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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长贵:我看清华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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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文革是文化大革命最具典型意义的代表。 一位清华文革的亲历者,当时三年级学生郑易生说:“与中央的政治斗争直接相连互动无疑是清华大学文革历史引人注目的原因。”,自王光美当了清华工作组的顾问,“从此清华文革就和中南海内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结下了剪不断、理还乱的缘分。”这话都很精辟,非常深刻和到位。 因此,研究清华文革,不仅对清华来说重要,而且具有全局性的意义,即是研究整个文化大革命不可或缺的环节。

古语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当没有外“侮”,内阋就起了。古今中外的社会组织,莫不如此。细按1967年和1968年各地、各系统、各部门的武斗,有许多都是在造反派内部分化的两派中开展和进行的。清华也这样。以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兵团成立以后,内部也逐渐分裂成互相对立的两大派。

1967年3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4期发表了《必须正确对待干部》的社论,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大多数干部是好的,钻进干部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只是极少数。犯有错误的干部,甚至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在党和群众的教育下,大都是可以改正的。我们绝不能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钻进干部队伍里来的阶级异己分子估计得过多,如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的干部,也是敌我不分,那是很危险的。”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干部和党团员是执行这条路线的。十七年来,在各条战线上所获得的伟大成就,就是铁的证明。要把干部一概打倒的观点,就是抹煞十七年的基本事实,就是否认十七年的伟大成就。”

紧接着,3月30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5期上又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

《红旗》杂志《必须正确对待干部》这篇社论,特别是《红旗》杂志调查员这篇以清华大学为素材的干部问题的调查报告以及为此配发的评论员文章,犹如几枚重磅炸弹投落在清华上空,在清华井冈山兵团内部爆炸开来,使各纵队、各战斗组织之间早已存在的分歧和对立骤然加剧,他们迅速地分化组合,形成鲜明直接对立的两派。这两派在如何估计清华十七年和干部状况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争论。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核心认为对清华要“彻底砸烂”,以沈如槐为首的一派认为清华十七年是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即“红线主导”。

到4月14日,以沈如槐为首的一派成立“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现革命三结合串联会”,简称“414串联会”。

414串联会,名义上还在井冈山兵团内,5月29日成立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简称“414派”或“四派”)公开分裂出去;以蒯大富为首的一派仍称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或“老团”。“团派”和“四派”,人数都很多,团派一万多人,四派七千多人,谁也不服谁,都自诩自己这一派符合和代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两派斗争尖锐。比如解放干部,你要解放谁,我就抓谁、斗谁,从张三到李四,轮番进行,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谁也不懂得妥协。团派骂四派“右倾复辟”;四派骂团派“极左”。

团派和四派从小磨擦到大斗争,口诛笔伐,双方都采用断章取义、添枝加叶、上纲上线等手法,唇枪舌剑一年多,结果酿成了从1968年4月23日到7月27日大武斗,双方动用的武器不仅有石块、长矛,还有真枪实弹,这场武斗,双方死12人,伤难计其数,史称“清华百日大武斗”。

这场大武斗是清华文革史上的大事件,也是清华文革的转捩点:清华文革从此开始走向一个新阶段。

这场大武斗是怎样结束的?不是双方妥协停战。其结束是靠了外力。——这外力不是别的,而是毛泽东或者说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从数十个工厂企业调集工人、干部三万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在清华人(包括蒯大富等人)毫无所知的情况下于7月27日上午——也正是武斗还在进行的时候——进驻清华,“四派”热烈欢迎,“团派”认为有“黑手”,悍然开枪,打死5人,伤731人——清华大武斗居然是以这样的形式结束的。

7月28日凌晨2时多,……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发生在清华大学的严重流血事件,毛泽东听后,惊奇之余,大为恼怒,脱口而出地说道:“造反派,真的(地)反了?”(参见619页)毛泽东立即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在湖南厅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迟到)、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毛泽东以下党政军首脑(除极个别的如张春桥可能不在京以外)悉数出席。谈话时间长达五个半小时。

毛泽东亲自出面召见造反派这在文革中还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谈话内容非常广泛,召见时间长达5个半小时。这次召见因工宣队制止清华武斗的事引起,我们只谈与清华有关的事情。毛泽东对蒯大富说:“你们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你们打下去没有出路,要消灭四一四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四一四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又说:四一四认为“打江山不能坐江山,蒯大富夺权只能交给四一四。”“蒯大富,你真蠢哪!”“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反对工人,还开枪打死五个工人,打伤工人”,“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毛泽东也说:“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但间接打了招呼。”当召见结束,毛泽东刚离开大厅,突然又回来,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不要反过来又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毛泽东对蒯大富的护犊和宠爱之情殷殷。后来,蒯大富对毛不罪他开枪杀人之恩深深感激,没世不忘。蒯大富虽然受到毛泽东的悉心保护,但从“七二七事件”后,他的政治生命终究是完结了,“团派”和“四派”同归于尽。——这不仅是清华红卫兵造反派的末日,也是全国红卫兵造反派的末日。

