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法警带进法庭的时候，23岁的周恒抬头看了一眼旁听席，随后，嘴角向上扬了扬。他被剔成寸头，看起来白净瘦弱。为了寻求安乐死，6月17日至22日，在长春红旗街万达公寓的天台上，周恒连续14次抛下砖块等重物，最终砸中28岁的游客娄青，致其重度颅脑损伤死亡。
12月13日上午9点半，这起高空抛物致人死亡案在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被告人周恒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周恒当庭表示不上诉。被告席上，他全程低着头，似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听到宣判结果，他微微皱了下眉，随后露出令人费解的笑。
法庭的角落传来一阵哭声，那是周恒的母亲。她穿着粉色外套，戴着口罩，眉头紧锁。哭声刺激到被害人娄青的姐姐，她想起远在山东的母亲，“她70岁了，失去了自己的女儿。
一
桶装矿泉水、可乐罐、红砖头
第一块砖头掉落下来的时候，长春红旗街正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虽然已过晚上九点，小龙虾、烤串、芝士等60多家小吃还挤在万达广场的门口，音乐、人声和美食啤酒的气味，在夏日的夜空中碰撞。那是6月22日，端午节第一天假期，人流相当可观。
所幸无人伤亡。砖头掉落在商场3号门前的空地上，与地面碰撞的瞬间，迸碎成许多小石块，弹跳到路边的桌椅旁，和行人的脚边。摆摊的小贩看起来受惊不小，“这要砸死个人”。他们在夜市群里跟管理员反映，“大砖头，崩一脸”，也催促管理员，“早点处理”。
找到抛物者并非易事。抬头往上望，只看得到一座H型的建筑和其间透出的点点灯光。两栋33层的高楼，分别是万达1号公寓和2号公寓，它们中间连接着万达商场。这里面藏着1400多户人家，其中不乏旅馆、超市、美发美甲店，甚至是老人征婚所。
从天而降的砖头，惊动了民警、夜市管理者，以及万达的物业人员。他们来到现场，在砖头砸落的地方看了看，小贩们也说不清，他们后续是否上楼排查。唯一可以确认的是，当时砸落的地方，没有拉上警戒线，或者摆放相关的提示语。
人群中流传着关于这块砖头的各种猜测。一位小龙虾摊主认为是混混干的，“肯定是小驴马，抽大了估计”。另一位炒粉的摊主否定了这个观点，“有可能是老头老太太”，楼下的夜市“可能是扰民了”。
这些猜测都蕴含了某种偶然性，并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群里的讨论很快结束了，地面上的碎石被清扫干净，桌椅重新摆起，摊贩继续招揽客人。
毕竟，自美食节举办以来，高空抛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就在六天前，也就是6月17日，50米开外的2号公寓门口，两桶五升的矿泉水和三罐未开封的可乐接连飞下来。
先是两桶5升的桶装水，大约发生在当天下午四点半。一桶砸在地上直接碎开。附近的牛肉烤串师傅很不幸，被第二桶水砸中，他的肩膀、手指和腿部都受伤了。一位目睹现场的摊贩回忆，“先掉到篷布上，把篷砸漏了，完了又砸身上，要没有篷，那不完了吗？”
约莫六个小时后，同样的地点，三罐未开封的罐装可乐，又从楼上飞了下来。
可乐砸落的时候，24岁的宋迅正坐在烧烤摊的凳子上，吃烤牛肉串。坠落的可乐罐爆开，喷出的液体率先崩到她的脸上。紧接着，鼻梁上的眼镜不见了，额头传来一阵痛感。她的第一反应是捂着脑袋跑开。
远离现场后，她才发现额头起了一个大包，有一点血迹。低下头，发现胸口也被划破了几道皮。
桶装水和可乐造成的两起伤人事件，都在当时报了案。事后，宋迅曾到派出所询问进展，得到的回复都是正在调监控和排查。她跑到万达公寓的楼上，想自己找出那个人，也无疾而终。从20多楼的窗户往下看，行人如同蚂蚁，她想象自己被砸时，那个人也曾这样看着楼底，恐惧包围了她。
万达1号公寓天台。蔡家欣 摄
6月22日晚上，距离第一块砖头掉落的两个小时后，约莫晚上11点，天空中再次降下坠物。这一回迅猛而密集。两分钟的时间里，先后有6块砖头，掉落到万达1号公寓门前的空地上。
其中一块砖头砸中了正在“长春油边王”摊位前等待的女孩。她的名字叫娄青。据一位摊贩回忆，一声闷响之后，地上出现了一堆碎石。紧接着，又掉下来一块砖头，直接砸到娄青头上，她随即倒在铁板鱿鱼的摊前，头上血流不停，身体抽搐，已经没法说话了。
