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过：在美苏限制战略核武谈判上，浪得虚名
一般认为，自1969年到1972年之间，基辛格在达成美苏削减战略核武谈判上贡献良多，不仅促成了尼克森任内“第一轮战略武器限制谈判”（SALT I）以及“反弹道飞弹条约”（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ABM）的签订，也奠定了卡特任内第二轮谈判（SALT II）的基础。一般也认为，基辛格采取的“低荡政策”（法语：Détente），在推动军备控制与核不扩散方面，缓和了美苏之间的核对抗，也避免全球面临核大战的威胁。
实际上，基辛格不过是顺势而为、借力使力。所谓“贡献论”只是从“美国方”（American side）来论定，若从“苏联方”（Soviet Union side）来看，苏联实际上更希望实现削减战略核武的目标。当时处于布里兹涅夫统治下的苏联，为了发展核武并与美国军备竞赛，已使自身陷入财政空虚、民生崩溃的边缘。对苏联而言，与其自行削减核武，不如拉入美国进行共同裁核。换言之，与其说基辛格在美苏限核问题上居功厥伟，不如说苏联在限武议题上高度配合，试图使自身获得喘息复苏的机会。
但是，基辛格喜欢卖弄创新观点，试图在美苏限核议程中试图保留美国的“核特权”。他一方面致力于限核，一方面又为限核另辟方便之门。在1957年的《核子战争与外交政策》一书中，基辛格提出了所谓“有限核武”（或称“战术核武”－区域性小型核战）的概念，这实际上是在“保证相互毁灭”的战略吓阻上开出一条“你灭我存”的例外通道，以致给“战略吓阻”理论钻出了一道漏洞，使得核子武器再度（或实际上可以）成为外交政策的讹诈工具，使先前削减战略核武的成果功亏一篑。当今俄罗斯就是利用“战术核武”（有别于保证相互毁灭[MAD]的战略核武）进行对西方国家的核讹诈，对世界发出核恐怖，并在俄乌战争中频频暗示随时动用战术核武的杀招，逼使北约克制和让步，并使极权国家（如北韩与伊朗）取得利用战术核武进行威吓与反制的工具。
第五过：抛弃越南，导致中南半岛尸横遍野
就在结束第一次中国之行之后，基辛格再度回到巴基斯坦并转飞巴黎，为他已经预谋的“弃越计划”进行秘密谈判。从美国仓促介入越战到仓皇退出，基辛格始终不相信美国会打赢这场战争，始终抱持失败主义的态度。1973年1月27日，就在与毛泽东会面前夕，基辛格与越共代表黎德寿在经历68次会谈并签署《巴黎和约》之后，美国无情地抛弃了南越。对于这场“弃越闹剧”，仅仅凭借基辛格的三寸不烂之舌，美国就撒手而去！尼克森所谓“光荣退出越南”，成了举世嘲笑的政治闹剧。然而，为了美化这场丑闻，基辛格给了尼克森一个不痛不痒的名词：“越战越南化”。
美国离开越南之前，基辛格一方面与北越当权派进行妥协式的谈判，一方面却对柬埔寨与寮国边境的共党残余份子进行地毯式轰炸。这场从1969年持续至1970年的“秘密轰炸行动”，不仅隐瞒了美国国会与公众，也违反了国际法，并且造成5万名平民死亡。对于这项残忍行动，基辛格曾下令美军：“打碎一切能飞能动的东西”，显示其下手之狠有如快刀斩乱麻。在200吨炸药的肆虐之下，这条狭长的边界几乎每寸土地都被炸翻，几乎能动的生物都被炸死。在美国撤出南越之后，半壁中南半岛已成尸横遍野的废墟，海上漂浮难以计数的难民。总结整个越战，美军在这一地区投下了800万吨炸弹，超过了二战期间所有参战国投弹的总和。直到今日，寮国还在清除除美军投下足以把寮国儿童双腿炸飞的未爆弹！
然而，打不赢越共就拿寮柬平民泄愤的“迁怒战争”，并没有迫使越共屈服，反而造成寮柬两国反美情绪的高涨，人民普遍不满并推翻的寮国王室与柬国龙诺（Lon Nol）亲美政权。换言之，基辛格的狂轰滥炸，等于间接帮助寮共与赤柬赢得了内战，造就了史上最残暴的波布（Pol Pot）政权的崛起，导致200万人死于“红色高棉大屠杀”（Khmer Rouge）。多数人认为，这场骇人听闻的系统性谋杀，基辛格难辞其咎！
美国前总统欧巴马就曾经指责尼克森与基辛格：“我们在柬埔寨和寮国投下的炮弹比欧洲在二战期间的炮火还要多”，“但留给世界的只有混乱、屠杀以及最后从地狱爬出来的专制政府”。换言之，基辛格一生自诩重建世界和平，实际上是助纣为虐，贻祸无穷。
第六过：滥用CIA的力量在南美洲搞政变，扶植独裁政权
很难想象，一个国务卿可以操纵和滥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力量，与拉丁美洲的独裁政权秘密勾结，搞政变、搞暗杀，并支持独裁政治。历史解密资料已经证明，基辛格是推翻智利社会主义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主谋，并暗助智利极右派的皮诺契（Augusto Pinochet）政权，坐视其扩张拉丁美洲的恐怖统治。换言之，由于基辛格的倒行逆施，反而助长了拉丁美洲“反美－左翼”力量的抬头，为远比“反共右翼”更为独裁的“拉美左派”铺平了道路。
