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中国社媒平台微博提醒用户避免发表有关经济的悲观言论之际，中国国安部是在官方微信账号上发表《国家安全机关坚决筑牢经济安全屏障》的文章，认为“唱衰中国经济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道路的攻击与否定和对中国的战略围堵打压”。由国安部出面发布言论禁令，自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尚属首次。这让我想起一个规律：统治者最有信心之时，言论相对开放，例如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直到1983年10月“清除精神污染”之前；统治者信心严重欠缺，言论管制非常严苛，比如毛泽东文革时期、1989年64之后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前。一个月内，国安部连续三次发文，将言论管制提升到国家安全层面，当然是中共当局缺乏信心的表现。
中国曾有一段经济学领域不反自由化的宽松时期
管控言论是共产文化娘胎里带来的病，所有共产政权（包括西方左派政府）都好这一口。西方左派还没达成这点，是因为言论自由是这些国家数百年来的传统，目前只能利用“政治正确”一点点蚕食言论自由。中共自出生以来，就在党内实行一言堂，建政以来在全国实行管控言论，但是，万事皆有例外，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过一段时期，经济学包括经济政策分析曾比其他学科多点言论自由。
1998年初，我的《现代化的陷阱》由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一时间在中国产生风生雷动之效应。当时的反应大概是三种：一是完全不了解情况的普通公众，认为“这种直批改革弊端的书都能出版，咱们国家有希望”；二是外国驻京记者，有人认为当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了，当时还很有名的《远东经济评论》驻京记者因此写了篇《北京的春天》；三是比较了解内情的人，这类人包括两种，一是我的朋友圈，知道这本书1997年初完稿之后，在国内周游了十三家出版社被拒绝，都高兴地感叹“终于出版了”，认为今日中国出版社总编辑黄俊青先生成功地打了一次插边球；另一类是在体制内居于较高位置者，据他们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刘吉先生之所以敢支持出版这本书，有个原因，那就是在经济研究尤其是经济政策分析方面，江泽民时期秉承赵紫阳当年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坚持的一条原则：经济研究领域不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理由是：经济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大家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既然要发展市场经济，依靠计划经济那点经验，根本无法管理调控中国经济，因此在经济领域要放开言论管制，让专业研究者发言。
说到这里，得简单回顾一下“清除精神污染”（简称“清污”）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段历史。这是自中共建政以来，仅有的两段允许党政媒体公开就党内对立的思想观点辩论的短暂开明时期。
“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发生于1983年下半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虽然历时只有两个月，却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1983年10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与会者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要求“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制造精神污染的行为作斗争”，陈云发表了“不搞精神污染”的讲话。会议的最后一天10月12日上午，邓小平使用邓力群准备的讲话稿《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特别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什么叫“精神污染”？主要是港台流行文化例如许多流行歌曲（如邓丽君等）、流行发式服装传进中国大陆，交谊舞会遍及全国大小城市甚至农村。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清除精神污染”的号令之后，全国各地党委及政府都将重点放在这方面，在一些大城市市委机关门口甚至有这样的提示：“男士大包头，女士披肩发，涂脂抹粉，佩戴首饰者，均不得进入大楼”。文艺界积极开展对流行音乐的批判，人民音乐出版社还出版了《怎样鉴别黄色歌曲》，将《何日君再来》、《夜来香》定性为“黄色歌曲”的典范，连李谷一的《乡恋》和苏小明的《军港之夜》也被认为是靡靡之音。各大学保卫部将晚上抓捕恋爱学生当作清污的重要内容。“清污”运动进入高潮时期有扩大化趋势，日益变成一场文革式的整人运动，引发社会不满。从下面这幅宣传画可看出“清污”的主要内容。
对于这场运动，最先警觉并且全力踩刹车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11月14日，胡耀邦、赵紫阳在中央书记处对“清污”正式发表讲话，提出限制清除精神污染。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这篇社论及后来的数篇文章对“清污”提出批评，强调清除思想战线上的污染，不要蔓延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上面去。12月20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总结，称邓小平的“清污”决定是对的，但是在下级执行时出现了偏差。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正确对待宗教问题的指示》，“清污”运动不得不草草收兵。
党内左派对此结局并不甘心，于是想方设法利用1980年代初由邓小平等人提出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政治口号。1986年底，爆发了“八六学潮”，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于1987年初被迫辞职，中共极左势力邓力群、胡乔木等人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于1987年初顺势推广、展开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这次重点放在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经济特区应不应该开办等方面，该运动此后遭到了代理中共中央总书记、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反对，赵紫阳认为邓力群等人利用了反自由化运动来反对和否定改革开放，并以此说服了邓小平（办经济特区是邓小平的主张），该运动随后于1987年中期逐渐结束。据说“经济领域不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赵紫阳关于该运动的一个内部讲话定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