面包摊主赵强循声站了起来。30米外的空地上趴着一个女孩，“地上全是血”。赵强认出她手边散落的烟囱面包——10来分钟前，这个女孩来买过面包，很有礼貌，临走时还说了一声谢谢。
二
恐龙图案的洞洞鞋
接近晚上11点，万达1号公寓30楼的一间民宿里，朱梅正在焦急地等待好友，“咋还没上来？”半个小时前，好友娄青决定下楼买夜宵，临走时还说，“我很快就上来。”
公寓一楼出门就是夜市，来回不过百米。起初朱梅猜测，娄青可能在等现做的小吃，也可能在外面打电话。她给娄青打了几个微信电话。无人接听。接着又发信息，“眨眨眼”。这是两位好友间的暗语，平时有事找对方，总以这样的玩笑起头。
但都没有回复。朱梅决定下楼寻找。电梯从30楼降到1楼，朱梅的心一直在打鼓，“有一个咯噔的感觉”。走出公寓大门时，眼前的场景果然变得诡异起来。正对大门的几个摊位，全都暗了下来，人们贴着楼站成一排，不远处的空地拉起了警戒线。
从路人口中得知有一个女孩被砖头砸了，朱梅心里越来越慌，当她把娄青的照片展示给一位穿制服的民警时，直接就被带去派出所。
在那里，她得知娄青流了许多的血，但心里还是抱有一丝希望，“会不会是外伤？”她试图说服工作人员，自己是学医的，如果娄青需要转院，她能协调到更好的医疗资源。没人愿意告诉她真实的情况，只是让她尽快联系娄青的家人。
朱梅想不明白，不过半天时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意外？
她和娄青是高三同桌。她在长春读博，娄青在北京一家国企做法务，虽然都有了各自的人生轨迹，但每年回家，时间再紧凑，两人也要见面聊天。朱梅先后在青岛、济南、长春读书，经过这些城市，娄青总会发消息给她，说有机会一定要去你读书的地方看看。
6月22日那天中午，娄青真的来了。她穿着一套蓝色千鸟格的裙子，拎着一个包，出现在朱梅实验室的附近。在人群中，娄青永远会被目光追随，她很漂亮，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像月牙一样弯弯的。朱梅很羡慕娄青，自己总泡在实验室，对生活都麻木了。但娄青不一样，还是充满了热情，她读法律，大学四年会在朋友圈点评时事，也不避讳表达对父母的爱和感恩。
朱梅学业紧张，娄青很体贴，“我就是来看看你”，她让朱梅别操心，自己第二天有安排。
看到娄青脚上的高跟鞋，朱梅跑回实验室，拿来一双恐龙图案的洞洞鞋，“等会要走路，会很累”。吃过午饭，就像以往的每次见面，两个好友回到民宿聊天。那间位于万达1号公寓30楼的民宿，是朱梅特意挑选的。在她的印象里，这位高三的同桌喜欢热闹，而她的实验室也刚好在附近。
短暂的相聚，娄青和朱梅聊起未来的打算，她正在准备英语考试，计划申请英国的研究生。
受害人娄青 讲述者供图
那天晚上七点多，她们去逛了商场，娄青买了一对耳环，又选了一束手工编织的花。晚上九点多，回民宿之前，她们在楼下的夜市买了一份臭豆腐，上楼后娄青没吃够，临时决定下楼再买一份。
再次见到娄青已经是在长春市人民医院。来的路上，朱梅不敢往最坏的方向想，猜测娄青也许陷入了昏迷，还想着治疗需要涉及哪些科室，而她能联系到哪些人，又该如何去对接？
到医院后，主治大夫直接宣布了娄青死亡的消息，“送来时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后来的尸检报告显示，娄青因钝器击中头部致重度颅脑损伤死亡。
朱梅被领到一个房间。娄青安静地躺在那里，头朝里，脚朝外。脚上穿的，正是那天中午朱梅为她拿的、恐龙图案的洞洞鞋。
三
想安乐死的被告
最初两天，朱梅说不出话，也吃不下东西。她变得很恍惚，觉得那就是一场梦，“就像我们很久没见面了”。
但她又要配合调查，反复回忆当晚的情况。每次的复述都会带来新的痛苦，“把我拉回现实，一边觉得是做梦，一边知道真切地发生过。”即便如此，朱梅认为这是她的责任，“对后续会有帮助，（而且）我最后接触她，转述这些给她的家人，才算对得起她。”
事发后，朱梅和娄青的家人一起走访现场，寻找目击的摊贩、当晚的120急救员、以及医院的主治大夫。多次抛物和相关伤者的信息逐渐汇集起来，“很不可思议，扔了那么多次，后来去的人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任何提示。”
