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插一下毛泽东对北大“六一八事件”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根本不同：刘认为是反革命事件，毛认为是革命事件。王力回忆说：“北大六一八简报是刘少奇批的，康生、陈伯达都画了圈。简报说对‘反革命事件’要镇压，少奇同志批了要全国仿行。……六一八事件经过，大体是：六月十八日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北大工作组正在开会，群众离开工作组，揪斗了四十多名校领导人和教授，有些粗暴行动。工作组制止了他们，指出避开工作组乱斗的作法，有害于革命，已经被坏人利用。工作组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毛主席只知道北大工作组把群众说成反革命不对，毛主席认为是革命事件。……他当时还不知道有少奇同志批语。直到七月下旬，毛主席回北京，十一中全会开会以前，康生发现全国都发生工作组与群众的冲突，他认为来源于少奇同志批语。可是他查了档案，看到简报上也有自己的大名，自己也划了圈。他在文革小组里说：‘到处发生这个问题，和中央批语有关。我把批件揣在口袋里，几次想告诉毛主席，到现在没有拿出来。’张春桥一听，马上把文件要过来，并马上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大怒，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因此才有了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毛主席当时不但骂刘少奇，还骂了康生。因为张春桥告了康生的状，说康生把简报揣在怀里很久没有拿出来。毛主席说，要康生这种人什么用处？……”王力对这件事发表议论说：“总之，六一八事件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毛主席的大字报和换接班人的决心来源于此。其他学校发生的类似事件并不重要。”（参见《王力反思录》第607—609页）——王力对“六一八事件”的叙述非常重要，但他的议论并不完全正确，这点只要看看毛泽东对清华工作组“反蒯”斗争的看法和处理就清楚了。
7月19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要撤销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人反对。会后，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600页）
7月24、25日两天，毛泽东连续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各中央局书记谈话，说：“不要搞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工作组“阻碍群众运动”。“我们提出撤销工作组，代表广大群众的意见”。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22—1424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601—603页）不消说，清华工作组也在“撤销”之列。
7月29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万人参加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宣布撤销所有的工作组。据参加这次大会的陈小鲁后来回忆说：“那天，毛主席本来没有出席大会。在刘少奇讲话中间，毛主席突然从后台走出来了。他走过刘少奇身边时，刘转身想跟他打招呼，毛主席根本没理他，可以说看都没有看刘一眼，就过去了。”（陈小鲁《陈毅之子痛说“革命家史”》）蒯大富也被通知（这是最高指示！）参加这次大会。——从“反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蒯大富参加这个会，兴奋无比，欢呼雀跃，回清华后，就神速地贴出大字报，宣布：“我见到了毛主席！”——这在清华是一个惊天动地的霹雳消息。
在毛泽东和清华文革问题上，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是毛泽东委托周恩来过问清华文革。这是毛泽东非常高超、无与伦比的一招！其作用重大，寓意深刻。
毛泽东为什么委托周恩来过问清华文革？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日理万机，是全国最忙的人。毛泽东之所以委托周恩来过问清华文革，一定是他发现了清华文革的问题——大问题，亦即刘少奇的大问题。委托其他任何人都压不住阵脚。而周恩来也是最忠于毛泽东的人之一。清华文革的亲历者、当时动农系六年级学生杨继绳，在1966年7月30日参加周恩来召集的座谈会时，问周：“对毛主席的话要不要一分为二？”周立即回答：“那可不能一分为二！他的讲话已经经过一分为二提炼的。”（5—6页）周恩来还说过：“衡量真理的标准，就是毛泽东思想。”（周总理1966年10月3日接见参加国庆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这两句话清楚明白地表明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态度。正如清华文革的亲历者、当时的学生孙怒涛所说：“周恩来是个紧跟毛泽东，按党性原则办事的大人物。”（507页）
因此，在清华文革问题上能代表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非周恩来莫属。
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他如果不得到林彪（军队）和周恩来的支持，是不会也不可能采取切实地打倒刘少奇的措施的。1964年底和1965年初，毛泽东一方面尖锐批评刘少奇，一方面高度称赞周恩来，他为1941年写的批判“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的批语之“三”即“此件送谢富治、李井泉、陶铸三同志一阅，请提意见，以便修改”的批语中说：“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总理的名字“应该删掉”（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56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1996年版第49—50页），有理由认为这是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行动中的一个带有决定意义的战略部署。周恩来是政府系统的领头人——最有威信的领头人。周恩来所代表的是一个重要方面军。对此，毛泽东了然于胸。他委托周恩来过问清华文革，也就把周恩来推到了刘少奇的直接对立面。通过历史经验和现实观察，毛泽东相信周恩来一定会站在他这一边。
