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爆发群体抗争事件逐年飙升，从一年几千起、几万起，到现在至少10几万起，统计推估，中国现在平均每天会发生快500起抗议事件，因此，学者认为，类似白纸运动的大规模抗争，随时都可能再次上演。
30年间抗争数飙升20倍征地拆迁冲突最多
在中国发生白纸运动后，国际间更加关注中国社会的纷乱，但统计显示，中国的群体抗议事件量，在30年间持续上升。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副教授柳金财指出，相关事件在1993年有8,700起，隔年就达到1万起，2003年来到6万起，2009年超过9万起；在《2013年蓝皮书》则提到，中国每年群体性事件可能多达10几万起。
柳金财说，2014到2016年应是中国社会抗争程度明显高峰之际，后来随著党国机器对信息控制变得更加严格和封闭，各界从2019年起，也较难再搜集到维权相关新闻，但因当前中国经济与社会乱象持续扩张，冲突事件更为频繁，一般推估，每年发生的群体事件将高达18万起，相当于平均每天至少发生493起抗争事件。
统计分析，这些群体性抗争事件的形成原因，以征地拆迁冲突、环境污染冲突，及劳动争议为主，其中，有近半数都和征地拆迁有关，比例最高。柳金财：‘(原音)涉及到征地拆迁引发的抗争高达50%左右，环污跟劳动权益将近30%，可以说中国整个社会的风险、社会的抗争，从农村转向城镇。’
压制人民比对抗境外势力还狠
柳金财指出，中共的维稳费在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比逐年提高，甚至数十年来都高于军事费用，透过压制公众维权抗争事件，维持中国社会及党国体制的稳定，显示党国面临国内外安全风险，必须编列巨额国防费及维稳费来监控公众，但在这样的独裁统治下，引发更大的社会冲突，显然“人民内部矛盾”比“敌我外部矛盾”还要强烈。
中国社会每天平均至少发生约500起群体抗议事件。(央广资料照)
柳金财：‘(原音)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维持内部的秩序稳定花的钱，比对付境外敌对势力还要高，所以用一句中国大陆常说的说法叫“人民内部的矛盾高于敌我之间的矛盾”，所以中国大陆是一个风险社会。’
他也提到，疫情期间，中国社会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社区管制权力无限扩张，激化公众与地方政府间的冲突，当局通常会处罚带头示威者，但参与者未必人人都会被判刑，而在如此严厉镇压下，社会抗议仍不时发生，代表已经不只个别企业或官员贪腐问题，而是整个政治和社会制度的问题。
防范非政治性抗议变调习近平忧“颜色革命”
柳金财说，中国的群体性抗争关于政治异议行动较少，会让公众产生相对剥夺感而愤怒的社会抗争较多，但基于当时在白纸运动，有群众已经指向“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的政治诉求，也让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严加防范非政治性抗议会转变为政治性运动的情况，避免出现“颜色革命”。
柳金财：‘(原音)习近平在政治局开会的时候，特别讲到说要防范跟化解政治风险，尤其及时消除各种政治的隐患，防止非政治性的风险化为政治上的风险，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如果转变为政治性的，可能这个矛头就是指向习近平个人，还有中共本身的党国体制。’
预期抗争有增无减续航力不高
柳金财分析，外界目前对于中国社会情势，存在截然不同的对立观点，有些人认为，中国今年有发生民变或政变的可能性，但也有一部分的人觉得，中国社会大部分的抗议都非常分散，当局也致力避免抗议事件跨区发生或跨种族连结，因此，几乎不太可能会发生足以动摇党国统治合法性基础的动乱。
他表示，中国的抗议事件确实具有几项特性，包括整体上规模不断扩大，可是少有跨阶级、跨议题、跨区域的串联抗争，而抗争主题多为社会弱势权益、争取生存权，对象大多针对地方政府，但抗争团体缺乏组织，难以持续抗争，主要动机是基于追求经济利益，而非怀抱政治改革动机。
柳金财评估，将来类似白纸运动的大规模柔性抗争，仍可能会发生，非法集资引发存户抗争的金融事件，及工人的集体抗争运动也将有增无减，中共若不主动改革政治体制，而是持续压制人民的民主化诉求，政权将无法永续。
