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大学生德威来到希腊寻根，倾倒于那里浓厚的古典文化氛围和人文风情，增强了她希腊人的认同。恰在此时，她热爱的希腊遭受了一场重大的民族危机。奥斯曼帝国由于在一战中加入德奥集团，战败后瓦解，只剩下小亚细亚的本土，而希腊则企图借机在小亚细亚西部扩张，和新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发生冲突。结果希腊在军事上失败，被迫接受洛桑和约，从小亚细亚撤回几乎全部的希腊人，人口超过本土人口的四分之一，造成了一场巨大的人道灾难。在此以前，土耳其帝国已经对境内的希腊人进行迫害甚至种族屠杀，数十万希腊人丧生。
这个灾难性巨变进一步夯实了德威的希腊人意识，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她对西方主要国家英法的态度从疏离到幻灭。作为希腊的主要盟国，英法虽然竭力瓦解奥斯曼帝国，但没有支持希腊的领土要求，对难民危机袖手旁观，作为战胜国之一的希腊反而成了国际政治的弃儿。英法在希腊危机中的不作为对德威来说绝不仅是外交政策的权变，而是虚伪、背叛和出卖，反映了其本质，这促使她放弃法国国籍，成为希腊公民。
德威自幼对法国就缺乏归属感，对其政治文化也格格不入。还在少女时期，她就公开表现出对启蒙运动思想家、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以及大革命和共和国这些法兰西民族引以为豪的政治文化之标志的不屑，为此甚至受到所在中学的惩戒。这种政治早熟或许和她移民的身份有关。她从法国人转为希腊人，既是国籍认同的变化，一定意义上也是对所谓西方价值观的拒绝。
整个20年代，希腊基本上是德威生活和思想的中心，当时她正在里昂大学学习人文和科学课程，在希腊住了好几年。她的本科论文是关于一个法国浪漫主义诗人，博士论文却是关于数学的简单性。在此期间，她的个人认同从国籍到思想都从西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转向边缘，否定西方近代启蒙人文主义甚至基督教人文主义的传统，要回到古典文化为个人和时代寻求出路。这条路径不走近两百年来主导西方思想的欧陆和北美，而是从地中海的古希腊出发，通过南亚的印度教和种姓制，再绕回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最终指向一个种族主义的泛雅利安的乌托邦世界。
德威说她要在"古希腊、古罗马、古代英国和德国寻找我们种族带来的神祗和仪式，还有6000年前的太阳神崇拜，这些都是今天千百万人仍然赖以生存的命脉；要用今天的婆罗门精英来见证一个令人敬畏的奇迹：种族隔离的可行和少数雅利安人世世代代的成就。"
这段话表现了德威和当时欧洲泛滥的种族主义历史观的一致，这种历史观以印欧语系(即欧亚从不列颠到印度的多数语言共享一个起源)的发现为由虚构出一个优越的雅利安人种。德威的"独创"在于她突出古希腊在这个种族主义世系中的地位，强调印度今日的高等种姓仍然代表了这个种族，此外"6000年前的太阳神"是她对古埃及法老埃赫那吞宗教改革时确立的太阳神崇拜（Disc）的解读(尽管埃赫那吞的年代至今不到6000年)，她认为那是受雅利安人的影响，这又把埃及文明也归到雅利安人种的名下。她为此写了一本《太阳之子—埃及国王埃赫那吞及其哲学》。对雅利安种族神话的这种泛化，和她后来对纳粹种族主义的认同一起，构成了一个泛雅利安的种族乌托邦。
在希腊期间，德威日益被印度吸引。古代印度本来在欧洲种族主义神话中就是3000多年前那个金发白肤的雅利安人东扩、从深肤色的达罗毗荼人手中夺取土地建立雅利安国度的圣域。1870年代德国著名考古学家斯基里曼发现了特洛伊和麦锡尼古城的遗址，证明了荷马史诗的真实性，其中有大量在印度宗教中常见的卍字符，似乎更印证了雅利安人横跨印欧的历史(德国和北欧学术界19世纪发展起来的对印欧语系的热衷和这个背景有关，中国学者季羡林在德国的东方语言学重镇哥廷根大学深造就是得益于此，即使二战也未中断其项目)。德威于是产生了前往印度的愿望，她认为印度最高的种姓婆罗门就是雅利安人种纯粹的后裔，印度的种姓制度就是不同种族之间的自然秩序，于是1932年她前往印度。
