大师梅纽因手中所持的一把斯氏小提琴，据说价值五万美金。马思聪手中的斯氏小提琴，是几十年前一位名叫哈廷伯的七十多岁的俄国小提琴家转让给他的。从此，无论马思聪走到哪里，手中总是拿着这把弥足珍贵的名琴。这次出走，他抛弃了一切，只将这把小提琴带在身边。

抵达九龙的第二天晚上，马思聪托亲友找到了跟马家有点瓜葛的南希小姐。

听说马思聪到了香港，想去美国，南希小姐大吃一惊。当她把消息转告美国驻香港领事时，领事先生也大感惊讶。美国领事担心九龙那个自称是马思聪的先生，会不会是一位“马扁”先生？

美国领事挑选了一位对音乐内行的官员，驱车前往九龙，面晤那位自称马思聪的中国音乐家。

这个人身边没有任何证件，不合身的西装还是刚借来的，但这个中国人睿智的目光足以表明他的教养。他操一口纯正的法语，也能用英语对话，表明他的文化修养非同一般。

领馆官员吐露了对音乐的兴趣。眼前的中国人打开琴匣，拿出那把油漆斑驳的旧琴，演奏了一曲舒伯特的《圣母颂》。琴声缠绵悱恻，温柔动人，一听便知演奏者是位一流的提琴家。

一曲奏毕，高鼻梁、蓝眼珠的美国人，忽然说起一口流利的汉语，以标准的北京口音问道：“马先生，你知道李永刚吗？”

“哦，我认识他。”马思聪说道，“他是我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时的同事，现在他在香港？”

“不，不。他在台北任教。”美国人又问道，“请问，马先生知道纽顿这个人么？”

“知道，当年美国驻广州的新闻处处长。”

仅凭这两句对话，美领馆官员对于马思聪的真实身份，已经确信无疑了。

当晚，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向华盛顿发出密电，报告中国音乐家马思聪要求前往美国的消息。

翌日——也就是马思聪抵达九龙的第三天，他和家人依然闭户幽居。但一场关于他的谈判，正在幕后紧张地进行着……

香港属英国政府管辖。手中没有任何护照的马思聪一家，要想从香港前往美国，必须征得英国当局的许可。美国领事向香港政府提出了引渡马思聪一家的要求，香港方面这才从美国领事口中获知了马思聪在九龙的消息。

按一般惯例，在引渡之前，必须由港方对马思聪一家进行必要的审查、盘问，而且还要全面检查身体，以便判定他们从中国大陆出走时是否带有传染病菌……只有履行了这些查验手续之后，港英当局才能给马思聪一家发放证件。然后再与美国领事具体磋商引渡的条件和途径。

如果按此程序，光是各种审查与体格检查，就要花费一段时间。

美国领事担心夜长梦多，希望从速办理相关手续。但香港管制权在英国人手中，不得不听命于它。

随后事情突然发生变化，不知道是英美磋商走漏了消息，还是美国故意把消息捅给了新闻界，总之，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第三天晚上，香港新闻界便获知了这一爆炸性新闻。

1967年1月19日，香港几十家中英文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位置，以黑体铅字刊登醒目标题《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几乎每一家报纸，都开列了马思聪的头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不少报纸还重新刊登了“002”号拖船的照片，说马思聪于四天前与妻子、女儿、儿子一起乘这艘拖船潜往香港……

事情急转直下。正当马思聪一家阅报后呆着木鸡、忐忑不安时，门外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

两部漂亮的轿车停在门口，进门的是南希小姐和两位来过的美国领事馆官员。双方稍事寒暄，马思聪一家便坐进轿车，直奔温莎大厦。

坐在沙发上的美国驻香港领事一见到马思聪，立即站了起来，伸出棕色汗毛的大手，用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说道：“欢迎，马先生！”领事满面春风，向马思聪宣布：“马先生，马太太，略备一桌薄酒，为你们洗尘压惊。午宴之后，我们一起去飞机场。”

“去飞机场？飞哪里？”马思聪惊讶地问道。

美国领事放慢了讲话的节奏，把他要说的每一个字，清晰准确地传达给了马思聪：“飞往华盛顿！”

马思聪一下子愣住了！几天来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在午宴上，美国领事一边熟练地用象牙筷为马思聪添菜，一边谈笑风生。三杯下肚，他说出了“幕后消息”：自从今天上午香港各报一片哗然之后，他给香港方面挂了电话，询问总督先生是否看过今天的报纸？他直截了当提出：谈判该结束了吧？如果让马思聪继续留在九龙，谁也无法保证他的安全，必须立即离港赴美。至于各种审查、体格检查，可以在美国补办……

当天下午，一架飞机在香港启德机场凌空而起，飞向大洋彼岸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