但关于抛物者的具体信息，所知有限，直到11月27日，这起高空抛物致人死亡案在长春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被告席上的人叫周恒，今年23岁，江西人。从6月17日到22日，六天时间里，在万达公寓的高楼上，他连续14次抛物，包括8块砖头、3罐未开封的可乐、2桶5升的桶装水，以及半杯奶茶。
周恒自述，“（我）觉得社会不公，活着没意思，就想跳楼，我又一直害怕不敢跳。”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从楼上扔东西砸人，如果把人砸死了，公安局就能把我抓了，判我死刑。”
6月14日，周恒从上海坐飞机前往长春。出发前，他在电子支付上透支了现金。在长春，周恒辗转过多家酒店，还去吃过海底捞，没有钱了，他干脆卖掉手机。
6月17日，他住进万达2号公寓的一家民宿里。房间在33楼，在那里，周恒第一次往地面投掷了物品。6月22日，在万达广场吃完饭，周恒掏光身上最后的几十元。尽管当时已经搬到500米外的一家假日宾馆，他还是选择爬上万达1号公寓的天台。
那一晚，他先扔了半杯奶茶和两块砖头，没砸到人，其间还坐电梯到一楼，确认物品抛落的位置。监控显示，当天23时02分，他一口气搬了四块砖头到天台，连续丢往地面。两分钟后，他又走到32楼，从楼道的窗口再次扔下两块砖头。
万达1号公寓1楼入口处，案发后贴上了小心高空抛物的告示语。蔡家欣 摄
在法庭上，回忆整个作案过程，周恒的表现“平静冷漠”，“承认自己做的所有事情”。
至于他为什么想死，法庭披露的信息有限，“因不能自食其力，生活窘迫，产生厌世、仇视社会的情绪。”
今年四月，周恒曾被诊断为急性而短暂的精神病障碍。他的母亲回忆，当时在上海的一家酒店，周恒曾因为无法沟通，被民警送至救助站，其后又因言行异常被送至医院。
事发后，这份精神疾病病历由周恒家属提供给警方，并要求做精神病鉴定。法医经眼动测定分析和病历，综合分析认定，周恒虽然有些偏离正常的思想、情感反应或行为，但不符合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故周恒作案时无精神病，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庭审现场，周恒的辩护律师认为，眼动测定分析数值存在异常，鉴定方法不完善，申请重新鉴定，使用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量表。但这个诉求被法庭驳回了。
作为受害方，被可乐罐砸中的宋迅也出席了这次庭审。法庭播放的相关证据录像中，周恒戴着一副眼镜，有点瘦，“很正常，完全看不出来心理极端”。庭审现场的周恒，摘掉了眼镜，高中毕业后，他一直没有工作挣钱。看到这位年龄仅相差一岁的年轻人，宋迅有点想哭，“我感觉他特别可恨。”
那次被可乐罐砸到以后，出门走在高楼下，头往上抬，宋迅总会产生有东西砸向她的错觉，长达半个月的时间她都睡不好觉。
回顾被砸的过程，宋迅意识到，分毫的时间与距离里，自己曾与死神擦肩而过。那罐可乐先是砸在桌子上，而后弹起崩飞她的眼镜，削去部分冲击力，最后再撞上她的额头。那个时候，宋迅正好往后伸了个懒腰，“（如果还在埋头吃东西），有可能会砸到我的脖子。”
宋迅反复强调自己的幸运，同样被砸，她几乎能够感受到娄青当时的痛苦，“她那一刻应该很难过。”事后，她一直跟娄青的家人保持联系。决定出庭，不仅是对凶手和案件的好奇，她也希望自己的到场，给够给娄青的家人带来安慰。
宋迅回忆，庭审现场，周恒没有任何愧疚和悔恨的表现，他在法庭上请求安乐死，嘴角也会时不时勾起冷笑。只有提到钱才会拨动他的情绪，“（他会）变得很敏感，突然间不回答问题，或者想很久。”
监控显示，事发当晚23时05分，连续扔完六块砖头以后，周恒坐电梯到一楼。在他的回忆里，1号公寓门口的空地上躺着一个小姑娘，“一动不动，地上有血，地上都是碎砖头渣，我认为那个女孩被我砸死了。”
约莫20分钟后，周恒出现在红旗街派出所，“我的目的是砸死人，现在目的达到了。”
被告人周恒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四
不被声张的监控和标语
被告人周恒被判处死刑后，12月14日，娄青的姐姐娄茜带着鲜花和烧纸到万达公寓的楼前祭奠妹妹。寒风中，人们目光停留，脚步匆匆。年轻的女孩路过调侃，“追忆先烈呢！”一个了解内情的男子边走边说，“这是那个女孩的家人吧？”
提起高空抛物，这里的人已经没有太多起伏了。一位在楼里工作的美容师满不在乎地说，多少年才一回的事啊！开便利店的老板说，“这就是一个概率事件”，在他看来，担心高空抛物，倒不如关注雪后房檐上倒挂的冰棱来得实在。