周恩来接受毛泽东委托过问清华文革，他在“日理万机”中把这件事情作为最最重要的任务，即首位的任务，进行了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
7月30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两个座谈会，一个“临时筹委会”（工作组临撤走前扶植的一个组织，其所执行的是“一条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头头（3小时），一个是批评工作组的学生（3小时），了解清华文革的情况。
8月1日，周恩来两次接见蒯大富（一次凌晨，有说这次刘泉、刘才堂参加了；一次在晚上）谈话长达6小时。一开始，周就说：“主席和中央派我来，想听听你对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你从现在开始给我讲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情，我向你保证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
蒯大富也向周恩来保证：“总理，我向毛主席和中央保证，我下面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的真实的想法，亲眼看到，亲耳听到。”
周第一次见蒯大富过程中，贺鹏飞两次进来要求听听，但都被周拒绝了。
第一次和蒯大富谈话时，周恩来只带了他的秘书孙岳，第二次却叫上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第二次谈话，周也让蒯带了三个人。因为蒯曾失去自由18天，这18天的情况可由他们补充。
谈话最后，蒯大富说：“总理，我讲完了，我向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都是真实的想法。”
周恩来说：“我马上向主席和中央汇报，谢谢你了。我今晚还有个会，没空陪你吃饭了，我请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同志做了点夜宵，马上送来，再见。”
清华文革的亲历者、当时机械系四年级学生胡鹏池，在叙述完周恩来两次和蒯大富的谈话后，无限感慨地说：“一个八亿人口的现职总理，竟然在24小时内花了整整6个小时听一个大学生的独白，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279—280页）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从8月1日到3日，周恩来连续几天紧张地找王光美、叶林谈话，找工作组成员、找学生谈话，还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其内容无疑都是谈清华文革的问题。当周恩来摸清了清华文革的情况，向毛汇报并得到指示后，于8月4日晚带着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100多名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到清华大学开文革现场会，亲自宣布为蒯大富平反。（281—285页）
我们看到，把蒯大富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是最高层领导（刘少奇），为蒯大富平反也是最高层领导（毛泽东）！也正因为毛泽东通过周恩来掌握了清华文革的情况，特别是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蒯大富这个典型——被贯彻执行刘少奇文革反右路线的王光美工作组打击迫害的典型，即蒯大富是与以王光美、刘少奇直接进行斗争的标志性人物，以及他了解和掌握的其他单位（如北大）的文革情况，还有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与毛泽东也有龃龉：8月1日，刘少奇对派工作组解释说：“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毛泽东即刻插话说：“怎么会中断呢？”8月2日，刘少奇说到派工作组问题的责任：“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又说：“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刘少奇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26—1427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606页）毛泽东认为，时机到了，成熟了，下定立即打倒刘少奇的决心并付诸行动。于是，8月5日毛泽东对刘少奇进行“收网”，即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毛泽东在这张大字报中写道：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岂不是发人深省的吗？
不难看出，这张大字报是毛泽东按照他文化大革命的观点对刘少奇1962年以来，特别是文革中思想和行为的画像，是对刘少奇的政治死刑判决书。
8月6日，接回在大连休养的林彪，毛泽东亲到林彪住处探望，嘱其接班。8月7日，毛泽东这张大字报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印发。正是根据毛泽东这张大字报，改变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原来的议题和议程，增加了改选中央领导机构的议题和议程。通过“全会选举”，刘少奇从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也就是被拉下马，而林彪则从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成为新的接班人。
