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石家庄市的“反右”运动比北京等大城市稍晚一些，7月15日有一篇重头“反右”文章，用了一个整版，登载在《石家庄日报》上。市委宣传部长王英俊在多种重大场合，向全市干部推荐这篇文章，要以这篇文章为榜样反击右派的进攻。这篇文章的署名是“刘泽华”，文章的题目是《宋天祥打来的一颗恶毒的子弹》。我由此而风骚了一阵子。当我得到稿费时，周围的朋友要我请客，我买了几碗红烧肉，煞有介事地以示真实。稿费我原封不动地交给了王部长。与我朝夕相处的要好朋友有点纳闷，问我，你写这么大的文章也不说一声，什么时候写的？我十分认真地说，这是开夜车写的，怕不成功，没有告诉旁人。
这篇文章是石家庄全线“反右”斗争的新号角，轰轰烈烈的局面由此而兴。文章针对性很强，接续又发表了多篇批驳宋天祥的文章。
我怎么眨眼之间成了“反右”的“英雄”？原来是大人物借我这个小人物名字而已。事情是这样的。
我当时住在书记、常委院。这个院原来是日本高级军官的住所。中间是一座有半地下室的二层小楼，住着书记和常委们。院西边和南边各有一排平房。西边的平房是书记、常委们的食堂。我住在南边一间西开窗的集体宿舍，夏天极热，同屋的两位不常来，通常是我一个人。院内有一个篮球场，我们年轻人常在这里打球。我虽然也住在这个院，来来往往也很自由，但我从来没有进过小楼，那是大人物住的地方，多少有点神秘感。
7月14日上午，我正要上班，从宿舍门一出来，看到宣传部长站在小楼门口的台阶上凝视着什么，他没有说话，不停地向我招手，要我过去。我走到他身边，他说：“跟我来！”随即进入他的卧室，我扫了一眼，房间面积超不过15平方米，屋内陈设极其简单和朴素，除了一张双人床和一个书桌、书架、椅子，其他几乎什么也没有。我原来的神秘感一下子打消了，瞬间的感觉是更加崇敬和敬佩，高级干部住的竟是这样的简朴。
他坐在床边，让我坐在靠近的一张椅子上。还未等坐下，便说：“有一件事，要你协助。康书记（康修民，‘文革’中曾任内蒙古革委会主任）写了一篇反击‘右派’的文章，他不能署名，要署你的名，此事不能与任何人讲，是党的秘密。你能做到吗？”我当时不知所措，又受宠若惊，急忙保证，一定做到！随后王部长把康书记写的手稿拿给我，让我在他的桌子上立即誊抄一遍，这是为了保密，不让《石家庄日报》社的人认出是康书记的笔迹。其实没有等我誊写完，报社的张（名字忘了）总编就来了。部长说：“时间急，到此为止。你的任务完成了。”我起身退出，第二天一早《石家庄日报》刊出了署我名字的“反右”长文。
这么重要的文章，为什么要用我的名字？也许纯属随机相遇。但如果王部长根本不信任我，或认为我有什么问题，或认为我没有写作能力，我想也不会选我。就实而论，我确实属于幸运儿和受益者，而从当时的认识上说，我也完全拥护各项政策和方针。这里说两件事。
“鸣放”开始不久，石家庄一中的两位有影响的教师，也是当时石家庄的大知识分子，他们在批评党的宗派主义时，把我作为例证。一位在文章中说，刘泽华刚二十出头，就被提拔为第三中学的副教导主任，这不是宗派主义是什么？但这位先生又为我留下面子，在括弧中有一句附言：“刘泽华人很好，也能干。”我曾在一中教过俄文，这位老师是高中语文教师，我们在一个办公室，我正好坐在他的对面，互相很熟。我有问题常向他请教，他也知道我很用功学习和教书。随后又有一位熟悉我的先生在一次全市各界“鸣放”大会上也点了我的名。于是我成为宗派主义的一个“例证”。不久开始了“反右”，有一位在批判文章中也以我为例，既然刘泽华“人很好”，说明其有德；“也能干”，说明其有才，这不恰恰证明党在用人上坚持了德才兼备的方针吗？不是党的干部政策有问题，而是你们意在反党。由于“鸣放”涉及我个人，从个人情感上说我是不会跟着“鸣放”的人走的。
我对党的方针、政策完全拥护可以从一次辩论来说明。1956年中共第八次代表会的决议中有一个重要的提法，即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当我们学习时，我对这个提法提出异议，认为这种说法对发展生产力有益，但它为“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的议论提供了依据，因此有副作用。
我们宣传部的谷秀波副部长是“八大”的代表，她多次参加我们的讨论。她听到我的多次发言，一方面表扬说我的发言不错，另一方面又指出在这点上是错误的，不应对“八大”的决议提出异议。这位部长是一位大学生，年轻（当时才30出头）、潇洒、随和，平易近人，所以我们敢与她说话。我当即反问，上述提法是否意味着生产关系走到前边啦？这在政治上有利吗？她很文雅地只是说，你要注意，要服从党的决议！
我的印象时间过的不太久，中宣部下文，通知“八大”决议的这个提法今后不要再提了。这件事在宣传部多少有点影响，事后人们说我能独立思考。但支部书记找我谈话，一方面表扬了我，另一方面批评我在组织上服从不够，一个党员要无条件地服从中央决议，中央的问题由中央更正，未更正之前，党员不能表示有异议，此点以后要注意。我问，组织服从是第一位的？他再次肯定，必须如此，党才有战斗力。我只好说：是，是，以后注意。对“八大”决议提法提出异议，说明我对社会主义改造等等，是完全拥护的。
我们的部长是否知道上述情况，我不好猜测。但估计会有所闻，作为他直接领导下的工作人员的思想动态也不会不向他汇报。
让我署名，无疑在王部长的眼里，我肯定属于左派，而且是有一定理论和文字水平。宣传部是党内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仅理论科就有六七位大学生。为什么王部长不找别人？显然是看中了我。
回想1957年那次政治风波，自我评价，我是跟党走的，对当时的许多言论我是不赞成的。但我也有书呆子气，比如一些人斥责葛佩琦所谓“杀共产党”的言论时，我曾说不能简单化，葛佩琦的话有问题，但是有前提的。又有人提出，凡是主张搞“一长制”者都属于否定党的领导，我则以《联共党史》肯定“一长制”为据，来辩说这是一个可以试验的问题。我们理论科的朱科长听过传达毛主席的青岛讲话，出于对我的爱护，要我就上述发言进行自我检查，收回有关言说。我听从了朱科长的话，及时做了自我检查，赢得了主动。这些事或许部长不知道，或许也像科长一样，对我持爱护态度。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朱科长对我出于善意，我深深地感谢他！假如我不离开石家庄，根据后来打右派的情况，我也会有点麻烦，因为理论教员的多数都被打成右派，而这些右派又多是我的老师；反过来，如果我没有麻烦，我想也会参加到整治右派的行列，其中就有我的恩师。幸好，因为我要上大学，离开了漩涡！
当时的市委书记康修民与宣传部长王英俊早已过世，估计因本文而遭难人也已作古。50多年了我遵守承诺，没有向任何人说过此事。前些年我想在石家庄市找个地方发表，但没有刊物接受。我写出来，可能会有人说我洗白自己；可不写出来，我这个玩偶也会成为真的。
每每忆及此事，既感到内疚，又感到可悲！
《炎黄春秋》201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