这起悲剧就像水中短暂的涟漪，散开又消失，仿佛没有发生过。事发那天晚上，一个摊主发了相关的朋友圈，被管理员要求删掉，其他摊贩在群里表示，“维护夜市整体影响，一起挣点钱，领导全力以赴处理好这件事情。”
万达公寓的天台曾经是长春的网红打卡地，上面尽是“爱情”、“表白”、“自由”之类的涂鸦。年轻人聚在这里喝酒、拍照、在这里俯瞰城市，观赏日出与日落。保安看到会来驱逐，但也不会严格制止。
如今天台墙上的鲜艳彩绘，多了几行红色标语，“严禁高空抛物”。类似的标语同样出现在楼道和一楼入口。通往天台的两个门，一个被锁住了，另一个是消防通道，24小时有保安值守。
万达1号公寓通往天台的入口，张贴着严禁抛物的告示。蔡家欣 摄
事发后半个月，万达楼体的四周都装上了监控。一位摊贩回忆，七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一条链子从20多层飞下，砸中一个冰柜，很快锁定肇事者——一对吵架的年轻夫妻。
作为家人，姐姐娄茜想不明白，此前这里出现多次高空抛物，为什么没有任何人采取措施，哪怕一个简单的围栏或者一句提示——或许那样，她的妹妹娄青就能幸免于难。
她和妹妹娄青相差十岁，从小到大，妹妹娄青就像一个小尾巴，跟在她的后面。后来，姐妹俩的角色轮换过来，娄青成为家里有主见的那个人。姐姐生二胎，她专门请假陪护。父母年纪大了，她关注他们的健康和体检问题。她的人生似乎很快就要进入新的阶段，今年五一假期，她第一次带男朋友回山东老家。
这场意外中断了一切。
没人能回应娄茜的质疑。《民法典》规定，物业服务企业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而导致高空抛物行为造成被害方遭受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在论文《高空抛物入刑后的司法认定问题研究》里提到，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包括，定期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开展相关宣传讲座，安装监控设施等。
此前，关于高空抛物就有物业担责的相关判例。2015年，一男子在小区中被高空中飞来的物体砸中死亡。由于找不到抛物者，2023年当地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小区中的 36名居民承担每户1万元的补偿责任，物业承担8万元赔偿责任。
即便已有先例，相关案件中物业的民事侵权责任还是存在争议。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韩旭长期关注高空抛物案件。他认为，此案中物业方没有责任。在韩旭看来，只有存在过错才要承担责任。比如，保安没有履行安全保卫的义务，导致有人进到小区偷东西杀人。
但高空抛物不一样，物业管不了每家每户的情况，“责任不应该扩大化，还是要由行为人来承担。”考虑到多次连续抛物和致人伤害等情节，法庭判处被告人死刑，已经从量刑上体现了“从重考虑”。
在韩旭看来，高空抛物主要靠预防，比如在城建规划中，要求三层以上的临街窗户加装隔离装置，让东西扔不出去。国外已有一些相关措施，2021年新加坡环境局用高清摄像机和动态数据处理软件监控高楼抛物者，处罚了一大批肇事者。
凶手虽然已经被判死刑，但处在漩涡里的人并没有得到解脱。
在法庭听到判决结果后，朱梅没有获得想象中的安慰，“（被判死刑）又能怎么样？”娄青被车拉走火化的那一天，朱梅在后面跟着跑，“好像能追回来一样”。当天晚上，朱梅跟随娄青的骨灰一起回到山东。
在老家休整了一个月，朱梅想过退学，“我回来再继续读书，但她没有了，意义是什么？”最终她选择继续完成学业，重到长春，路过两人相见的路口，娄青的笑会浮现在她的眼前，做实验的时候，她也会恍惚，突然停下动作。
朱梅想过无数种可能性，“我很后悔，不该来这里（长春）”，“我为什么答应让她来（长春）？”甚至要是从来都不认识娄青就好了。
而在山东莱州，失去娄青的家也几乎垮掉了。她的父母年近七旬，多次住院。母亲总是梦见娄青一个人站在家门口，满脸是泪，“她明白自己再也融不进这个家了。”
没有改变的，或许只有长春红旗街万达广场的喧闹。从盛夏到寒冬，推着行李箱的游客，一批轮着一批。
（除韩旭、周恒外，应讲述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