这张大字报已指出，刘少奇“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云云，到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又把刘少奇在文革中派工作组的方针和政策进一步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就是提出和推行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子。
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使用的指导文革的基本概念之一。它完全是一个伪命题。刘少奇指导文革的方针和政策，其实就是毛泽东在十年前（即1957年5、6月开始）所提出和执行的“反右派”的一套。1957年毛泽东把“反右派”称作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亦即“反右派”的方针政策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什么在1966年文革中刘少奇执行这一套就成了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此一时，彼一时”也。毛泽东“与时俱进”，他的政治需要变了，斗争的主要对象转移了，十年前他反的主要是党外的“敌人”；十年后，他发动文革，反的不仅是党外更主要地是党内的“敌人”——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不明就里（用当时许多领导干部流行的话说，就是“不理解”），沿袭陈规，非但得不到毛的认可，反招毛泽东更加不满。十年前，反对党委，甚至反对某个支部和党员，中央高层都一致认为是反党，声称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十年后，毛泽东明确宣布，反对某个党委（包括省市委）并不就是反党，他甚至号召“向中央进攻”。“踢开党委闹革命”，没有考证出何人、何时提出，但作为文革初期造反运动中的口号，那是神州大地叫得最响，也是最符合当时毛泽东思想实际的口号！
谈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居然有人说，所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是一条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路线。它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符合国情民情，行之有效。”（参见《刘少奇和新中国》，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页）如果说，建国后，刘少奇和毛泽东的治国理念有别，用路线的话语说，刘少奇的路线也许比毛泽东的路线有更多正确的地方，但就文革的路线来说，就很难做这样的区分了。三十多年前“拨乱反正”，为了平反冤假错案，为冤屈者恢复名誉，这样说——刘少奇的文革路线“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符合国情民情”，也许还情有可原。那时，文献资料鲜少公布，人们的认知也很有限。到了21世纪，随着史料的大量公布和挖掘，特别是人们对历史的研究越来越趋于理性，还置基本史实于不顾，再做这样的粉饰，实在令人遗憾！
在文革中，毛泽东让刘少奇“相机处理”，实际上，这是一个“圈套”。面对全国各地高等院校和中等学校风起云涌的文化大革命，刘少奇按照中国共产党传统的工作方式大派工作组，大抓“右派”，恰好陷入了毛泽东为他所设计的“圈套”，走进了死胡同。我们设想刘少奇不派工作组又怎样？难道毛泽东不会说他“放弃党的领导”——对党的领导人来说，这也是非常严重的致命的罪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给刘少奇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大帽子不就是一个更清楚、明白的证明？！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少奇就“靠边站”了——不仅仅是“靠边站”，他虽然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但都是名义上的了，他除了不停地检讨和接受批判、斗争，一直到1969年悲惨地死去，再没有做党和国家的任何实质性的工作，他作为常委没分工管什么工作，这点和邓小平不同，他连会见外宾的礼节性工作都被停止了。其实，1966年8月5日，即毛泽东写《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当天，也就是八届十一中还在进行的时候，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后，与刘少奇通电话：“建议刘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48页）这就是说，刘少奇被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完全打倒了！这就是一个被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奉为第二号开国元勋的命运！
刘少奇作为依照宪法经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国家主席，被毛泽东仅仅200个字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就打倒了，这是文革中违背宪法破坏法制最严重最恶劣的案例。刘少奇是文革中被整，以致被整死的级别最高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并株连妻子、儿女，以及不计其数的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无疑是文革中天大的冤案。这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刻骨铭心的，也是需要大家来共同反省和反思的。刘少奇这样一位开国元勋，遭此残酷迫害，太值得人们同情了，——为刘少奇平反，天公地道，天经地义！但是，如果因为刘少奇在文革中受迫害，就否认或掩饰他在文革初期（我指的初期，是从1966年5月文革开始到1966年7月底）所实行的方针和政策的错误，也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刘少奇在文革中是最大的受害者，也是不小的加害者——并且首先是加害者。对由于刘少奇的错误造成的冤案涉案者也应该同情和平反，否则，同样不公道——对此，不论在社会上，还是在文革史研究中，仿佛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蒯大富反复说：“刘少奇把我打成反革命，毛泽东把我解放了；她（指王光美）不向我做检讨，我为什么要向她做检讨？”这是他刻骨铭心的文革情结。文革后，王光美利用权力把本想在首都落户发展的蒯大富赶出北京，其襟怀和风格实不足道。
