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去世后遭到的恶评之多，令研究基辛格多年的学者忿忿不平。但我相信，一个人对历史走向影响越大，就越不可能立即“盖棺定论”，而是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有“公论”。这就涉及到了评论家们没有提出的一些问题：假如没有基辛格，中国和世界会发生如此巨变吗？基辛格直接推动的巨变，究竟是令世界更好还是更坏呢？而基辛格个人，又要对其带来的重大历史后果，承担多大的道德责任或褒贬呢？
我想到这些问题，是因为基辛格非本土出身，竟然能对美国和世界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不仅与他不同于本土精英的思维、视野和手腕有关，更与美国社会超越全球的开放性有关。也就是说，基辛格是美国开放社会的产物。从建国开始，美国的成长一直得益于社会的高度开放，美国开国元勋汉弥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就是最突出的例证。问题是，基辛格的外交成就，尤其是他打开中国大门的成就，是否对美国的开放社会，乃至整个西方的开放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甚或是风险呢？我认为这将是历史最终评价基辛格无法回避的问题。
基辛格自己应该最清楚这一点，一些人完全用贪婪和私欲来解释基辛格一直保持与中共的密切关系，是有偏颇的。读基辛格《论中国》，我认为他可能比绝大多数人更早、也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经济崛起将带来东西方两种文明秩序观的文化冲突和全球战略冲突。作为一个有机会推动历史演进的知识人，他是否因看到了这种冲突的巨大危险而放弃历史给自己的机会？基辛格显然不这么想，这其实也符合中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理念。基辛格认为，早在六十年代，美国就有机会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虽然很难证明事实是否如此，但基辛格的这个观点反应了他对历史的积极态度。没有这种态度，他不可能抓住历史的机会，但问题是，抓住了历史的机会，并不意味着能持续把握住历史的进程。
事实上，美中从和解走上合作的进程之快，远远超出了基辛格和所有当事人的想象。为什么会如此，有相当多的运气因素，但也有过去被忽略的深层因素。在我看来，一个被许多西方学者忽视的因素，就是非大陆的华人社会，包括香港、台湾、以及海外华侨社会，（如新加坡）在催化中国对外开放中的巨大作用，一直被严重低估了。邓小平较早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基辛格对华人问题的分析则相当欠缺。从《论中国》一书不难看到，基辛格一方面反对以欧洲为参照系来理解中国的全球战略，自己却很难摆脱这个框架的束缚。
这个问题与当前美中冲突乃至世界秩序危机的关联何在呢？简而言之，来自非大陆的华人之所以能极大地催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基本原因在于他们大多来自“开放社会”，他们的文化身份与政治身份的组合，大大缓解了民主国家的开放社会与中国专制社会之间的不信任与制度摩擦，尤其是在合作的商业利润如此诱人的时候。
中外经济借助海外华人而深度融合，开通了开放社会对中国专制社会的交流渠道。中国人的留学、移民和旅游的规模，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在很多人越来越为此而对未来更乐观的同时，基辛格看到了中共领导人的焦虑也在不断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