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1966年5月4日至2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8日到15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一直被中共官方，从而也被上述三本著作认为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上述史著中虽然也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及周的表现，但总闪烁其辞，语焉不详。关于周在5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周恩来年谱》只作两句话的记载：“5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13”究竟周在其近万字的演说中讲了一些什么，中心议题又是什么，中共的史学家们在刻意回避。让我们不妨引用几段文革中广为流传，并得到周首肯的这一讲话。在第一个问题中，周开明宗义地指出：“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即林彪5･18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讲得很好”。然后他大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这便是周对文革前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它的侧重点完全在子虚乌有的所谓“反革命政变”上。如果我们同意中共的党史专家们的意见：“周总理与毛主席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那么，周和林彪的估计一样，出于他们的某种政治需要，他们都估计得比毛更黑暗，更极左。周的讲话就显然比毛的五･一六通知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讲话的第二部分，即“领导与群众问题”中，周积极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甚至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生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地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在第三部分“保持晚节问题”中，周以自己老资格的党内高级干部的身份，向全党老干部提出：“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他更以李秀成，瞿秋白为例说明“晚节不忠”的危险。他指责瞿为“叛徒”，提出：“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14”。由于周第一个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对死者墓地的打砸抢，数月以后，他的讲话广为流传，瞿，李两人的墓地即被红卫兵全部毁掉，文革群众性政治暴力中对死者尸体，墓地的残害即由此滥觞。
有关周恩来当年坚决支持毛发动文革的责任，连前中共领导人都觉得实在难以否认。据说早在1980年3月20日，邓小平在看了中央起草小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提纲后，就与部分政治局委员谈到过周在文革中的“错误，过失”：“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推荐了林彪为党的副主席，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在起草九大党章时，又把林彪作为既定接班人，并以法加以确立；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筹备期间，曾提名江青，叶群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十大筹备期间又曾建议江青为政治局常委；关于设国家主席一职，也是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由林彪担任的建议；在刘少奇问题上，在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有过失的”。胡耀邦，陈云也认为周对文革的发动等重大问题“是有一定责任的，不能都归于当时政治环境，气候，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15”。令人遗憾的是，所有周的错失在这三本史著中丝毫没有提及。纵观这些中共的党史专家们在上述史著中为周所作的用心良苦的掩盖，使他们竟离这些中共前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都相去甚远。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