清华是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与刘少奇的文革路线一个极为重要的交汇冲突点，再没有任何一个单位和地方可以淸楚体现出这两条路线的具体分野和冲突了。
从刘少奇在清华的所作所为来看，他的文革路线根本就是他“四清”思路的重复。他一点没有从1964年底至1965年初，搞《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对他的严厉批评、甚至声言很容易地就可以把他“打倒”中省悟出什么，这是很令人奇怪的；相反，他在文革中放肆地沿用在“四清”中以及中国共产党1957年“反右派”的方法，矛头向下，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大抓“右派”和“反革命”。毋庸置疑，按照刘少奇的路线去搞文革，对国家和民族同样是一场灾难和浩劫。对此，刘少奇指导清华文革的情况已经清楚地表明了。
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和刘少奇的文革路线，有一点极为相似，就是他们二人都搞“夫人参政”。刘少奇首开此恶例。本来是他指导夫人王光美在“四清”中所创造的所谓“桃园经验”，竭力宣传其普遍意义，大肆向全国推广。在文革中又想指导王光美创造“清华经验”——结果不妙，夭折胎中。刘少奇让夫人参政，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任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包括毛泽东，都还没有这么明目张胆地干过。在刘少奇之后，毛泽东在文革发动初期搞的“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4月10日），才是让夫人江青明目张胆参政的重要一招，和刘少奇指导王光美搞的“桃园经验”有异曲同工之妙。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毛泽东比刘少奇走得更远，他在文革中直接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排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前，实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掌权人），并让江青在“九大”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
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是毛泽东的文革路线，还是刘少奇的文革路线，都是祸国殃民的“左”倾路线。
毛泽东和清华“文革”（下）
到此，刘少奇和清华文革的瓜葛就算完了，而毛泽东和清华文革的关系还在继续并且一直到他逝世。
1966年8月21日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贴出《誓死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的大字报，这无疑是刘涛受她爸爸在清华文革中犯错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取消接班人资格影响表示拉开距离而写的一张大字报。
在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的授意下，1966年12月25日蒯大富率领6000多人的队伍到天安门，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推向社会；没法考证这件事情事前毛泽东是否知道，但确为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文革大业立了大功。
1966年12月30日，毛泽东夫人、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到清华大学接见刘涛，这是拉拢刘涛，教育她站稳立场，“大义灭亲”，揭发刘少奇，刘涛很乖，接着就写了《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1967年1月2日）的长篇大字报，表示“与自己的反动老子彻底决裂”。——大概就因为这件事（或这个原因），在文革后王光美不让刘涛参加刘少奇的追悼会。
1967年4月10日，以蒯大富为头头的清华造反派召开有30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大会，还有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等许多领导干部陪斗。在这次批斗大会上，让王光美在还十分寒冷的初春身穿旗袍、头戴洋草帽、颈挂乒乓球做的项链（代替金项链），对她进行人身侮辱。让王光美以这种行头和面貌出现在批斗大会上，这是谁的主意？直到文革结束几十年以后才揭开谜底。据知情人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在2008年写的《清华大学造反派侮辱性批斗王光美内幕》披露，这是江青的“旨意”。江青把她这个主意告诉王力、关锋，而王力、关锋又告诉王广宇，让他向清华井冈山办公室主任潘剑虹传达，并嘱小潘一定“保密”，不要说这是谁（指中央文革）的意见。让小潘就以自己建议的名义向总部提出，小潘照做了，并被总部采纳。所以，连蒯大富都屡屡表示不知道这到底是谁的“鬼点子”。若问江青为什么要这样做？照我看，作为女人的江青，一则发泄她这个中国第一夫人对王光美这个中国第一夫人名扬世界“风光”的嫉恨；再则，也是反映她在文革中以“整人为乐”的阴暗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