根据CIA的解密档案，阿连德在1970年赢得总统大选之后，基辛格通过监听、跟纵和恐吓，试图破坏阿连德的就职，在此期间，基辛格还策画绑架智利陆军总司令施奈德（Rene Schneider），在任务失败后干脆将其杀害。面对阿连德的胜选，基辛格曾经表示：“我不懂为何我们有必要袖手旁观一个国家因为国民的不负责任而走上共产主义道路。这些议题太重要了，不能任由智利选民自己做出决定”。换言之，基辛格自认可以操控智利政局，可以左右智利人民的命运！尔后，即使阿连德上台后，基辛格也拒绝与智利新政府合作，暗中采取破坏智利经济的行动。
当基辛格的死讯传出之后，现任智利驻美国大使巴尔德斯（Juan Gabriel Valdes）不仅冷漠以对，甚至以“道德卑鄙”一词表达对基辛格的负面悼念！
第七过：放任巴基斯坦与印尼的侵略与种族屠杀
1971年，仅仅因为巴基斯坦充当美中之间的传信者，美国公然支持巴基斯坦军队对“东巴基斯坦”（现在的孟加拉）发动种族灭绝战争。当时，基辛格和尼克森不仅无视美国驻东巴基斯坦领事馆提出停止屠杀的请求，还批准向巴基斯坦运送武器，造成东巴基斯坦30万人丧生，1000万难民流亡印度。
1975年，基辛格和福特总统秘密批准美国支持的印尼军队入侵前葡萄牙殖民地东帝汶，爆发大规模的土著残杀事件。当时基辛格曾向印尼总统发出密函：“行动必须保密并迅速取得成功”。在这场基辛格幕后鼓动的屠杀事件中，有超过10万名东帝汶人死亡。事后，基辛格在遭到指控时竟然辩称：“我们只是违法，没有违宪”！
第八过：严重伤害美国价值，是“全球疑美论”的制造者
当代美国政界与知识界，多数认为权倾美国政坛达半个世纪的基辛格，非但没有保护美国的传统价值，没有将美国约束在权力与道德的平衡之间，没有避免让“美国强权”滑向“美国霸权”的轨道，反而让“美国价值”成为反讽和笑柄，使“美国信誉”（American credibility）黯然失色，使美国主导的“战后秩序”被视为掩盖美国单边利益的遮羞布。
一旦失去普世信任，美国主张“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就有如风中烟雾，飘邈而空洞，盟国就会担心随时遭到出卖和背叛。基辛格的“弱国无人权”、“盟友可牺牲”、“强权即公理”、“割地换和平”、“美国版本的马基维里主义”等等主张与行动，就是今日“疑美论”和“美国式微论”的根源。换言之，当代反美国家与独裁强人无不以“基辛格主义”来拆解“美国秩序论”，把美式民主视为美国帝国利益的代名词。
在基辛格处于政治颠峰的年代，也就是在中东地区进行穿梭外交（shuttle diplomacy）期间，作为一个犹太后裔和“反苏”政客，他从来没有支持流亡苏联的犹太人返回以色列定居。他甚至说：“即使苏联把犹太人关进毒气室，也不是美国关心的问题，它顶多只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难以想象这是一个受过纳粹迫害并流亡美国的犹太人说出的话！
即使离开了美国政坛，基辛格依然对世界局势说三道四。对于六四天安门事件，对于中共以坦克和机枪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基辛格竟称这是中国内政，与美国利益无关，美国不应干涉！在俄乌战争问题上，基辛格主张乌克兰应该“割地求和”，也就是把被俄罗斯侵占的克里米亚归于俄罗斯永久占有，以所谓“战前现状”来换取停火。尽管他事后认错，但这就是基辛格一贯的“魔鬼交易论”，一贯的“绥靖换和平”的懦夫之论。一言以蔽之，基辛格一生号称反共，实则最为恐共！
冷血的现实主义者/懦弱的绥靖主义者
有人说，基辛格是美国国际政治上现实主义的代表，这种说法是对所有“现实主义学派”的羞辱。当代美国的现实主义学者，无不羞于宣称自己是“基辛格主义”的继承者。另一方面，对密室交易的沉迷、对弱势人权的漠视、对权力平衡的执着、对穿梭外交的自恋，特别是对中华民国做出无可挽回的伤害，使得所谓“基辛格主义”只能是一种“冷血的现实主义”，一种“肮脏的现实主义”。有人说基辛格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我认为他根本是“懦弱的绥靖主义者”，因为他一生基于“低荡政策”而进行的调停外交，都是在和魔鬼做交易，和霸权谋妥协，以牺牲弱者的利益来满足独裁者的野心，是当今国际政治上最负面的教材与示范。
作为一个台湾学者，我不愿也无法给予基辛格任何正面的评价。对于基辛格的离世，一个操纵世局达半个世纪的美国外交政客，恕我不客气的说：死有余辜、遗臭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