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广州工作的杨女士马上40岁了。龙年将至，她告诉记者，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期待，比以前要强烈很多。
这种合同可以简单理解为，在一家公司连续工作十年的劳动者，将不会被用人单位单方面强制解雇。在教培行业工作的杨女士，目前没有办法得到这份合同。
对职场护身符的期待，印证了对失业的惶恐情绪。1月24日，中共官方发布信息，指全国12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多位中国一线、二线城市的中年职场人士告诉美国之音，“总体稳定”是典型的中国特色表达方式，普通人特别是他们这样的中年人，求的是现实的稳定。
然而，稳定难求。中国经济复苏呈现出诸多不确定性，光明论和巅峰论正激烈交锋，职场中年危机较以往来得更强烈一些。
等不到的护身符
在广州工作的两位女性告诉美国之音，眼见着经济不景气，她们不会跳槽。
杨女士目前在一家培训机构教授钢琴、电子琴，工作对她来说是头痛的话题：“我的初始学历是中专，这么多年工作换了不少，我爸爸以前可没少骂我。生二娃后才发现自己也是奔四了，美女小杨都变杨姨了。年轻一点儿时，离职多是自己的原因，说不干就不干。年纪大些，比较踏实了，一心想着一份工作连干10年，就可以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算是有个护身符。但培训机构也不好做，竞争激烈、政策限制多，公司倒闭或者换老板的情况很频繁，所以龙年希望自己别分分钟失业。”
40岁出头的贺梅女士是一家报社的记者，在拥有三家报业集团的广州，她算是所跑条线的老人了：“房地产红火的时候，好几位跑地产的记者、编辑被挖走做营销，年薪高的有五十万。我没跑过地产，也没那个能力，所以还是老老实实把记者做好。单位现在年轻人多，原来有很多老员工，后来被劝退，签保密协议拿钱走人，所以无固定期限合同也没啥意义。”
资料照片:2022年8月26日中国数百万年轻人激烈竞争越来越少的工作岗位
贺梅介绍，传统媒体步履维艰，借助互联网转型融媒体之后有所好转，但中年记者、编辑处境尴尬：“我们单位十年没涨薪水了，现在普通记者每月收入不到一万元人民币。不怕你笑话，我们这一行，去外面采访拿到手的红包、车马费都是越来越少。一方面是生意不好做，找你写关系稿的企业减少，另一方面人人都是自媒体，不少机构找个平台开个账号宣传自己，偶尔也出爆款，那找记者干什么？”
十几年前，在广州楼市均价破万的时候，贺梅和丈夫买入一套市价不到7成的法拍房作婚房。尝到甜头的夫妻俩，多次买卖换大房：“目前家里自住一套，房贷还得七七八八，还有一套放租，就希望租金高一点，少还一点房贷。”
根据中国房地产报的信息，广州房价2023年持续下跌，当地官方推出了大量救市措施，包括打响了一线城市放松住房限购的第一枪，多番举措的结果之一是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大涨31.7%。二手房进入租赁市场的减少，或许让何梅对租金有了更多期待。
到延安去
在广州工作的赵女士，是一家商业银行支行副行长，她说自己应该是遭遇过典型的40后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前刚满40岁时，想动一动的冲动特别强烈，因为在同一家单位呆了快20年，但苦于寻不到机会：“去外资银行的话，信心确实不够；一度想到高校做行政，托人去问了，行情早已和我本科毕业时不同，博士进广州高校都不一定能分配到教师岗。”
赵女士2023年被提拔为支行副行长，仍要跑业务、拉存款，但心态平和了不少：“分行行长也就比我大几岁，直接管我的支行行长比我还年轻，人家都在干，我一个支行副行长也没理由不干。2023年见了很多客户，他们对行情普遍悲观，这也更让我打消了走人的念头。以后有机会的话，再冲一冲哪一家支行行长的位置，实在不行就朝50岁退休努力了。”