在印度期间，德威进一步发展了她的种族主义世界观。她十分担忧地看到以印度教为基础的种姓制度已经被大大削弱了，穆斯林人口的增加使得印度"默罕默德化"，越来越像埃及和伊拉克这些穆斯林化的国家，此外基督教的传播也影响了印度教的地位。为此她写了《对印度人的警告》一书。她参加了印度反英国殖民统治的运动，但加入的不是国大党和甘地的泛印度民族主义的主流运动，而是一个叫"民族志愿者联盟"的组织，以"雅利安使命"自居，由种姓纯粹的印度教徒组成，目的是维持婆罗门精英的政治权力。印度民族主义领导人尼赫鲁称这个组织为"印度的法西斯"。通过参加这个运动，德威实际上又为自己获得了一个雅利安印度民族主义者的身份。（左图：印度教徒盛装打扮的德威）
早在20年代下半期，纳粹运动的种族主义纲领就吸引了德威的注意。1933年纳粹上台后，德威非常振奋，她从希特勒身上看到了在印度日渐遥远的雅利安种族复兴的希望。她认为纳粹主义和印度教是相通的，视希特勒为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毗湿奴的阿凡达（化身，Avatar）。传说中毗湿奴有十个化身，九个已经出现，她认为希特勒就是最后一个，带领雅利安人对抗整个世界的黑暗和堕落。她甚至在纳粹军人身上看到了印度教义：印度教规定武士杀戮不是罪过，是履行种姓责任，但杀戮时必须保持超然，不投入任何情感。德威认为纳粹军人的职业表现正体现了这个种姓美德。
除了雅利安种族主义，德威和纳粹之间还有很多共同点，最根本的是对宗教人文主义和启蒙人文主义这两个西方近代文明的基本观念的否定。人们一般认为启蒙人文主义以人为中心，确立了工具理性，否定了中世纪的以神为中心、以信仰为生活原则。但德威认为，西方宗教把神与人的关系看成是宇宙间唯一的关系，独尊人类，认为自然和动物是神为了人而创造、由人来支配。西方宗教也建立了神的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这和人文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是相通的。
与人文主义对立，德威否定犹太-基督教的一神教义，主张回到被它取代的带有神秘色彩的异教，印度教不过是其中一种。这种异教尊崇自然本身规定的生物性等级制度，神性就体现在这个自然的秩序中，它排斥杂交和变异。在这个异教的宇宙秩序中，人和自然及动物并列，没有特权。但在每个物种的内部，这个宇宙秩序又规定了贵贱和高下。和尼采类似，德威把基督教的兴起视为弱者和奴隶道德的胜利，是对自然秩序规定的强者的压制。
按照启蒙主义线性历史观，一神教取代原始宗教是进步。但否定一神教回归原始异教正是纳粹反启蒙主义的精神文化的核心：纳粹崇拜的就是一个神秘的前基督教世界的日耳曼异教（occult）。纳粹的所有标志，例如卍、骷髅、双闪电、黑太阳光轮等都和这个神秘宗教有关，党卫军还有自己秘密的神庙和祭祀仪式。与此相联系，德威和纳粹都批判理性主义和科学思维，认为它们是对原始性和自然性的僭越。
纳粹高扬自然和动物权利，上台不久就颁布了保护自然环境和严禁虐待动物的法规，体现了上述原始异教的宇宙秩序观。纳粹美学引导德国人贴近自然、欣赏自然的美（纳粹发展高速公路和家用汽车，组织学生和青年远足和野营，也是为德国人创造踏访森林原野的机会），但与此同时仇视一切在他们看来是非自然的生物现象。纳粹认为纯种的动物要比"杂种"和低等级的人种更高贵，维护自然界的美要比给低等级的人群提供生存条件更重要。纳粹宣传中不乏党卫军在战火中呵护动物的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