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0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于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要求知识分子中要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其中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他认为“这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11月3日，竺可桢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109次政务会议时得知：1950年国家财政赤字为12%，1951年财政赤字上升为14%，上升的两个百分点与抗美援朝有关，因为这一年的军费开支占到财政预算的52%。
从这些数字中不难看出，为什么周恩来在政治报告中要把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当作目前工作的中心任务。但是，要完成这个任务谈何容易？所以有关方面便从反面入手，提出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
12月7日下午，竺可桢出席政务院第114次会议。薄一波在会上指出：财政部、贸易部、人民银行三机关内共有326000人，而贪污者有九万人，占28%，其中应受严重处分者占千分之一二，已枪毙者150，其中60人在四川一省。税务人员五千人贪污，占全体40%，共贪污五十三亿（旧币），平均每人106万元。贪污人员，外勤多于内勤，新干多于老干，直接掌握财权多于间接。论其性质，可分为：1）出卖情报，2）盗卖国家资产，3）假造单据，4）接受贿赂，5）贱买贵卖，6）取公款盗卖金银，7）伪造证据，8）监守自盗，9）集体贪污，10）假公济私。
随后周恩来在讲话中强调：浪费与官僚主义有关，所以应该“发动群众互相检讨，然后再上下检讨”，把“反贪污、反浪费的运动”开展起来。
12月25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召开动员大会，郭沫若院长在会上指出：“官僚主义为贪污与浪费的根源，要肃清贪污与浪费，必须清除官僚主义。为此须发动群众，要大家把公物视为神圣不可侵犯，这要改造思想，所以……思想改造和三反运动要双管齐下”。
1952年元旦，毛泽东在中南海设晚宴招待各界人士，宴会开始前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1952年已经开始，本年将继续以抗美援朝工作为重心，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本年新增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第二天上午，郭沫若在中科院召开临时会议，决定“即日发动‘三反’运动，……希望十天以内有结果。”从当天下午起，该院停止办公，全力以赴投入运动。随后，竺可桢反复作自我检查，历时7个多月才勉强过关。
但是，其他科学家就没有这么幸运——
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他在1945年因为帮助美军解决技术难题拿到一笔酬金，第二年用这笔钱在北平买了一套房子，所以有人便揭发说这是贪污。结果是严济慈将这套房子充公才免于处分。
中科院副院长、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因为在运动中多次检查不能过关，便买了一条绳子准备悬梁自尽。幸亏吴太太发现后耐心开导，才避免悲剧发生。
北大物理学教授饶毓泰，因为在运动中被自己最得意的学生揭发而晕倒在地，最后到了精神失常、认不得人的地步。
与上述科学家相比，燕京大学的陆志韦、赵紫宸和张东荪则成为北京各大学三反运动的中心人物。他们的不幸遭遇，更是一言难尽。
竺可桢在1952年3月26日的日记中说：“院中贪污人数（北京）112人，占北京全院15.2[%]，贪污数共三亿〇七百万元。已处理人数55，其中免处分、免退脏44人、未处理者57人。”此外，他还得知“上海院中在‘三反’运动中已死了四人”。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三反运动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2021-0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