赵女士提到了政治学习带来的压力：“党建任务很多。去韶山、延安学习红色基因，回来后还要写心得、开座谈会。我们银行系统一周工作6天基本上是常态，还要搞很多党建，有时确实力不从心。目前这一阶段，银行系统反腐败抓得很严，总行高管和地方分行行长都有被查的，听说抑郁的也不少，然后到我们这边就是开会学习思想、念紧箍咒。”
在媒体工作的贺梅女士也提到了政治学习：“报社其实一直重视讲政治，但我个人的感觉是，现在这种风气越来越盛。有时候在外面采访，办公室也会打电话叫人回去开会听精神传达。这是我们红色的烦恼。报社可能还好一点，我了解到的广州一些高校，习近平主题教育一波接一波，老师们疲于应对。”
东莞：想干到60岁的城市
快满40岁的孙展称东莞是一座让他想干到60岁的城市。他在东莞一家不干胶标签印刷厂工作了十年，刚成为机长不久：“机长，可以简单理解为技术总监。只要能贴的东西，方便面盒子上的代言、冰箱上的品牌等等，我们都可以生产。机长要把关标签材料的选择、是否和粘合剂匹配等等，既要和客户沟通，也要管理生产流程。我从普通工人做起，到技术员、副机长，一直到机长，现在每月拿到手上的收入刚好过万。”
孙展之所以想一直干下去，是因为他觉得老板对他不薄：“我比较爱干净，在东莞也没买房，所以成了副机长之后，老板就已经安排我一个人住一间宿舍。年终奖最多时拿过三万，今年应该会突破这个纪录。老板娘平时常说把我当哥哥看待，所以虽只是打工，我的幸福指数还是挺高。”
孙展的中年危机来自家庭。他离婚后，把孩子送回了湖北老家由孩子的奶奶照顾，而孩子就要上初三，孙展的母亲一直催他赶紧辞工回去：“孩子大了，管不住了，在家手机不离手，社会上朋友也多，心思不在学习上。如果孩子到时候学坏了，你赚再多钱又有什么用呢？”
孙展告诉美国之音，在知道家人催他辞职后，老板奉劝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刚成为机长，干这么多年才拿到这么高的收入，你就走，不是有病吗？而且湖北的一个县城，哪里还会有那么高收入的岗位？退一万步，就算有好单位，你出来这么多年了，当地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怎么轮得到你？”
东莞产业工人的数量，高峰时期稳定在500万人左右，而孙展这样的高技能人才不到15%。留下去干到60岁或许是不错的选择，但孩子没人管、老人也需要照顾，孙展面临选择：“一直没在东莞买房，开始时是不懂，等有概念的时候，房价是8000元一平米，也买不起了。所以也谈不上遗憾。我早就用打工收入在老家宅基地建了三层小楼，手里也有一些存款，回去是迟早的事情。”
“有些人天天是危机”
曾在深圳工作多年、目前回到河南郑州，在混凝土行业子承父业的一位年轻企业家告诉美国之音，二三线内地城市的中年综合症少很多：“在北上广深，也加上长三角、珠三角不少城市，很多从业者都是外乡人，虽说现在落户相对简单了，但房价太贵，多数人最后会返乡。而河南郑州、洛阳这样的二三线城市，工人基本上都是本地人，三四十岁的很多，早上一碗羊肉汤10块钱、或者吃碗胡辣汤4块钱，中午就在单位食堂吃，象征性地出个几块钱，所以一个月虽然拿三四千块，日子也还是很滋润。”
这位企业家表示：“人在职场干到中年，是不是有危机，除了地域，当然也要看行业。IT或者纯粹用脑的行业，年龄大一点后比较烧脑。但在我们这样的行业，不管你是做生产、营销还是研发，经验累积起来了、一个一个项目办成了，三四十岁其实都不是问题，反而更受欢迎。包括生产一线的工人，现在很多是机械作业，身体不太差都能应付。”
谈到经济不景气对员工的影响，这位企业家介绍：“我们能挺住，员工就能挺住。三年新冠疫情，我们生意受到影响，但也没有出现裁员的情况，一直都是100多人的规模。房地产市场不好对我们当然不利，我父亲给到的思路是，销售团队多跑项目，研发团队增加产品附加值着眼中长远，目前总体稳定。我们和员工是一体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会把员工照顾到，比如说哪个部门下了班聚餐喝酒，牵头的都可以去办公室免费拿几支酒。”
这位30岁出头的企业家告诉美国之音：“我不知道中共官方公布的就业率、失业率是真是假。但我想说的是，职场人要是天天看老板不顺眼，干工作挑三拣四，那你天天是危机，根本不用等到4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