毛泽东“七二八”召见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具有标志意义的大事。它标志文革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新阶段的含义有二:一是红卫兵造反派担纲的群众运动阶段结束了,开始了所谓工人阶级登上文革舞台和领导一切的阶段;二是这次接见发生在接近所谓“全国一片红”即文革势力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百分之八十(24个)都夺取和掌握了政权(剩下5个省、自治区正酝酿建立革委会,最后两个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成立革委会是1968年9月5日,距7月28日只有一个月多一点)的时候——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说法:“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170页)”,这时毛泽东对近似全国内战的武斗局面再不能容忍了,文革全局马上就要由“乱”到“治”了,以后文革还在继续进行,那都是在文革建立的“新”政权即所谓“治”的条件下进行了。

到此,我们对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清华文革问题上的斗争,抄录杨继绳给《良知的拷问》所作的《从清华大学看文革》的序中的几段话做为小结。

——“毛泽东和刘少奇把清华当作一个角斗场。在这场争斗中,刘少奇先出招,毛泽东后发制人,置刘少奇于死地。最后毛泽东还是采取刘少奇的办法解决清华问题。”(1页)——这个概括,言简意赅。

——“不过,他派出的不是500多人的工作组,而是3万多人的‘工作组’。”(6—7页)——这个“工作组”就长期地留在了清华大学,成为清华文革新阶段的领导力量和主力军。

——“造反派,当初作为毛整治官僚们的‘石头’,现在不仅没有作用,反而成了实现‘天下大治’绊脚石,成了‘新生政权’革委会的对立面。江青说:‘他们反对的是各省的革委会和解放军’,毛泽东再次着重说:‘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10页;此话在过去说过)——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时候,直接诉诸群众,需要“动乱”,而到所谓“全国一片红”即夺权在全国完成的时候,也就不能再“动乱”了,要恢复秩序,清华的造反派,不,是全国的造反派,也就终其历史使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了。不仅如此,几乎所有造反派以后都逐渐成了弃儿、落难者,从“清理阶级队伍”起的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清查“五一六”以及文革结束后“清理三种人”),造反派都是被整治的对象。历史捉弄人,在文革造反派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太突出,太惊人了!

毛泽东和清华文革的关系同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一样长,一直持续了十年。清华文革的亲历者、当年土建系青年教师陶德坚在《风雨人生》(1997年加拿大天下一家出版社)一书中说:“清华发生过多次牵动全国的事件”,在十年当中,清华“总是能创造出全国向他学习的经验”。(见该书第107、156页)此话一点不假。因为毛泽东派了他的机要员谢静宜和八三四一部队的一个宣传科副科长迟群率领三万人的工宣队进驻清华,解决清华的大武斗,酿成了“七二七事件”,从此迟群、谢静宜也就成了大清华掌权者,因而清华的一举一动都和毛泽东息息相关。毛泽东声言:“谁反对小谢,就是反对我!”——“小谢”是毛泽东对谢静宜的昵称。所以,毛泽东和清华文革的关系,内容还很多很多。但我这次答问的主题和中心是讲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清华文革问题上的斗争,再罗列其他内容就冲淡这个主题了。所以到此打住。只再谈一件事情,这就是文革最后一年,即1976年毛泽东号召开展的维护和否定文革成果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即再次打倒邓小平的运动也是发源于清华大学。孙怒涛在《良知的拷问》中说:“自从工宣队进校以后,特别是迟群、谢静宜独揽清华大权以后,在毛泽东的支持关怀下,清华出尽了风头。我常见到迟群在主席台上,挺着胸、昂着头、背着手,冬天的时候披着军大衣,趾高气扬地一副将军的模样。他专横霸道有时是无赖撒泼的作风让刘冰等党委班子都无法正常工作。于是通过邓小平向上‘参了一本’。这告状信被毛泽东批为‘矛头是对着我的’,由此引发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刘冰等四位告状者,随即被打倒在地。”(664页)事实证明,谢静宜,特别是迟群,在清华文革中,在整个文革中,都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起了很坏、很坏的作用。

就回忆文革来讲,在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或者在清华大学工作过的干部(包括教师)是做得比较好的,同其他大学或单位相比,也许是最好的。他们两个造反派(所谓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和以沈如槐为首的“414派”)的头头都写了回忆录。在这里我特别向大家推荐前面已经提到的“井冈山兵团414总部”(即“414派”)的第二把手孙怒涛写的《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在这本回忆录的扉页上,孙怒涛写了这样四句话:

文革是一个大劫难,陷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

文革是一场大地震,撼动了国本也震醒了中国心

文革是一次大暴露,凸显一党极权体制严重弊端

文革是一座大炼狱,拷问着每个人的道德和良知

我读了这本回忆录很受感动,我主动地为这本回忆录写了一篇长达万字的书评《不为尊者讳,不为自己隐——从〈良知的拷问〉这一书名谈起》,我这篇书评现在从网上大概还可以查到。

以上是我对清华文革的一些看法,敬请方家和广大读者指正。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议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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