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威也酷爱自然和动物，她完全拒绝肉食、狩猎、马戏、用动物作为科学实验对象和穿戴动物皮毛制品。她在印度的家中养了几十只猫和很多鸟。但是，她对动物的这种热爱是建立在对人文主义的拒绝基础上的。她有一本《对人的控诉》，就是对人文主义的彻底否定，其中说这个世界上多数人本来就是不应该出生的。在二战后，针对西方国家在前第三帝国推行的非纳粹化政策，德威轻蔑地说你或许可以在政治上推行非纳粹化，"但你不可能把自然'非纳粹化'"，表达的就是由宇宙秩序规定的自然等级不可动摇的信念。
德威和纳粹在世界观和宗教观上的重合导致了他们在社会政治观点上的一致。他们都拒绝自由主义根据契约和公民权利组成民族国家的政治民族主义，认为国家的基础是生物性的种族而非政治性的民族，强调血统、家世、土地等更原始性的因素在决定身份中的作用，这套话语中的民族主义实际是种族民族主义。
他们都拒绝建立在启蒙价值观上的民主和平等。德威说民主是谎言，平等是荒谬。在他们看来，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建立在它们之上的宪政制度是在政治领域里对自然秩序的破坏，因为种族之间和个人之间根本就不可能平等。在20世纪，人人平等至少在道义和法理上被普遍接受，而德威认为在印度仍然留存的种姓制度是对它的抗拒，而纳粹的第三帝国则是在欧洲范围内对它的颠覆。
二战爆发后，德威想去德国用自己擅长的语言才能为纳粹宣传机构服务，为此她和穆克赫基（Asit Krishna Mukherji1898-1977）结婚，取得英国臣民身份，放弃了希腊籍，想通过意大利进入德国。穆克赫基是身世高贵的婆罗门，激进的"印度使命"领导人，这个组织代表了印度高等种姓中的准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在政治上敬佩纳粹对英国的挑战，在文化上感激德国东方学界对印度古典文化和语言的推崇。德威和他早已结识、志同道合。但婚后德威还没有来得及成行，1940年6月意大利对英国宣战，她只得留在印度。
二战期间，德威夫妇密切关注战局，指望德军能经由苏联南部和北非战场打进印度，就像3000多年前的雅利安人远征那样。他们一度把希望寄托在日本身上，认为日本人也是优秀的纯种，对自称太阳神后裔的大和民族产生了种族"移情"。日本军旗上光芒四射的太阳看上去和德威钟情的古埃及Disc也很像。当英美在东南亚与日军交战时，美军在印度东部建立了基地。德威夫妇在他们加尔各答的家中开派对，殷勤接待很多美军军官，在和他们闲聊中套取情报，送给缅甸的亲日抗英民族主义武装，由他们转送日本人。这些美国人恐怕不可能想到一个西欧背景的优雅女士和一个高贵的印度婆罗门竟然会替日本人义务做间谍。
当二战临近结束时，德威不能忍受新闻和街头巷尾对德国将要失败的报道和议论，离开加尔各答跑到了乡下。战争一结束，她立即决定去欧洲，从那里进入德国。她没有能和第三帝国共同斗争，但要为第四帝国的崛起奋斗，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故事。1952年她出版了《熔炉中的真金—战后德国的经历》，把德国战后的物质匮乏和文化危机都归于西方盟国，渲染德国和奥地利人对民主的失望和对希特勒时代的怀念，坚信雅利安人会再度崛起，告诉世人他们之所以恨希特勒是受了西方的欺骗，对他根本不了解。
从50年代到70年代，德威频繁旅行，和纳粹的残余势力建立了密切联系。他们当中有党卫军军官斯科尔兹内，此人是第三帝国的传奇人物，1943年意大利反法西斯政变后，墨索里尼被秘密囚禁在一处难以登临的高山之巅，他率领突击队乘滑翔机从天而降，把墨索里尼解救到柏林。纳粹垮台前后，他授命组织"敖德萨行动"，把一些纳粹精英转移出德国，散布在世界各地，本人受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的庇护。德威前往西班牙看望他。和德威有联系的还有纳粹的空军英雄鲁德尔，盖世太保巴黎的头头巴比，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魔鬼医生门格尔等等，很多名字中国人都不陌生。他们战后都辗转去南美定居。此外，在和以色列的冲突中，北非和中东一些穆斯林国家雇佣了一些前德国军官，利用他们的反犹主义和专业知识。德威和他们也有往来。
德威还在战后的新纳粹和形形色色的极右翼势力中建立了声望。她是"国家社会主义世界大同盟"(一个新纳粹的全球组织)的发起者。在参加这些组织的野营(仿效第三帝国青少年的集体活动)时，她甚至像年轻人一样清晨起来在河里洗冷水澡，因为"只有意志薄弱的民主主义者才睡懒觉"。（左图：1961年德威在英国和新纳粹成员在野营地致纳粹礼）欧洲各国警方对她的名字非常熟悉，她多次遭遇拘留、传讯、驱逐出境和拒绝入境。她还与美国新纳粹党的领导人罗克维尔书信往来，晚年最后的愿望就是前往美国和那里的新纳粹分子和白人种族主义者团聚。为此她1982年先前往英国，但在那里去世，一部分骨灰送到美国，存放于美国纳粹党总部。
希特勒的女阿凡达
德威在她孕育多年的主要著作《闪电和太阳》(1958年出版)中说希特勒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毗湿奴的阿凡达，这本书成为当代新纳粹运动和西方新种族主义者的最爱，还有缩写本问世。
其实，如果真有化身，德威倒称得上是希特勒的女阿凡达。
二次大战和冷战的结局一度给人带来意识形态终结的错觉。但自1990年代以来，形形色色极端主义的观念和运动不断复活和强化，参与者既有上个世纪政治斗争中幸存的遗老，也有全球化时代崛起的新秀。他们挑战人们对二十世纪极端主义政治运动的历史记忆和道德评价，重构被二十世纪的政治实践瓦解的种族、宗教和阶级乌托邦，用各种意识形态话语觊觎政治权力，否认人人平等的民主原则。人类社会和它们的斗争也仍然围绕着那个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老问题：人之为人的一些基本权利和保护这些基本权利的基本制度。对莎维翠·德威的一定了解，不但有助于增强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抵抗力，也有助于深化对现当代历史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
程映虹专栏
波士顿书评 Boston Review of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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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28
程映虹：历史学家，美国德拉瓦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