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在二次大战后盟军占领下的德国科隆，英国军事警察逮捕了一个中年女子。这个女人在几个月中在一些城市秘密散发了一万多份呼吁复兴纳粹运动的传单。这些传单以"德国人，民主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开篇，回顾战争年代德国的"光辉岁月"，说今天在西方强加的民主下只有"饥饿、羞辱和压迫"，最后以"我们的元首还活着，他将带着前所未有的力量重返人民。奋起反抗吧！希特勒万岁！"的口号结束。
来自印度的纳粹朝圣者
英国军事警察对这个纳粹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做了调查，发现她其实并不是德国人。她叫莎维翠·德威（Savitri Devi），是个印度名字，国籍也是印度。他们还发现，这已经是她第三次来到战败的德国和前纳粹分子接头，建立秘密组织和从事宣传活动。他们能抓到她，是因为她在科隆的联系人(原党卫军军官)被捕。
更令人意外的是，这个从印度千里迢迢来到德国复兴纳粹运动的女人，有着地道的西欧人血统。她的父亲是希腊和意大利混血，母亲是英国人，因此她身上流着白人"高贵"的血液。她出生于法国里昂的希腊人社区，原名马克西米亚妮·帕特阿斯(Maximiani Portas，1905-1982)。她本来是法国公民，但上大学时放弃法国国籍成为希腊公民。
三十年代初，出于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厌恶和对印度古代文明的倾慕，德威前往印度生活，在那里取了这个印度名字。第三帝国崛起后，她想去德国用广播宣传为纳粹服务，为旅行的方便和一个印度婆罗门结婚，放弃了希腊国籍，换取大英帝国的印度臣民身份。但由于大战很快就爆发，她前往德国的心愿一直到战后才实现，但使命已经不同了。
英国军事警察把德威转送到杜塞尔多夫的法庭，罪名是传播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的官方名称）意识形态，从事被禁的纳粹活动，违反了军事占领法第7和第8条，最严重可判死刑。德威"大义凛然"，把庭审变为宣传自己理念的讲堂，怒斥西方盟国在他们占领下的德国散布有关第三帝国的历史谎言，妖魔化希特勒，给德国人洗脑，说在他们统治下德国人丧失了民族自信，道德堕落。
审理德威案件的英国军官原来想从她那里诱出一些有关纳粹残余势力的情报，不料听到的却是滔滔不绝的充斥了哲学、神学、美学、历史和其他种种高深学问的一整套宇宙真理观，包罗从古代印度和埃及到近代西方文艺复兴和政治制度的各种知识。她完全不像是一个女政治犯，而像一个给他们上课的大学教授。
德威对律师表示她盼望英国人判自己死刑，那样她就可以实现夙愿，把生命贡献给纳粹运动。她将唱着纳粹党歌"霍斯特·威塞尔"走向刑场，高呼"希特勒万岁"迎接死亡。但让她失望的是，被她的博学和深奥绕得头晕目眩的英国军官们觉得这个身份复杂气度不凡的印欧女人主要是思想问题，于是判了她3年徒刑，实际上又只关了5个月就把她驱逐出境，规定5年内不得进入德国。
然而，被英国军官视为书呆子的那一面正是德威为纳粹事业执着献身的强大的精神和心理基础。不久她去了希腊，用婚前的名字换回曾被自己放弃的希腊护照，1953年又踏上前第三帝国的土地。由于难以找到敢于用行动复兴纳粹运动的同党，她转而从历史朝圣中获得精神和心理满足。她膜拜和希特勒及纳粹党有关的遗迹，从希特勒在奥地利的出生地和希特勒母亲的墓地到他在慕尼黑发动政变的啤酒馆，在那里流连忘返，心潮澎湃。她还暗访那些自称了解被西方歪曲的第三帝国"真实历史"的"见证人"，和这些纳粹余孽相濡以沫。
从反民主到反人类
对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历史缅怀鼓舞德威成为一个活动家，奔走于欧洲和中东，并和美洲书信往来，为复兴纳粹事业、建立第四帝国鞠躬尽瘁。她不但出版了多本著作，而且联系流落在世界各地的老纳粹和崛起的新纳粹。在当代世界极右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历史上，德威赢得了大量倾慕者。她活着是他们的女祭司，死后羽化为他们的女神。
每个社会都有一些阴暗角落，都少不了一些政治极端主义者和反社会的心理疾患者，都能听到和看到一些对于正常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言论和行动，尤其是形形色色独裁者的"粉丝"，他们坚信自己心中的偶像是死后遭人泼了脏水，被歪曲和污蔑得不成人形。德威的行为属于这个人群，但在思想上又绝不仅是走火入魔。
德威一生最值得人们重视的，是对希特勒狂热崇拜背后的一整套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历史观和以此出发对民主、自由、人权和宪政的拒绝。作为一个典型的西方人，德威对这一整套首先在西方系统地发展起来的观念和制度的否定，正从反面说明它们本质上超越了所谓"东方和西方"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被所有蔑视个人生命和个体价值甚至具有反人类倾向的群体所憎恶。
不但如此，德威对这些人类赖以平等生存的原则的厌恶，是和她拒绝以人为本这个人类社会不言而喻的共同立场、把自然和动物在价值观上置于和人同等的地位有关联的。这一点也使得我们不得不注意长期以来在中文语境下被忽视的纳粹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纳粹对自然环境和动物权利的保护在形式甚至法规上确实是今日绿色政治和生物多样性运动的先驱，因此似乎给历史叙述出了难题。其实，第三帝国的生态政治不过是纳粹主义反人类的一个极端表现罢了。
德威极端主义思想的形成和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在时间上同步，但产生过程和具体内容又和人们一般理解的这些概念至少在知识构成和历史背景上不同。它不但有别于欧洲法西斯主流思潮，而且和席卷欧陆、波及英伦的大众法西斯运动也没有关联，可以说处于法西斯主义的边缘地带。但在这个边缘地带形成的那些观念和她鲜明的个性相结合，却给战后法西斯意识形态全球性的继续生存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土壤。
法西斯主义本来就是一个成分复杂的思想体系，而且深受实用主义的政治原则支配。而德威又是这样一个思想体系中的异数，要做到对她的深入了解，即使对于专业的思想史学者来说也非易事—某种意义上也无此必要。但择要而言，有两条比较清楚而相互缠绕的线索。第一是她的身份认同从西方中心地带向边缘的转移，第二是泛雅利安乌托邦理念的形成。
法国-希腊-印度:身份认同和泛雅利安乌托邦
德威虽然出生于法国，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但多元的家庭血缘组合却使得她难以建立法国人的认同，从童年起就深受身份意识的困扰。由于父系主要是希腊人，从小一直生活在里昂的希腊人社区，所以希腊而非法国成了她文化和家族身份中更重要的背景。这种背景又受到移民社会政治气氛的强化，主要是希腊反土耳其的民族主义。从古典时期开始，小亚细亚（也称安纳托里亚，今称土耳其）西部一直是希腊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大量希腊人在那里生活。15世纪时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兴起，把这里作为帝国本土，并向爱琴海和希腊本土扩张，一度吞并希腊。希腊作为民族国家就是通过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建立的，它独立后和土耳其纷争不断，波及海外希腊人社区，德威从小耳濡目染，种下了希腊民族主义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