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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水果摊贩的故事 对人性和公正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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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庄英,出生在安徽阜阳市,我的父母在天津市摆摊卖水果。自小,我就生活在恐惧中,因为我经常看到我的父母被城管执法者暴力对待。他们抢夺我们的私有财产,以暴力手段禁止我们从事摆摊生意。我的父母是农民,没有技术和学历,摆摊是我们唯一的生计。

2020年6月,有视频显示,河北衡水市枣强县城管殴打地摊老人。(视频截图合成)

我叫庄英,出生在安徽阜阳市,我的父母在天津市摆摊卖水果。自小,我就生活在恐惧中,因为我经常看到我的父母被城管执法者暴力对待。他们抢夺我们的私有财产,以暴力手段禁止我们从事摆摊生意。我的父母是农民,没有技术和学历,摆摊是我们唯一的生计。

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和其他孩子就在父母摊位周围帮忙望风,警惕城管突然冲过来。一旦被抓到,轻则丢失所有东西,重则遭受暴力。17岁后,我放弃了学业,开始和父母一起卖水果。我虽然知道城管的暴行,但当我独自面对他们时,我感到害怕。

我的第一天出摊就遭遇了城管的暴力执法。他们抢走了我的水果,当我试图保护我的三轮车时,我被摔在地上,还受到了殴打的威胁。之后,他们就带走了我的东西,只剩我一个人坐在地上哭泣。

回家后,我向父母讲述了我的遭遇。就在那时,我得知我们的邻居,一位烧烤摊主,被城管打得骨折,不得不花费大量金钱和时间在医院治疗。

我和我的弟弟曾一起摆摊,那天我们开着五菱宏光货车去卖货。城管抢走了我们的货物,甚至还要拖走我的货车。在这种情况下,我弟弟无奈中拿起水果刀自残,以为这样我们的车就不会被拖走。他的双手都划满了刀口,鲜血直流。最终,我们的车还是被拖走了,我们也被带走,被迫写下保证不再摆摊。

因为经常受到城管的干扰,我们的摆摊生活变得充满压力。不仅精神上受到折磨,财务上也承受着重大损失。为了求得一片安宁,我们不得不通过人情世故来应对,比如请城管吃饭、送礼,希望能换来一个固定的摆摊位置。我们曾花费2,400和3,000元请他们吃饭,并每月支付2,000元的摊位费用。

给城管支付了摊位费后,我们希望能有一个稳定的营生。但即使如此,城管在检查时仍然对我们采取暴力行为,甚至我父亲在捡拾水果时也被踹了一脚。我试图反抗,却被送进了派出所,父亲不得不交出3,000元罚款才让我被释放。

后来过了不久,新上任的城管队长又改变了规矩,之前的一切协议都化为乌有。我们交付的钱款就这样无端消失了。通过与其他同行的交流,我们才意识到这已是他们惯用的伎俩。

我们因不愿撤摊而再次面临城管的打压,水果被没收,电子秤被砸。愤怒和无力感让我也参与到了城管砸自己家水果的行列,心想,与其让好水果被他们拿走,不如留下破损的水果便宜处理。毕竟,城管只对好水果感兴趣。

城管离去后,留下了一地的狼藉。我默默地捡起自己的水果和秤,继续了摆摊的生活。

长期的精神压力和身体上的摧残最终让我选择了改行。

这些经历深深地让我感到恐惧,加深了我对政府的不信任。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生计的挑战,更是一次次对人性和公正的绝望体验。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中文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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